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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周公东征的困难

文｜郭晔旻

殷地既定，周公趁胜推进到“东夷”地区。“东夷”之中，以奄与薄姑最强。这两个怂恿武庚作乱的东夷大国分别立国于泰山南北。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境之内。奄则又称商奄，都于今天的山东曲阜。这里本为商王南庚和阳甲的旧都，甲骨文中就有“（商）王入于奄”的记载，因而奄君和民众与商王朝关系密切，自然就成了武庚叛乱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周师的进攻进行了顽强抵抗。

周公先灭薄姑，然后伐奄。奄人动用大象与前来征讨的周军作战，致使周军难以应付，战士都砍破了战斧。经过苦战，周军才击败奄军，更为泄愤而“践奄”。古人解释，“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也就是说，周军不仅杀死奄君，还要将其全家没为奴隶，毁坏其宫殿，再在原址上挖一个大池塘，从地面上铲除象征奄国存在的标志物。

《纳册金縢》

战事发展到此止，已经过去差不多三年时间。《尚书大传》总结，“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即第一年就制止住了叛乱蔓延、扩大的势头，基本控制了局面，第二年平定武庚与“三监”，第三年平定了以奄为代表的东夷诸国之乱。

当然，从《诗经》的记载看，在最后对奄国作战时，周军战士在奄军顽强抵抗面前拼死冲杀才取得胜利，但思乡和厌战情绪也浮出水面。他们在《诗经·豳风·东山》唱出，到东山打仗已三年，久久不能回家园（“我徂东山，慆慆不归”）；又在《诗经·豳风·破斧》中说，周公东征威名远扬，可我们吃尽苦头，总算死里逃生（“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这反映出东征大军践奄后的气势大大低落，厌战情绪在战士们中间泛滥，战斗力已和克殷时的军威高涨不可同日而语。明智如周公，当然懂得“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的道理。因此在周师攻取了薄姑、商奄之地后，东征便宣告结束了。

周公东征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战后措施有哪些？

踏破璀璨的历史长空，瞭望星辉里斑驳的流光闪烁，千年的风霜，冻结了多少英雄传说，那古今横贯的天地长线，串联着生命最初的力量，带给人惊奇，带给人追忆，那历史的浩繁画卷，是永不老去的心灵天宇!

周公东征发生的时间：周公见叛乱扩大，情势严重，深感“邦之安危，惟兹东土”，乃决定亲率大军东征，一面作《大诰》以诛叛之义，昭告天下，呼吁各地诸侯兴兵讨逆。

周公东征发生的时间

据史载周公东征三年(成王一至三年，公元前1115年~前1113年)始将叛乱扑灭。至征讨情形，因史料缺乏难以详考，但由于叛乱范围之广大，与作战时期之长，可证此一东征乃颇为艰苦之斗争，与武王伐纣时一鼓作气即告胜利结束者，大不相同。

在周公东征期间，留守镐京负责处理后方政务者，为召公奭，故《史记?燕召公世家》有“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之记载。

战后措施?周公居东三年，虽已将殷族叛乱敉平，但以殷商六百余年来，在中原增殖发展，人口众多，分布范围广大，尤其山东及徐淮各地，均为夷族聚居之所，潜力尚强。其如何加以镇抚与消灭乱源，以及如何使中原安定，为当时周公最主要之课题。周公乃依据当时之政治情势，与根据武王指示之遗策，陆续作下列诸措施：

(一)以殷都及畿辅之地，封文王少子康叔，国号曰卫，都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以镇抚该区之殷人。

(二)封纣之庶兄微子启于宋，以存殷祀，使安抚商丘一带之殷民。

(三)封周公之子伯禽于奄，国号曰鲁，都于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县)，封太公(或说太公之子丁公)于齐，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县)，分别镇抚该区内殷民。此两地均为殷商在东方之重要根据地，即所谓“少皞之墟”，故特使太公与周公之子屯兵镇抚之。

(四)封武王子叔虞于唐，国号曰晋，都于今之山西省翼城县(后迁曲沃)。封叔度之后于蔡，都于今河南省之上蔡县。前者为有夏之墟，可由黄河以北通达殷卫，后者在宋之南侧，可与齐鲁相呼应，对商丘形成包围之态势。

(五)营东都于洛邑，称为“成周”，以为连络中原新封诸侯之政治中心。并将殷畿内顽民迁至此地，以分散其势力。

以上各项措施，实即执行武王之国防遗策。其主要之着眼，其一在隔离分散殷人之势力，并分封得力宗亲于重要地点屯兵驻守之。其二为经营东都洛邑，以为指挥东方诸侯与连络之中心。此两种处置，实为当时国防军事上正确之处，亦正显示周公军事识见之卓越。在上项措施下，山东、河北及河南之殷民，已分为鲁、卫、宋、洛邑四大部分，其中除宋系由殷裔微子统治外，其余均由周人直接统辖。鲁得殷民六族，卫得殷民七族，殷畿顽民则另迁洛邑管制。洛邑既成，则为镇抚中原之中心，周室在中原之势力乃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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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东征方鼎

