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鳌拜，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的飞扬跋扈与擅权专政，特别是在《康熙王朝》、《鹿鼎记》等一系列影视、文学作品的影响下，使得鳌拜的这一形象是更加的深入人心。

的确，作为康熙朝初年时期的权臣、重臣，历史上甚至将这一时期命名为“鳌拜专权时期”，可见鳌拜在此期间在朝堂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并且当时年幼的康熙皇帝的确是非常的惧怕鳌拜，而这一点也在鳌拜胁迫康熙皇帝下旨处死苏克萨哈全家的事情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正是因为如此，康熙皇帝以及孝庄太后不得不通过与首辅大臣索尼所在的赫舍里氏家族进行联姻，并最终在赫舍里氏家族的鼎力协助下才完成了“智擒鳌拜”的“壮举”，将权力收归到自己手中。

然而，在康熙朝时期权倾朝野、专横跋扈的鳌拜，在顺治朝时期的表现却完全是另外一番姿态，对顺治皇帝自始至终都保持一种毕恭毕敬的状态直至顺治去世。这其中，既有鳌拜对于皇太极以及整个爱新觉罗氏家族那份忠诚的延续，同时也是对于顺治对他的“恩情”的一种感恩和报答。

（于网络）

鳌拜曾三次受到多尔衮打压，还险些因此丧命。鳌拜，全名瓜尔佳·鳌拜，是努尔哈赤时期“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的亲侄子。

当然，鳌拜的崛起并不是靠着他的叔费英东，而是完全靠他自己的勇武。尤其是在着名的“皮岛之战”中，正是鳌拜亲率“敢死队”，冒着明军猛烈的炮火实现“抢滩登陆”，成功建立了滩头阵地，清军这才得以顺利攻克皮岛。鳌拜凭借此役一战成名，并被皇太极赐予“巴图鲁”的称号。在这之后，鳌拜愈发受到皇太极的信任与器重，同时他在两黄旗中的地位也愈发地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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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去世，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同父异母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之间为了争夺皇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此时，以索尼、鳌拜、图赖、图尔格等一众两黄旗的高级将领坚定了站在豪格一边，并一再强调了立皇太极皇子继承皇位的决心。

“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 然而，由于豪格因为自己的一句“福小德薄”而失去夺位主动的时候，又是鳌拜等人打算以死相拼，力挺豪格。

“吾辈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 就这样，在僵持不下的局面之下，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让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来继承皇位，并得到了多尔衮和豪格的同意，这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才最终得以落下帷幕。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多尔衮与鳌拜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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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要鳌拜当众宣读批评阿济格“称上为孺子”行为的奏折，可鳌拜看出多尔衮实际上是想借此羞辱顺治皇帝，故而予以了坚决的拒绝。于是，多尔衮除了对鳌拜施以罚银一百两的处罚，还对其征讨李自成所立下的功绩也不予表彰，之后更是因为其为索尼进行辩护而对鳌拜进行了降职处分。这是多尔衮第一次借机处置鳌拜。

第二次是发生在顺治五年（1648年）的时候。这一年，多尔衮用极为残忍的手段，将自己的政敌豪格折磨致死，与此同时，也借机对鳌拜展开了疯狂的报复，险些也将其处死，最终鳌拜被多尔衮削职为民。

多尔衮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于鳌拜的发难，发生在顺治七年（1650年）的时候。这一年发生了“锡翰告密事件”，然而，多尔衮却将所有的责任推卸到了与此事毫不相干的鳌拜身上，完全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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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在古北口外喀喇城去世。而伴随着多尔衮的去世，不仅仅是顺治皇帝能够摆脱多年的恐惧与束缚，得以顺利亲政，包括济尔哈朗、满达海、索尼、鳌拜等在内的一众曾遭到多尔衮打压的王公贵胄和两黄旗高级将领，也得到了“新生”。

就这样，鳌拜得到了顺治皇帝的信任与重用，并被委以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鳌拜就此开始走向权力中心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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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顺治皇帝，鳌拜除了一直以来的忠诚，还有着一份感激之情。不少朋友说康熙皇帝之所以要“智擒鳌拜”，是因为鳌拜有了叛逆之心，想要废掉康熙以自立。其实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鳌拜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背叛爱新觉罗家族。

所以，在多尔衮与豪格争夺皇位的时候，鳌拜等人之所以选择支持了豪格，而在这济尔哈朗提出让顺治皇帝福临继位的时候，他也选择了支持。

当然，这其中既有对于皇太极的忠诚与感念，也有他们的一点私心，那就是如果鳌拜等人想要继续“呆在”两黄旗之中，就必须让皇太极的皇子来继承皇位，要不然，他们就会像当年的多尔衮兄弟一样，再经历一次“黄白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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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正是由于鳌拜对于豪格以及顺治皇帝的支持，才使得多尔衮对其是恨之入骨，进而连续三次对其加以了处罚，甚至想要将其置于死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尔衮的去世以及顺治皇帝的亲政，无疑是“救”了鳌拜一命，毕竟如果多尔衮再多活几年，或者是多尔衮的亲信继续掌权的话，那么鳌拜依然会长期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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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此之外，顺治皇帝的所作所为也是让鳌拜深受感动。

前文中也说到了，顺治皇帝亲政后，对鳌拜委以重用。而在顺治十三年（1656），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皇帝则亲临鳌拜府邸去看望慰问。

这样良性的互动不仅有效地拉近了君臣之间的距离，更是让鳌拜对于顺治皇帝是更加的感恩戴德。

所以，这一时期的鳌拜对于顺治皇帝并没有任何的惧怕之意，他对顺治有的只是忠诚、感念与感激，而这也驱使他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的为顺治皇帝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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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鳌拜想要专权，完全是没有任何可能的。虽然顺治皇帝极为信任和器重鳌拜，然而，此时的鳌拜在朝堂上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的，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是鳌拜在当时无论如何也惹不起的。

首先便是郑亲王济尔哈朗。

济尔哈朗在顺治刚刚登基的时候本就是第一辅政王，后因多尔衮的打压而被迫退居二线。而在多尔衮倒台之后，济尔哈朗联合其他遭到多尔衮打压、迫害的皇室宗亲对多尔衮展开了清算，这一时期，济尔哈朗是当之无愧的“朝堂第一人”，地位无可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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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索尼了。

索尼在当时本就是横跨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顺治皇帝这三位帝王统治时期的“三朝元老”，同时和鳌拜一样，也是扶保顺治皇帝顺利登基的重要功臣，并且在与多尔衮的抗争中，尽管倍受打压，却依然没有屈服，从而树立了极高的朝堂威信。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索尼被提拔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就此成为了朝堂上公认的“满洲第一大臣”，无论是地位，还是朝堂声望，都硬生生的压过鳌拜一头。所以他的地位也是无法撼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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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济尔哈朗和索尼，这一时期掌握朝堂上权势的，还有以安亲王岳乐为代表的皇室宗亲，以及以苏克萨哈、遏必隆等一众同样位高权重的满洲勋贵，鳌拜并没有在朝堂上的绝对话语权。

再加上鳌拜对于顺治皇帝的这份忠心与感念之情，使得他在这一时期也并像之后那样热衷于权力斗争，因而鳌拜非但没有过任何专权的行为，而他展示出来的也更多是一种忠臣亮相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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