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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真的是流氓吗？

探讨：汉高祖刘邦真的是流氓吗？

大汉缔造者刘邦的“流氓”标签，是什么时候、什么人给贴上去的，已经难以考证。在一些历史方面的文字里，经常有“刘邦是流氓”的说法；听到别人谈论汉史提到刘邦时，也经常会有如是说：“哦，刘邦，那个流氓成了皇帝。”

刘邦和他的战友们

为什么人们会给刘邦贴上这个尴尬的标签，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总结起来，我觉得大概应该是出于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戏谑的心态，首先，刘邦不是个严肃刻板的人，有时，因为要施权谋能端住；有时，在社会交往中态度随意，甚至不庄重，不是那种能装大尾巴鹰的主儿。往积极方面说，是能跟广大人民群众及下属打成一片，平易近人没有高高在上的丑态；另一方面的理解，就是有些没上级的样子，有时表现得过于平民化，跟下属们也没大没小的开玩笑。后人因为刘邦的玩笑过多，对他也就持有一种玩笑的态度。反正刘老大也不在了，戏弄一下也不会惹祸上身；就是刘老大在世，听到了，顶多也就是骂上两句或踹上两脚，可能还没有招猫逗狗惹的麻烦大。

第二种，批判、批评的心态，持这种声色俱厉批判态度的人，大多应该是一些思想观念正统，行为方正的“道学家”。至少表面是这样的，至于他们是否道貌岸然，是否干过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勾当，那就是未知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见不得一次坐立举止不端庄，听不得一次说话带脏字。而刘邦行的不端，坐的不正的时候有很多。所以，被“圣贤”们拉出来示众，冠以“流氓”的美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种，赚取噱头的心态，帝王的题材，加上“流氓”的标签，自然可以博来眼球。相反，如果去描述一位帝王，给他贴上正面的标签，诸如什么“勤政、爱民、仁孝、聪慧”等等，人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略显寡味平淡了。相反的，如果一个帝王的关键词是“残暴、荒淫、嗜血、昏聩”等等，也会让人觉得毫不意外。而一位帝王，是如何的“流氓”，显然能抚摁到人们的兴趣点。

两千多年来，刘邦之所以受后人的诟病，大致是因为他的一些行为有些令人侧目、甚至哂笑。那么，让我们解读一下，刘邦的那些“流氓”行为。

第一点，不从事劳动生产，整天呼朋引类，东溜西窜。尽管家里有田地，但成年后的刘邦从来不去田间劳作，寡居的大嫂觉得刘邦是家里的累赘，气得跟刘邦及老爷子分了家，眼不见心不烦。

在封建社会里，都是大家庭一起生活，在大家庭中出现分家另过日子的成员，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刘邦的大嫂如果不是对刘邦忍无可忍，是不敢做如此主张的；刘太公，即刘邦的老父亲，如果不是因为刘邦的原因，觉得愧对大儿媳妇，是不会同意分家的。

家，虽然分了，但大嫂大劫难逃！刘邦不但经常自己去大嫂家蹭吃蹭喝，还吆五喝六地带朋友们去蹭饭，弄得大嫂不胜其烦！最后，刘邦大嫂，在烦闷中迸发出劳动妇女智慧的火花，成功地将刘邦阻击于家门之外。

如果是无业而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为非作歹，就会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流氓，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刘邦算是个有公职的人，他的职务是“泗上亭长”，属于秦王朝最基层的，介于农民与公务员之间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方圆十里左右司法治安方面的工作，要经常操作处理农村基层的工作。

刘邦曾经带辖区的民工去咸阳服徭役，亲眼目睹秦始皇出行的仪仗队，先是羡慕，继而神往，激起雄心壮志；在芒砀山起义，是他又一次带队去服徭役的中途。

所以说，刘邦不做其他方面的持家经营，也是可以理解的。话说回来，如果刘邦老实巴交，一心扑在农业生产上，以多种地多产粮为人生最高理想，那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庄稼汉，日后也不会成就什么帝王之业。

