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太宗文皇帝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如：除诽谤，去肉刑、薄葬埋，损舆服、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等等，这些政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光辉伟岸的帝王形象。在嫡长子继承制深入人心的汉朝，刘恒如何从中子的身份入主长安？又是如何维持他的帝王之位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一切从诸吕之乱说起

汉高祖刘邦去世之后，吕太后女主称制。吕太后为维护吕氏的权利地位，立吕氏为王侯，破坏了刘邦与功臣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约定，引起刘氏诸侯王和功臣元勋的不满，如：赵王刘友临死做歌：“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胁迫王侯兮强授我妃”；王陵面折吕后：“吕氏王，非约也”。吕后在位还能够以自身权威压制刘氏宗亲和功臣的反抗，等到吕后去世之后，刘氏诸侯王和元勋功臣蠢蠢欲动，而吕氏后人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矫制以令天下，更激发了矛盾。于是朱虚侯刘章结大臣于长安，齐王与诸侯结兵于外，太尉周勃和陈平谋划，劝说吕碌放弃兵权，于是周勃得到北军兵权，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一举击破吕氏集团。

吕氏集团灭亡后，诸大臣认为汉惠帝没有子嗣，现在的皇帝不是汉惠帝的孩子，并且担心吕氏所立的皇帝长大后为吕氏复仇，会杀光这些灭亡吕氏集团的功臣，所以想要视诸侯王贤者立之。功臣元勋想要在刘邦子嗣中重新选择皇帝，这也就给了处在偏远代地的刘恒入主长安的机会。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

从代地之王到长安之主

灭亡吕氏集团后，功臣们想要重新立皇帝。于是有的人说：“齐王，高帝嫡长孙，可立也”，大臣们则以齐王母家是恶人，齐王为皇帝后，会重复吕氏之事（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而刘恒是刘邦现存子孙中最大的而且自身仁厚、母家善良（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于是便准备立刘恒为皇帝。

长安传来消息想要立刘恒为皇帝后，代国对此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方以张武为代表，认为长安大臣多为高帝时功臣，多谋诈，以迎为名，实际可能有其他想法，不能相信，所以不去；另一方以宋昌为代表，认为刘氏为天子已经打消了天下取而代之的心，刘氏子孙封地强大，天下人心向刘，可以进入长安。刘恒对此犹豫不决，于是采用最传统、最古老的方式占卜，卜之大吉，加上薄昭见过周勃等人后确定想要立刘恒为皇帝的想法，于是入长安，即皇帝位。

从长安之主到天下之主

从代地来的刘恒坐上了天子的宝座，孙然这个座椅并不是稳固的，内有野心勃勃的刘氏宗亲，同为高祖子孙，和尚坐的，贫道也可坐的；外有功勋卓着的骄兵悍将，立了一个皇帝，还可以立第二个。我们来看刘恒是如何做的？

一是收拢军权，保障自身安全。进入皇宫之后，立马以自己人为将，收拢长安南北两军兵权，让自己人守卫自己。《史记》记载：“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刘恒在进入皇宫后首先用兵权来保卫自己安全，防止宗亲、功勋贵族以及诸吕余党的伤害。

二是为反对诸吕事件定性，安抚宗室和功勋元老。为诸吕事件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安抚功臣，更是为自己正名，皇位来之光明正大。对于纵使和功勋元老而言，必须得承认诸吕危害刘氏，我们消灭诸吕集团是正确的，我们是有功的，不能够说我们是造反。对于刘恒而言，诸吕集团必须是有罪的，只有他们有罪自己才能被推举为皇帝，于是夜下诏书：“闲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为诸吕事件彻底定性，同时奖励功臣，封侯赐金，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以此来安抚宗室和功勋元老。

三是对宗室怀柔，打压功勋元老。汉文帝刘恒为维护地位，一方面对于皇室宗亲怀柔，以淮南王刘长为榜样，对于淮南王厚爱有加，多次纵容淮南王违法，小过不究，营造友爱宗室的模样；另一方面对于元勋贵族打压权势，下诏令列侯就国，把功勋元老赶出长安城，以“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让元勋贵族首领之一的周勃离开朝堂，收拢功勋元老的兵权，罢太尉官，属丞相，以此来强化皇权，一步步从长安之主到天下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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