章太炎这样说过：“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强敌。宗棠又能将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则上度皇甫规、（皇甫）嵩，下不失为王铎、郑畋，命以英雄诚不虚。”章太炎以英雄称许左宗棠，所比拟的历史人物却只是平定叔孙无忌乱党的东汉名将皇甫规、诛灭董卓宗族的东汉末期名将皇甫嵩、围剿黄巢起义军的唐末诸道行营都统王铎、大破黄巢起义军的唐末凤翔陇右节度使郑畋，这恐怕难满左宗棠之意。须知，左公从年轻时就自视为诸葛亮后身，岂肯降低咖位。

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左宗棠以逆天的胆魄和烧脑的谋略脱颖而出，在军政两界，其天才表现均刷新了观众的认知高度。这位实力派奇人，若放在和平岁月，只能走父辈的老路，做课童的塾师，无法锥处囊中，定被蒿莱埋没。时空转换了，世界大不同，他倜傥轩昂，豪迈英果，俯视一世，推倒群雄，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撑起风雨飘摇的百年家国。盛名有了，他如何看待？

“毁誉不足道，功名不足道，能尽吾心力以善吾事，斯可矣。”

“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无愧于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称之美不美，何足计较！”

“时俗毁誉，最不足凭，亦正无须介意。我辈只争此事不错，此心无他，便自浩浩落落。外间说好说歹，听其自起自灭可耳。”

满世界的围观者都以为左宗棠珍视名誉仅次于生命，殊不料他给所有猜想家兜头浇下一桶冰水。说来有趣，同治元年（1862）十月初，曾国藩致书在金陵前线负伤的湘军大将、胞弟曾国荃，也说过类似的话：“吾兄弟拼命报国，然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大臣大将积功积劳，久则实至名归，这样的美名十分牢靠，诋毁者也推它不倒。

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七十四岁，去世前一个多月，应武将侯名贵（字桂舲）的请求，为其《疏勒望云图》题咏七古一首，开笔即吐壮句：“男儿有志在四方，欲求亲显须名扬。自来尽忠难尽孝，征人有母不遑将。”豪情匝地，壮气摩空，至其暮晚而不衰。何为“志能帅气”？此之谓也。钱萼孙评左公诗：“如龙城飞将，豪气凌云。”诚不谬也。但“须名扬”三字与旧调显有区别。

李鸿章说左宗棠“近名而多意气”。没错，左公一生好轻视人，所至必更张。他莅任闽浙总督，则谓“闽中吏事、兵事败坏莫支，环顾九州，鲜有其比……司道无能任事者，知府中仅有两人称职，余皆庸猥不堪”；他剿捻过山西，则谓“晋虽完善，吏事、军事、民风窳败已极，非大更张不可”；他追捻至直隶，则谓“直省吏事、军事全无可观”；他平乱至甘肃，则谓“此间公务废弛，自设行省以来，因陋就简，驯至于今，则并其简陋而亡之矣”，对前任杨岳斌、穆图善颇致不满；他莅任两江总督，则谓“江南克复廿年，而城邑萧条，田野不辟，劫窃之案频闻……较四十余年前光景，判若霄壤”，在肯定陶澍治绩的同时，他苛责曾国藩之后数任两江总督。他强行恢复淮盐引额，上不直于朝廷，中不谅于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下不满于盐商，力排众议，独负勇名，就连好友彭玉麟也对此不以为然，批评他“求效太急，不免为奸巧小人所累”。

王柏心堪称不可多得的益友和诤友，他推崇左宗棠为“中兴以来奇才第一”，并且规谏左公“自兹以往，勋益盛而心益下，望益峻而量益闳，毣毣忠勤，始终无懈”。其心未下而其量欠闳，左宗棠的短板恰恰在此，王柏心赠人以言，爱人以德，堪称彬彬君子。

左宗棠从未像曾国藩那样与完人、圣人的美誉挂过钩，奇人、异人、强人、猛人、狠人、暴人之类褒贬参半的标签则与之结下不解之缘。这说明什么？曾国藩以德业取胜，左宗棠以功业见长，他们的着力点明显不同，但他们做出的实绩异常醒目。有人以“左氏浮夸”来讽刺左宗棠，有人以“悻悻争名”来贬低左宗棠，效果适得其反，原因就在于左公的盛名并非立于流沙一般的毁誉之中，而是立于磐石一般的功业之上。左公喜欢骂人，实亦不惧人骂，别人越被骂越心虚，而他越被骂越胆壮，骂不倒的人才立得住。

左宗棠好强好胜，岂会像道家列御寇那样漠视人间英名？立德于乱世，其表现容或有可议之处；立名于青史，立功于绝域，其成绩均为高分，就算将他的敌手、冤家、仇人全部请来，团团而坐，放胆挑剔和吹求，他的加分项目仍旧多于扣分项目。

实至名归，名不虚立。行成功满，功不唐捐。左宗棠幸矣！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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