大汉首任相国萧何，以及汝阴侯夏侯婴、舞阳侯樊哙、骑兵司令灌婴、长安侯卢绾等，跟着刘邦打天下闹革命的战友们，都是刘邦没有造反时的好朋友。交朋友，必有交游，在一起吃吃喝喝打打闹闹，也是人间常态，没有弟兄们的支持，也难以取得造反事业的成功。

萧何月下追韩信

第二点，在酒馆喝酒不付账。刘邦的家庭住址，在江苏省沛县丰乡（丰乡在刘邦做皇帝以后，升级为丰县）的阳里，他家附近，有两家女性老板经营的酒馆。两位女老板一位姓王，称为王媪；一位姓武，称为武负。“媪”与“负”都是老年妇女的意思，但这两位女老板年纪应该不太老迈，称她们“媪”与“负”，只是对女性朋友的一种尊重吧。刘邦是这两家酒馆的常客，甚至有以酒馆为家的味道：喝大了就躺在酒馆睡觉。刘邦在酒馆酒没少喝，却从来没有买过单，都是记账打白条。

其实，无论是社会大哥，还是政府官吏，吃饭喝酒打白条，都是常见的，但这也确实不是什么体面的行为。不管是谁，如果打了白条赖着不还账，也就真的与流氓行为无异了！

刘邦同志虽然从不还账，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他很无耻，因为两家酒馆的女老板从不向他索要，并且会自行销毁刘邦的欠账记录。司马迁在记录往事的同时也做出了说明：一是因为在刘邦醉后睡在酒馆时，身上隐约有龙盘踞，酒馆女老板遂感惊诧与景仰；二是每次刘邦来喝酒时，酒馆生意就会兴隆起来，营业额直线上升。所以，两位女老板一直免费供刘邦同志吃喝。

醉酒后的刘邦同志，是否会被真龙覆罩？不必讨论，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至于说刘邦来喝酒带动了酒馆的业务，这倒是完全有可能的。

《史记·高祖本纪》对刘邦同志有这样的描述：‘隆准而龙颜，美须髯。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一个阳光仁爱、外向洒脱的刘邦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司马迁也揭发了刘邦好酒好色。

这样乐善好施、朋友众多、自带喜感的刘邦，一则会与酒馆女老板关系处得热火朝天，二则能为酒馆拉来顾客，提升上座率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得到实惠的酒馆老板，自然也就不会计较刘邦的饭费了。

第三点，脸皮厚，做没羞没臊的事，没有任何顾忌。 可以佐证的有两个事例，都关乎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

其一，纳石奋之姐。刘邦在攻打项羽时，路过河内郡，

负责伺候他的是河内郡的小干部石奋，看到石奋非常谨慎规矩，刘邦对石奋顿生好感。就跟他聊了起来：“你家还有什么人哪？”

石奋回答：“家里有老母亲，双目失明了，生活比较困难！”

“还有什么人呢？”刘邦又问。

“还有个姐姐，她会弹琴。”石奋回答。

“那就把她送过来吧！”刘邦同志毫不掩饰顿起的欲望，为了方便快捷，也没托媒人、测测八字合不合什么的，直接就下了命令。

“你以后就跟着我了！”刘邦也收下了石奋。

刘邦同志通过联姻方式，不但改善了石奋家的经济状况，还改变了石奋及其子孙的人生命运。

其二，受张敖之妾。张敖是刘邦和吕后的姑爷儿、鲁元公主的丈夫，袭承了他爸张耳的赵王爵位。

刘邦统兵征讨河北北部的乱军，班师时到了女婿那里。对于自家的娇客，刘邦极为鄙视，呼来喝去，非责即骂，吓得张敖站也不是，跪也不是，左右为难。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张敖急中生智，把经自己的小妾赵美人奉献给了老丈人，这是一个为刘邦同志量身定制的方法，赵王张敖以此摆脱了困境。刘邦走后，赵美人没有被张敖回收，他不敢，因为美人怀了刘邦的孩子。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张敖很窝囊，刘邦很荒唐，赵美人毕竟算是晚辈。不过，刘邦同志并没有使用放刁撒沷等下流手段，去强占别人的女人。 如过度地以今天的伦理道德观念去批判古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个时代的人和那个时代的事，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第四点，经常骂人，语言不美。其实刘邦不但爱骂人，而且还经常欺负人。在他做亭长的时候，对他的同事们就随便捏咕。但是刘邦的欺负，是有前提的，司马迁用了“狎侮”两个字概括了刘邦的不羁行径。“狎”是前提，也就是亲热而不庄重，“侮”也就是发生欺负的行为。刘邦他跟朋友同事们关系都很“铁”很“磁”，是达到了可以一起扯淡胡闹、撕袍捋带开玩笑的那种程度。在沛县工作夏侯婴，就曾经与刘邦动手开玩笑，被刘邦“侮”得受了伤。

