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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原来这么有科学根据

一命，是指人先天的禀赋和条件，充分考虑了人与人之间的先天差别。

二运，是指人的运气和运势，考虑到了偶然性、必然性和阶段性的人生际遇；

三风水，指一个人的居住的地域和环境，考虑了地域局限性和地方文化对人的客观影响；

四积阴德，是指人的家风，考虑到家族传统和父母的为人处事对孩子性格及价值观形成的塑造和引导；

五读书，指知识和技能对人自身能力的提升的重要作用。

六名，指取一个好名字的自我激励和暗示。

七相，指面相的好坏，外在形象对命运的影响。

八敬神，指信仰对精神层面的引导和净化。

九交贵人，指人脉关系的重要性。

十养生，指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基础。

孔子早年雄心壮志，周游列国，到处推行他的政治思想，很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结果没有哪国的国君采纳他的主张，落魄如丧家之犬，一路风尘仆仆，到处碰壁之后，才领会到命运并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造化弄人。他晚年只得举办培训班、以教学的职业聊以度日。孔子年过半百之时，发出“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的感叹。

所谓命运，由命和运两个部分组成。命，是指人的先天禀赋，属于定数的范围；运，属于变数范围，指人一生的际遇。命与生俱来，由家庭背景和基因所决定。有的人出生富贵之家，有的人出生贫困之家；有的人天生长得漂亮，而有的人天生长得丑陋；有的人从小的聪明伶俐，有的人呆头呆脑、有的人能长寿百岁，有的人英年早逝……这些都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

现代生命生命科学证明，基因决定命运，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基因并非完全由家庭背景决定的，从遗传学和概律的角度看，父母优秀的人，子女遗传优秀基因的可能性更大。但基因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因为基因在遗传的时候会产生变异，这也可以解释出，很多低层贫困的家庭也能生出高智商的小孩，长大之后能成栋梁之材，改变家族的命运，而有些富贵阶层的人，却能生出败家子或者愚顽的孩子，导致家族衰亡。

孩子不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一个小孩的家庭背景的好坏是与生俱来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与富贵家庭的孩子起点和平台都不一样，对人的命运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有一个好命，那么这个人的运气就会很好吗？这个不一定的，因为运是充满变数的。

命，会因运势而改变。好命变差，差命变好，这其中遵循着宇宙的运行规律，有一条奇妙的因果链在起作用。

运，是受家族行为、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生选择和偶然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有人出生帝王之家，原本这是很好的命，但遇上王朝变更，整个皇族被诛杀，这就是没有走上好运了。而有出生于平民之家的人，本身基因不错，加上自己的努力和各种机缘，能成就一番伟业。

清代皇帝的新年“红包”里都有啥

在我国，长辈馈赠给晚辈的春节礼物中，红包为主要形式之一。将压岁钱包在红纸内，可表达新年祛灾迎福之意。而在清代紫禁城内，皇帝为示恩宠或联络感情，给王公大臣、宫内家眷、藩属国王和使臣颁赐的年节“红包”，其种类丰富，可谓“红包盲盒”。其中，主要的礼物有福字、美食、荷包等。

福字为皇帝经常颁赐的新年“红包”。自康熙时期起，皇帝在岁末书写福字，赐给大臣。皇帝赐福字的日期、地点和仪式有明确规定。据《国朝宫史》卷五之“赏赐福字仪”载：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太监会在重华宫备好“赐福苍生”笔、墨、纸，皇帝用其书写福字十余幅，命人挂在部分宫殿内。随后，奏事处官员呈送申领福字的官员名单。皇帝圈定若干名，分期颁赐。农历十二月十五、十六，皇帝在重华宫召见御前大臣、侍卫，赐福字。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诸王大臣、内廷翰林官员，赐福字。其间，如有外省将军、督抚奏函来报，皇帝批复之余，亦赐福字。

据《国朝宫史续编》之“宫中事例一”载：“赐福苍生”笔是康熙曾经用过的笔，其笔管上镌刻有“赐福苍生”四字，被后代皇帝当成“吉祥法物”，是皇帝每年书写福字的专用笔。

皇帝的节年“红包”内容还离不开美食。据《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载：多省文武大臣在年终受赏福字时，还会被一并赏赐鹿肉，寓意“福禄双全”。由于皇帝年终赏赐地方官员的狍肉、鹿肉、猪肉、鱼等食物从京城运出，一旦路途遥远，送达官员任职地时大多就会腐坏。于是，嘉庆九年（1804年）宫中规定：赏赐的食物如不能长久保存者，由御茶膳房负责更换；而对于云南、贵州等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皇帝在年终赏赐给官员的“红包”是干果、奶饼等食品，不赏赐狍、鹿等肉类，以避免出现食物变质问题。道光以后，各省无论远近，皇帝都不再赏赐肉类食品，而以干果、奶饼类食物代之。

另据《鄂尔泰奏稿》载：雍正七年（172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雍正帝颁赐鄂尔泰的新年“红包”清单中，包括：哈蜜瓜二个，文旦柚四个，会柑、红柑、卢柑、甜橙共一箱，各种敖尔布哈（一种满族油炸面食）一匣，奶饼一匣，鹿尾十条，榛鸡六只，野鸡十只，细鳞白鱼二尾，多乐鱼二尾，鹿肉十四块，鹿肠二付（副）。

荷包亦为皇帝颁赐“红包”的重要内容。《啸亭续录》卷一之“赐荷包灯盏诸物”载：每年底，皇帝赐御前大臣的“红包”中，就有岁岁平安荷包；受到皇帝赏识的外廷大臣，亦可获赐荷包一个，且在获赐荷包后，将其佩戴在大衣的衣领上，以示受宠。宫中女眷，在新年亦获赐荷包。如据《清稗类钞》之“孝钦后宫中之岁暮新年”载：除夕之晨，慈禧嗣女固伦公主，醇王、恭王、庆王之福晋，洵、涛二贝勒之夫人，非近支而先世得有封号官员之妻女，满洲大员之妻女等人，由皇后率领，去慈禧处行礼辞岁；礼毕，慈禧赏赐每人红缎平金荷包一个，内装小银锞一锭，用于压岁。

此外，皇帝在岁末年初，还会赏赐藩属国王和使臣“红包”。如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三》卷五百零七之“朝贡·赐予二”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乾隆帝赏赐朝鲜、安南、琉球、缅甸国王的“红包”包括：大缎二疋，福字笺百幅，绢笺四卷，雕漆茶盘四，砚二方，笔、墨各四匣；又特赐安南国王玉如意一，玉器、文竹器各二，玻璃器、瓷器各四，洋表一，貂皮五十张，帽纬八匣，镀金线缎、金线缎、洋花缎、粧缎各二疋。上述“红包盲盒”种类丰富、目不暇接。

不难发现，清代皇帝的新年“红包盲盒”，不仅仅是我国传统节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而且是解读清代宫廷历史文化的宝贵实物资料。

（作者周乾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