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胸罗文章兵百万”

贾谊（公元前201年—前168年）系西汉文帝时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18岁时即以诗文闻名于世，20多岁时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凡说到年轻才俊，便时常提及贾谊，誉其为秦汉专家，“英俊天才”。

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贾谊）《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为国家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谋策。当时，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已历近40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但贾谊却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中看到潜伏的种种危机。他不屑当朝权贵一味鼓吹“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做法，斥之为“非愚则谀”。《治安策》开宗明义，认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流露出一个爱国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

所谓“可为痛哭者一”，是指当时异姓诸侯虽去，但同姓诸侯趋强，相继发生了淮南王、济北王之乱，如果听任同姓诸侯坐大，则后患无穷。解决办法就是“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因为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便于皇帝统治。

所谓“可为流涕者二”，是指匈奴为患，边界长期不宁；皇帝在边界问题上求和心切，不敢碰硬。他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威慑力，严惩里通外族的官员。

所谓“可为长叹息者六”，是指世风日趋奢靡，人民贫困，潜伏着不安定因素；亡秦的暴戾之气未能彻底涤荡；对太子的教育和为君之道未予重视。他建议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

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

赵充国（公元前137年—前52年），字翁孙，陇西（今甘肃天水）人，《汉书》称他“沉勇有大节”，是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着名将领和重臣。他在抗击匈奴入侵、招降西羌方面，功勋显赫，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毛泽东在读《汉书·赵充国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

公元前61年，居住在今青海湖一带的西羌各部起兵反汉。76岁的赵充国自告奋勇率兵平叛。经过实地调查和分析，赵充国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先集中兵力，击破兵力最强的先零羌，而对罕羌和开羌实行招抚分化的策略。

汉宣帝把赵充国的计划交付大臣们讨论，大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应先弱后强，先打罕羌和开羌，然后再与先零羌决战。汉宣帝便下诏切责赵充国改变计划。但赵充国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真正忠诚的将领应根据前线实情便宜行事，不必拘泥于君命。他上书汉宣帝，一面谢罪一面痛陈用兵的利害。其上书是六月戊申，到七月甲寅，宣帝肯定他计划的玺书送达。毛泽东读此，批了“七天”二字，可见他读得仔细。

以后的战局果如赵充国所料，先零羌被击败，罕羌、开羌归降。此时，羌人投降的已有万余，赵充国分析，先零羌受此重创，必将一蹶不振。于是他上书汉宣帝，建议撤走骑兵，实行屯田，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既可克服运输困难，解决军粮问题，又能节省国家开支，以逸待劳，战胜入侵之敌。

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但就在赵充国罢兵屯田的奏折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的旨意办，不要固执己见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斥责儿子对皇帝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去后，立即遭到汉宣帝拒绝。赵充国不计个人安危，继续上奏，反复申述意见。双方信函交驰，经历了好几个回合，直到先前反对他的人都心服口服，汉宣帝这才接受了赵充国的意见。

果然，屯田第二年，西羌各部落便土崩瓦解了。 赵充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向汉宣帝申述意见，不但有直谏的勇气，更讲究方式方法，条分缕析，把理由讲得清楚明晰，使人最终能够接受。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在丞相魏相说的“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12个字旁边他都画了圈，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六个大字，又在“说服力强”四字旁边还画了三个大圈。

其实，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就经常遇到自己正确的主张不被接受、处于少数地位，经过顽强坚持和耐心说服，才统一了全党认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读史坚持的一贯原则。他读《汉书》十分注重从中发现、汲取有生命力的知识，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比较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发掘、引申和运用。“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德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

《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也是毛泽东喜爱和反复研读的名篇。李固（公元94—147年），字子坚，汉中人。其“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黄琼（公元86—164年），字世英，江夏人。李、黄二人都是东汉名臣，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着称。他们不满外戚专权、宦官盈朝的黑暗政治，抛却个人得失安危，多次披肝沥胆，直陈时弊，力图改变东汉王朝日渐衰落的颓势，挽狂澜于既倒。

毛泽东非常看重黄琼和李固的人品，他不仅自己对《后汉书》中的《黄琼传》和《李固传》反复认真研读，还在1965年特意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许多高级干部闻听后，也纷纷找来《黄琼传》和《李固传》阅读。

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此书的用意，很明显是要求他的战友们，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敢讲真话、实话，引领党的干部队伍树立直言敢谏的好风气。

其实，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当属《黄琼传》中李固写给黄琼的信。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黄琼被举荐到朝廷做官，走到途中却犹豫起来，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催促才继续前行。在他到达京城洛阳近郊时，和其惺惺相惜的李固给他写了一封信，即“李固给黄琼书”。信中从两方面启发开导黄琼：批评了当时一般“名士”的孤傲、目中无人；规劝黄琼以国事为重，发挥真才实学，做到名实相副，破除人们对“名士”的偏见。

李固信中“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几句话，尤为毛泽东所称道。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还曾读过这几句话。

摘自 | 《领导文萃》2019年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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