刘邦同志文化程度不高，知识水平有限，又长期在乡村基层混事儿，无论是遇到生气着急的事，还是舒心兴奋的事，在口头表达上难免粗糙一些，这也正说明刘邦有率真的性格 ，绝非扭捏作态之流。如果刘邦整天“温良谦恭让”或是“之乎者也亦焉哉”，不要说造反大业干不成功，就是最初的“亭长”工作也可能中途被下岗。

史书比较清晰地记载刘邦骂人有三次。

第一次：大骂项羽。两军对阵时，刘邦与项羽语言沟通，但沟通效果极差，项羽打手势下命令，其部下向刘邦射出了暗箭，刘邦中招，致使他形成贯穿伤，即从前胸射入穿透到后背。刘邦大骂项羽为“恶贼”。不要说刘邦受了重伤，就是欢蹦乱跳时，他也不敢去跟项羽单挑。刘邦同志很无奈，也只能骂几句疏散一下胸中的郁结之气。

第二次：怒骂韩信。汉军当时在鸿沟与项羽对峙，处境比较艰难。韩信率军在东线攻下了齐国，给刘邦打报告，要求任命他为代理齐王。刘邦接到报告后，大骂：“我这里仗打的这么艰苦，从早晨到天黑地盼他来帮忙，他娘的他却想自立为王。”骂完马上就要带兵去找韩信算账，当场就被张良给劝冷静了。韩信的请求任命报告，是试探刘邦的态度，同时，也挑战了刘邦的权威和底限。结合自身所处的不利态势，心明镜儿似的刘邦，不可能不恼怒，故有先骂而后欲收拾韩信的不明智念头。

刘邦与张良

第三次，对着医生大骂。公元前195年的夏季，刘邦同志病重，吕后为他请来了主治大夫，大夫望闻问切之后，吕后问“怎么样？”主治大夫回答“能治”。刘邦听后，完成了他生命中的绝骂：“我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提三尺剑，打下了江山。这不是上天的安排吗！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就是扁鹊来了能治好我吗！”叫骂之后，赏给主治大夫五十金。（金，指的是铜，当时的流通货币。五十金，是一笔不菲的赏金。）

主治大夫的态度或许是很勉强，刘邦那么有灵性的人，应该能感觉到自己病危了，已无治愈的可能，故而，那场绝骂，实际上是发了一阵感慨而已！

综合起来，我们看到，刘邦之于“流氓”，形似而神亦似，但实质上不是。刘邦同志只是性格外向，爱说爱笑，不拘束，不迂腐。就是跟看大门的老大爷，也能兴致勃勃搬脖子搂腰地聊上半天。看似缺心少肺，实则是有大格局，有心胸，故而能够成就帝王的大业。那些所谓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不足以把刘邦推到真正的“流氓”的行列里。

如果知道后人戏称他为“流氓”，以刘邦性格，能怎样面对呢？也许只是哈哈一笑，信口骂一句：他娘的，老子是流氓？老子就是流氓！

一个货真价实的流氓不可能成就帝王的伟业，一个脱颖而出的帝王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流氓。

（补充说明：在秦汉时，“流氓”一词的含义，应该是泛指四处流浪，无家可归无田可耕的人，类似于今天的“盲流”，即无明确目的四处讨生活的人民，造成他们流动的根源是社会状态。）

冯占宇原创作文

朱元璋的生辰八字有何不同？

古人特别讲究生辰八字，甚至还以生辰八字作为行事的标准。他们相信，一个人“命”好不好，已在出生那刻便有所注定。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也是少有的白手起家的平民皇帝，出身农家的他尝尽生活的心酸，当过乞丐，当过和尚，而最终却成为万人之上的天子，他的成功甚至连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他常常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玄学。