　　周公东征方鼎为西周早期凤鸟纹方鼎，是西周早期较为罕见的一件青铜器，通高26.8厘米，器高21.4厘米，口径21.1厘米×16厘米。长方形，立耳，直口，方唇，腹壁较直，平底，柱足较高。

　　1927年，周公东征方鼎被党玉琨（又名党毓坤，绰号党拐子）从陕西宝鸡戴家湾盗掘，不久便流入美国，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党玉琨当年在宝鸡戴家湾盗掘古墓时，日用民工千余人，持续时间半年之久，规模空前，对文物的破坏严重。

　　周公东征方鼎最早著录于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书中记作“凤翔秦文公墓出土”。柯昌济《金文分域编》又以为是宝鸡出土。因器主名释读不了，一般以※号代替，记为《※方鼎》。又因铭文内容有伐“丰白”字样，故又名丰白鼎，也读为爯鼎、爯方鼎。20世纪40年代，陈梦家在美国见到了这件鼎，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注明是党玉琨在凤翔西40里的灵山盗掘出土，按照铭文内容将其命名“周公东征方鼎”，后学者引述时多依此命名该鼎。

　　根据陈梦家的笔记，宝鸡学者高次若、刘明科、王光永又作了深入调查，根据当时参加盗掘并担任记录的马午樵和杨紫梁的记录本，周公东征方鼎出自第十五号墓。这座墓不仅有墓道，还有壁画，在周墓中实属罕见。

　　200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王学理从美国传回了周公东征方鼎照片和铭文拓本图片，引发了国内诸多学者和考古爱好者的研究热情，纷纷对其铭文做了释读和研究，其中不乏独到见解者，很有参考价值。但学术界对铭文中的器主是何人，涉及的丰白、薄古等地名封国何处，器主与周公的关系，铭文中的周庙在何处等问题，都没有确凿的定论。

　　此鼎形制和花纹特异，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装饰设计上别开生面，巧妙地将纹饰与造型相结合，四壁均采用相背的大而醒目的长冠垂尾凤鸟为主题花纹，运用高浮雕手法布满壁面，相邻的两只凤鸟头部重合于四角，勾喙突出器外，形成扉棱，表现出立体效果，四足也塑造成扁体尖喙长冠凤鸟状，鸟喙亦伸出器外，与器壁的扉棱呼应。通体还以细雷纹填底，华贵富丽，十分美观。

　　在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上，凤鸟纹不但数量大，种类也增多了，有长冠凤鸟、弯角凤鸟和多齿冠凤鸟等各种各样的凤鸟纹，尤其是形体庞大、构图华丽的大凤鸟占据了器物的主要部位，成为主题花纹。这种以凤鸟装饰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特别盛行于穆王、共王之世。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马承源认为，它与“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国语·周语上》）的传说有关。鸑鷟为古书上说的一种水鸟，亦即凤凰的别称。凤凰在古代人们心目中是吉祥之鸟，它既是风神，又是传达天命的使者。周人以善于经营农业著称，把凤凰当作自己的保护神和天使加以崇拜，并绘铸在青铜礼器上，当是情理之中的事。张懋镕认为，宝鸡戴家湾一带很可能是这种凤鸟纹铜器的原产地。

　　鼎内有铭文5行35字，铭文半在器壁，半在器底，除第4行末3字在器底外，其余各行末2字均在器底。铭文大意为：周公远征东方，讨伐作乱的东夷、丰白、薄古，胜利后不久，周公被祈亨（享）于周庙。在戊辰这一天，大家畅饮秦地产的美酒以欢庆东伐胜利和周公被祈亨于周庙的喜悦。当时，周公赏赐给载贝百朋，用于制作此宝鼎。

　　关于周公东征方鼎的制作时代，陈梦家认为是成王时器，唐兰认为作于周公摄政四年，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定为成王时标准器。

　　“爯”字从爪，从冉，是用手举起箕畚之类编织物的会意字，本义为举。张懋镕认为，西周早期，“爯”字下端的“人”部向两侧延伸很长，但到了晚期则变得很短。爯盨中“爯”写法特殊，有可能是错范导致。“爯”字唐兰读“再”音，认为与“载”通，爯可能是冉季载。

　　西周金文中名为“爯”者有数个，早期见于爯爵、爯罍、爯鬲，中期见于倗伯爯簋、应侯爯盨、爯盨，晚期见于荣有司爯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