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３年初，日军侵占了热河，兵锋直指长城各关隘。同年五月，中日双方于塘沽签署停战协议，南京国民政府将察哈尔北部与河北东部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日本，此举无疑是变相承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及热河的侵占。没过多久，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便建立伪华北政府，蓄意逐步侵吞中原。

塘沽的这次议和，让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爆发，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抓住这一机遇，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反蒋活动。

６月４日，傅觉民向杨爱源汇报了西南地区的情况：

“塘沽签字丧权太甚，西南倒蒋，更为积极。惟对出兵事，须另定办法。” 在日军于热河一带进行军事活动期间，两广及福建政府曾先后组织西南联军，以十九路军抗日名将蔡廷锴为联军指挥，驰援热河。然而，在西南联军开拔的前夕，蒋介石终止了这一军事行动，以至于，联军在湖南折返。傅觉民电话中所说的“出兵事”，说的就是西南地区正在筹划反蒋活动。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内部的反蒋行动中，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具备实行精神的便是冯玉祥。在塘沽议和之前，冯玉祥就已在胡汉民的拥护下，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打算借助这支军事力量抗击日寇。

西南派对冯玉祥之举表示全力支持，愿意成为冯玉祥部的后盾。在塘沽议和结束后，李宗仁，陈铭枢、蒋光鼐三人齐聚广州，就反蒋抗日事宜进行磋商，并拟定了初步意见。仅三天后，胡汉民便联系到阎锡山，希望阎锡山能够给西南派一个答复，以各种形式支援冯玉祥。

“焕公崛起，请公就近援应，并号召各方，与之一致，无使受各个击破，是所切祷!闽、桂、粤诸处，人已齐集广州，商讨蒋计划。乞示我周行，无任远盼。” 不过，西南派的内部情况却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简单。西南派成员在反蒋抗日事宜上虽然能够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员之间不存在矛盾。傅觉民将这份电报发送到山西之时，特别指出一些在野的西南派与胡汉民“主张仍不能完全一致，故一时仍不易有开展作法”。

正因为西南派内部展现出来的复杂性，让阎锡山一时无法拿定主意，于是，便保持观望的态度。

在此之前，蒋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就十分复杂。

当时的国内局面十分严峻，日寇的侵略已经直接威胁到华北、华东地区诸实力派的利益。倘若再不抗日，这些实力派便要成为首先被殃及的池鱼，所以各派系都有投身抗日反蒋的意向。

同年五月，华北地区的各实力派来到天津召开会议，韩复榘所派出的代表表示，将要通过致电的方式“数蒋误国之罪”，并承诺与西南派步调一致。

韩复榘所给出的方案是，联署由阎锡山牵头，倘若，阎锡山仍有顾及，那么，便由杨爱源来主持大局。倘若，杨爱源也不方便领衔，那么，就只能由山西方面“尽力援助”。

殊不知，阎锡山在山西一带经营多年，早已成为奸猾的老狐狸。此时的阎锡山虽碍于自身利益的缘故，与蒋介石之间有诸多矛盾。但在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已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反蒋。让他主动站出来再次“领衔”，是万万不可能的。

冯玉祥于察哈尔起事后，在舆论掀起了轩然大波，南北派受此影响，都想要做出一些实际行动。西南方面的胡汉民，开始筹备与南京分庭抗礼的地方政府，并组建西南联军。北方的梁冠英等拥立了鹿钟麟，准备发兵武汉，与西南联军合为一路。

值此之际，傅觉民向杨爱源致电称：

(一)西南出兵刻下积极进行，俟将来到达相当地方时，剿共、倒蒋即双管齐下。(二) 冯玉祥就职多日，大家认清已无良好办法，但甚望他能支持下去，以待时局之变化。(三) 梁冠英、张印相、上官云相等均有代表往返相商，俟西南出兵到湘，即拥戴鹿瑞伯(钟麟)进占武汉。 胡汉民虽然开始在西南一带成立新政府，但这一计划却胎死腹中，未能顺利实行。究其原因，同年７月１０日西南方面曾向傅觉民说明内情：