接下来，西秋风小编就和大家分享朱元璋生辰八字的相关故事。朱元璋得知存在生辰八字相同之人，欲招来杀掉，见面后却给予重赏

这就要从他还是和尚的时候说起，那时候因为战争，就算是出去讨饭也是讨不到了，那究竟应该留在寺中，还是出去外面闯一闯呢？这个问题把他难倒了，甚至难以入眠。

后来，他在佛像面前虔诚祈祷，许下了“去”的心愿，抖了抖手里的竹签，掉出了“不吉”之签，他再许了一个“留”的愿，而摇出的签仍旧是“不吉”。不论是去还是留，都是不吉的，佛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然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许了个“去凶”的愿，然后又摇了摇竹签，最后蹦出了“吉”字。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谓“去凶”，其实就是谋反。

最后，朱元璋下定决心，前往濠州加入郭子兴的队伍，开始了他传奇的逆袭之路。

从那以后，朱元璋总是把他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命好，觉得自己的生辰八字非常好，父母亲埋葬的地方好等等。

成为皇帝后，朱元璋非常谨慎小心，总是莫名担心，害怕有一个比自己命更好的人取代他，越想越害怕的他，甚至派人前往偷查百姓的户籍，就为了查出是否存在生辰八字相同之人。

果真经过一番调查，锦衣卫发现了一个同年同月同时出生的人，朱元璋对此十分好奇，“召至，欲杀之”，下令立即带此人入宫，想看看此人是否有帝王之貌。如果他气质非凡，就立即杀掉。

当这个人入宫后，朱元璋见了很高兴。因为那个人畏畏缩缩，谨言慎行，而且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于是朱元璋便没了杀意，问道：“你做何营生？”原来老人是养蜂的普通百姓。听完回答之后，还问其养了多少蜂，对方答曰：“共十三笼。”

听罢，朱元璋心情大好，哈哈大笑。

因为老人有13笼蜜蜂，而他有13个布政使司，“13个布政使司就是朕的蜜蜂笼啊！”念及此，朱元璋龙颜大悦，还继续和老人聊了一会儿，询问了老人的情况。

之后还给予了老人重大的赏赐，专门派人护送他回去。

不过，朱元璋行事还是太谨慎了，生辰八字并不可信，这只是人的主观思想、牵强附会的结果，如此战战兢兢，实在夸张。

你们觉得呢？朱元璋成功的玄学可信吗？

汉高祖刘邦家世身世考证

性格固然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在中国，一个人的家世和身世对一个人的事业却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陈胜、吴广起义，都要托扶苏和项燕之名，足见那时名份具有招牌效应。招牌小了就不能聚众，就难以成事。有人给刘邦编了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这个无害的谎言是用来惑众的，倒也无伤刘邦的大雅，但刘邦究竟出自哪门？ 细看秦末这个大舞台，登台的主角几乎全是六国时将相的子孙。

两千多年来，对刘邦的家世、尤其是他个人的身世，几乎无人去考证，只知侈谈他是个“无赖”。因此笔者在这事上颇下功夫，以扫两千年来的迷雾，还我汉家高祖以真面目。 其实，《汉书.高帝纪下》的末尾，是将刘邦的家世讲得很清楚的，《史记》也透露了他的身世，笔者并无发明。只是根据身世可通过传记来了解，家世是讲世代的传承关系，就必须看“谱牒”，“谱牒”就是“族谱”。

司马迁写《史记》时，由于职务关系能看到其它各国的“谱牒”，故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第一句就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因此根据“谱牒”他能写出若干部《世家》。 而皇室的族谱称为“御牒”，属“宗正”管，“宗正”是九卿之一，专管皇族的事务，姓刘的才能担任。 《史记》是司马迁的私人著作，偷偷写，他死后多年才由孙辈献出来。他能借工作之便看到其它的“谱牒”，可能无权也无由查看皇氏的“御牒”。《史记》和《汉书》作归纳总结而已。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作者的作品都是抒怀之作。太史公在历数前人的著述后，也讲明“……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报任安书） 。太史公坦承他是有所“郁结”的，由于“不得通其道”，才效左丘、孙子“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因此，凡涉及他的家世和悲怆的身世，他的情怀是悲凉而悲愤的，绝没有好心情！ 情怀中的难言之隐就称之为“情结”，太史公称为“郁结”。作者有一定的情结是难免之事，读者大多是能理解和谅解的。 由于司马迁对汉王朝有两大情结使他不能释怀，故两汉时期认为他的书有“怨言”，《史记》是列为“谤书”的，故在两汉时期他的书并不倡行，直到宋朝才开始刊印。 他对汉家的两大情结是什么呢？ —、汉武帝对他动了腐刑，他在《报任安书》中有近乎愤懑的抒发，其情至哀至切，有令人拍案之效，因此他对汉武帝极尽讥诮。《汉武本纪》中他不便直书，却在其它篇章中如《货殖列传》，就有不少挖苦之语。其实只要读一读《汉武本纪》就知道他的情怀了。 二、另一个情结由于十分隐蔽，往往使人难以觉察，这涉及到他的家世。 司马迁在《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谈到，他的六世祖是司马卯（=昂）。 这司马卯是何人？ 司马卯是张耳的部将，入关后项羽封为殷王，都朝歌。刘邦北定三秦后，曾“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史记-高祖本纪）刘邦将殷王灭了，并将其土改为河内郡。站在司马氏的角度，这可是“世仇”了。 不过司马迁又说，司马卯归顺了汉王，并随刘邦杀入了彭城。 （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汉之伐楚，卯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史记-太史公自序） 。彭城之战后，司马迁在谈及他六世祖司马卯的结局时，只用了一个字—“死”。 怎么死的？是战死的还是被刘邦杀死的？他一字不提，其中隐藏的情结自不言而喻。 这两件事自然构成了他对汉室“旧仇新恨”的情结。这情结的疙瘩只有通过著述才能“以舒其愤”。所以在他笔下的刘邦和刘彻，绝不会是好模样，故司马迁抑刘扬项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写秦汉之际这段历史的，他是唯一人，绝对的权威，后人只有顺着他写的去讲解，而且深信不疑地讲解。故两千年传下来，众叛亲离、只知烧杀的项羽反而形象高大，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刘邦反而委琐。这场遥远的大迷雾，至今还未散去。 书是人写的，人又是最狡猾的动物。太史公的确是写作高手，他并不直接攻讦，因此都认为他客观公正。史纪这种三流着作为何能广为留传，只有一个原因秦汉之际的史事一片空白，因为陆贾的《楚汉春秋》失传了。由于司马迁无缘看到刘氏的谱牒，对刘邦的家世和身世造成了重大的缺失，是一种遗憾，以致后人乌七八糟地乱说。

好在他们记事广泛，这里记一点，那里留一笔，我们就学考古者，细细审视，详加揣摩，仔细研读，合理推论，缺失的部份也就大致能拼凑出来了。例如刘邦的家世和身世，并无明载，但将《史记》和《汉书》的零星记载，经过考证是能整理出来的，这就填补了历史的大空白。 刘邦家世身世考

这两个命题牵涉到20个考证项目，是本书的重点。但由于论据颇多，引经据典，学究气重，讲来繁琐，令人沉闷，故只讲结论。考证附后，仅供阅读。 一、刘邦是尧帝的七十六世孙。

尧帝是中国“让天下”的第一圣人。从刘邦后来的国家理念和治国思想来看，他是以承继尧帝的道统自居的，也是以尧帝为榜样而自励自律的，故其行事、为人、为政，颇有气象！ 二、刘邦是魏国人而不是楚国人。

在刘邦出生的前30年，即公元前286年，齐、魏、楚三国灭了古老的宋国，三分其地。沛县归楚，丰邑归魏，故刘邦是魏国人而不是楚国人。项羽垓下分封，估计有个口实，刘邦国籍不明，于楚于魏都不合适，故以“巴蜀亦关中地也”把他迁到汉中。