“此间讨蒋，本已一致，只因军事、财政略有困难，故军事当局稍有踌躇，现已积极促开新局。” 不过显然，“财政困难”、“军事困难”这样的说辞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所以，在西南方面致电傅觉民后的第二天，又以一封新的电报补充情况：

“此间剿共，因相持千余里，未能一时将军队抽回，加以金银价本年起落太钜，金融发生恐慌，遂致未能即时成立政府，宣布讨蒋。倘今后剿共仍成相持之局，将来即由闽、桂出师，湘、浙原定计划决不变更，请促各方一致奋起。千夫所指之蒋，决无不倒之理也。” 种种迹象表明，西南派的陈济棠态度暧昧，所以才让胡汉民打了退堂鼓。陈济棠被夹在蒋介石、胡汉民这两支政治力量中间，迟迟无法做出决策。陈济棠既接受了蒋介石“剿共”的命令，又拥护胡汉民等人抗日反蒋的号召。因此，电报中出现的军事、财政问题，实为陈济棠对中国工农红军开战所致。在这种背景下，胡汉民这才将希望寄托在广西、福建方面。

不过，正所谓世事无常，西南派相继给华北方面发送了两则坏消息后，胡汉民又突然命人前往天津，给华北实力派带来了一系列好消息。得益于胡汉民的调停，陈济棠终于坚定了抗日的态度。不光如此，陈济棠还表示欢迎胡汉民来粤组建政府。对于反蒋抗日的诸多实力派而言，这个消息无疑是激动人心的。７月２１日，傅觉民将这一大好消息汇报给杨爱源：

“关于倒蒋抗日，伯南与真如、任潮、德邻素来主张缓急不同，因胡汉民之从中调处，近已完全一致。伯南昨已派林翼中来港，谒汉民表示决心，欢迎汉民入粤，主持大计。胡汉民等主张于最近期间组织政府，陈济棠表示唯命是听。据来人言，西南政府不久即可组织，胡汉民不久即可入粤主持一切。” 一时间，各个实力派反蒋抗日的热情被调动起来，韩复榘下定决心，他承诺只要西南地区能够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他便义无反顾地进行相应。对此，胡汉民等人相继表示“正积极筹备”。经过了五天的准备之后，胡汉民将情况汇报给杨爱源，表示一切已准备停当。

然而，接踵而至的好消息刚刚让众人心情振奋，紧接着便是一头冷水浇到各实力派头上。

仅几天过后，西南方面便又电报各方：

“大计已定，不日发动，但因陈济棠一人关系，至今仍不能有所表现。”

既是“大计已定”，为什么迟迟不能按部就班地行动起来呢？

这次西南方面给出的解释非常明白，问题依旧出在陈济棠身上，他的态度再次发生转折，以至于，影响了国内的反蒋抗日事业。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济棠的态度可谓相当暧昧。有时他向外界展现出来的，是一名忠诚的反蒋分子；有时他又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站在抗日反蒋的对立面。陈济棠一边以打太极的方式变相要挟胡汉民，对蒋介石保持着暧昧态度；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投身到反蒋抗日的事业中，生怕胡汉民会后来居上颠覆他的地位。

对于陈济棠的态度，还要数李宗仁的分析最中肯。陈济棠的地盘在广东，已是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即“岭南之主”。倘若，胡汉民等人在粤组织政府，那么一些元老肯定会前往广东。对于陈济棠而言，无疑会丧失一家独大的威慑力。所以，陈济棠始终不肯表明态度，像墙头草一般游离不定。

西南方面的兵力，是抗日反蒋的重中之重。既然西南派没有办法立即发兵北上，那么，包括华北在内的一众实力派自然不敢牵头，亦保持观望态度。这些军阀都是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除了冯玉祥等人具备爱国思想之外，绝大多数军阀的政治主张都相当暧昧。

对于雄踞一方的他们来说，能够保全自身利益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割据。只要能确定自己“某某之主”的地位，不论是反蒋还是拥蒋都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抗日或亲日，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军阀能做出怎样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形势能否影响到他们的地位和利益。

在时局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冯玉祥因独木难支，被迫放弃察哈尔省的大权，回到了山东隐居。在冯玉祥隐退以后，华北地区的实力派纷纷沉寂，无人再牵头举事了。

参考资料：

【《１９３３的反蒋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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