三、刘清是战国时期的魏国的大夫，于公元前227年迁丰。

刘邦的曾祖父刘清是魏国的大夫，于秦灭魏之前两年，即公元前227年，受魏王假派遣、携巨资到丰邑建都。刘邦征战15年，攻城无数。雍齿叛变后，他三次率兵攻丰邑，皆未能下，说明丰邑是按国都标准修建的。都城建好后，公元前225年秦灭魏。于是劉氏散尽资财，取“卯金刀”之主笔改姓为金，隐姓埋名居于丰、沛间。

中国很多地方有个习俗，“活为金，死归刘”。这是说：你活着可以姓金，死了以后要归宗于刘氏—恢复刘姓。此事出自刘邦那一代。朝鲜在汉文帝时就是汉家的属国，所以姓金姓刘的较多。

四、刘邦于公元前256年生于大梁卿相之家，迁丰时已经29岁。

秦王赢政于公元前259年生于邯郸歌伎之家，刘邦于公元前256年生于大梁卿相之家，他们相差仅三岁。刘邦前227年随曾祖父迁至丰邑，这年他29岁，秦灭魏时，他己31岁。 五、刘邦在大梁是魏大夫家的少公子。

由于刘邦生于大梁，长于大梁，是魏大夫家的少公子，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故刘邦志趣广泛，多才多艺，能赋诗作文、击筑而歌、拔剑起舞、会下围棋，（《西京杂记》上有详载）他性格开朗，豁达大度，待站岗的士卒如故旧。优裕、无忧无虑的少公子环境，故少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一旦家道中衰，也就无业赖以为生了。 六、刘家迁到丰邑后还不是小户人家。

刘邦的四弟名交，字游。刘交好诗，当时有《楚元王诗》传世。《汉书》说：“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浮丘伯”是指浮丘（县）名伯者。这位“伯”曾是荀子的门人。

秦始皇焚书是在公元前213年。这时，刘家已到丰、沛十四年了。在这之前，刘交与鲁地的穆生、白生、申公都向“伯”学诗。直到前213年秦焚书后才离别。因此刘家迁到丰邑后还不是小户人家，更不是农民。能送小儿子出国“留学”，刘家应该殷实。

七、刘邦长于“士大夫”之家，住丰邑城内，非农民，也不是什么“流氓”、“小浑浑”！

从刘邦的四弟刘交曾到鲁地留学来看，刘邦的家庭当时属于“士”这个阶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大五角星代表，四颗小星代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易中天说，成年男子头上横插根棍子就是“士”，这个说法不对。《汉书.食货志》上明载：“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士农工商”这种划分阶层的理念，出现于晚周，在春秋时期前后就有了，相当古老。“学以居位曰士”，是指那些通过学习掌握有知识而在社会上谋取职位的人叫“士”。新中国成立时称为“小资产阶级”，现在称为“知识分子”，他们在国旗上有一席之地。

刘邦出身于卿相之家，他不事农工商之类的“家人生产作业”，当然是个知识分子，属于“士”。 因为他住城内，没有农田，绝不是“辟土殖谷”的农民，更不是一些社会学者戏称的“流氓”、“小浑浑”！

八、邦公交朋结友只去魏国的大梁，也能说明他是魏国人。

刘邦广交豪杰，立志灭秦，是国亡家破31岁以后的事。他常到大梁名士张耳与陈余那儿去，一住就是数月。刘邦交豪杰不去齐、燕、赵、韩、楚地，而只去魏国的大梁，也能说明他是魏国人。 九、刘邦是有显赫的家世和身世举事的，地位在项羽之上。

刘邦和项羽都是前209年9月举事的，一年后的前208年9月两人同时受封。鉴于刘邦显赫的家世和身世，出自“望族”，乃至“帝族”，故楚怀王熊心即位三个月后就封他为“武安侯”，兼砀郡长，将兵，作主将，西击咸阳。这年他48岁。

项羽封为“长安侯”，封地仅鲁邑—今曲阜，号鲁公，交出兵权，作宋义的次将，北上救赵。这年他25岁。这时刘邦的地位已在项羽之上了。当年11月项羽是靠哗变擅杀宋义而自称“上将军”的，楚怀王为稳定军心而被迫追认。

刘邦的身世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过去我们都读得不甚明白，甚至读错了。读史先读人，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弄清楚刘邦的身世，深入了解他的社会存在，才会对刘邦有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