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上，因为有数位童幼年皇帝继位，所以在一头一尾出现了两位摄政王，即多尔衮和载沣。

中间各朝则多有辅政大臣、襄赞大臣和太后垂帘听政呈现历史，这或许是满清王朝留给历史的特色之一。

同样是摄政王，多尔衮号称皇父，可谓呼风唤雨，威风八面，统帅八旗铁军杀入中原，为清王朝定鼎立基铸下不世之功，被乾隆皇帝评价为“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着”；

而在晚清风雨飘摇之际被推上摄政王宝座的载沣，是货真价实的皇父，他虽然手中权力远远名正言顺高于当年的多尔衮，但却有心复兴无力回天，且优柔寡断，蠢举连出，最终亲手葬送了大清帝国。

（3岁末代皇帝溥仪站立在父亲载沣身旁，载沣怀中抱的是溥仪的弟弟溥杰）

纵观封建王朝历史，摄政王能够善始善终的没有几个，多尔衮虽然生前风光无限，但死后却遭掘墓鞭尸之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最后却得以善终，应属于特例。

历经晚清朝野，并在民国当过大总统的徐世昌评价：大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这些小爷们的带头大哥，正是身为监国摄政王的载沣。

可见，历史评论是不饶恕一些无能或低能之辈的。

载沣是正宗爱新觉罗皇家血脉，他是道光皇帝的孙子。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五日，载沣出生于北京太平湖醇亲王府内，为醇贤亲王奕譞的第五个儿子，生母是侧福晋刘佳氏。他的二哥载湉入继给咸丰帝为嗣，继承同治帝入承大统，成为当朝的光绪皇帝。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7岁的载沣袭封醇亲王，不久，全家移居北京什刹海后海北河沿醇亲王府（北府）。

因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街头被杀，清廷遭逼迫派人去德国为此事“道歉”。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德向清政府的议和大臣李鸿章和奕匡推荐了年仅18岁的醇亲王载沣。

载沣之所以成为赴德道歉的不二人选，德国人看重的是载沣的身份特殊，作为光绪皇帝的胞弟，慈禧的亲外甥，载沣的地位相比于其他亲王更尊贵，更能表现出清政府的“道歉诚意”。

在确定了人选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五日，远在西安避难的慈禧和光绪帝正式任命载沣为“头等专使大使”，并任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精通德语的副都统荫昌为参赞，随同载沣出访德国“谢罪道歉”。

在德皇面前，血气方刚的载沣，拒绝了对方提出的跪拜要求，保持了大义和尊严，得到朝野赞誉。

通过这次出访，载沣“圆满”完成了政治任务，让慈禧甚为欣喜，也为其以后仕途腾达奠定了基础。

光绪二十九年春，20岁的载沣被任命为随扈大臣。三年后，又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事务。同年秋任正红旗满族都统。

他的亲王爵位是超品级的，而这时他的官职也已经达到了一品。但这些还都只是重要武职，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军国大事。

直到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载沣被授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才从此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 “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关的成员之一。

就在载沣24岁这年秋天，慈禧太后又给了他西苑门内骑马的优赏。到了冬天，他又得到了穿嗉貂褂的恩遇。这些本来都是皇帝表示体恤臣下，给予年老体弱的大臣的尊崇，如今却给了一个青年王爷。实际上是暗示对他要进一步重用。

果然，光绪三十四年正月，载沣接任军机大臣。十一月，光绪与西太后同时病危。

在福昌殿病榻前，奄奄一息的慈禧召见了载沣、张之洞和世续等人，商议立嗣。慈禧决定立3岁的溥仪为帝，由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宣统元年，载沣正式代理大清帝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清朝最后三年中的实际的统治者。

主宰晚清政坛三年，载沣都干了哪些大事，不妨盘点一下：

罢黜袁世凯复又起用，暴露了他的懦弱寡断与无能。

载沣主宰朝政之后，对有着国仇家恨的袁世凯，意欲除掉而又犹豫难决，最终选择放虎归山复又重新起用，这成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最大执政失策和昏招。

3岁溥仪当上皇帝之后，监国摄政的载沣面临一项抉择：一方面，由于之前袁世凯曾出卖过光绪帝，令载沣对袁世凯有一种切齿的憎恨；另一方面，由于此刻袁世凯位高权重，严重威胁着他3岁儿子溥仪的皇位。基于这两点，载沣决定必须除掉袁世凯。

此时，精明的袁世凯从光绪帝和慈禧死后、溥仪继位的那一天起，就知道自身情况不妙，开始昼夜筹划如何才能全身而退的计谋。

在杀身之祸有可能降临头上时，袁世凯异常冷静。他得知摄政王载沣已去找庆亲王奕匡和重臣张之洞商议的消息，马上一边让人捎信给自己在保定的心腹干将段祺瑞，一边对外称有足疾，不能照例去料军机处和外务部的公务。然后悄悄藏在家里，等待事情变化，以图全身而退。

很快，段祺瑞按照袁世凯的安排，带着用洋枪洋炮装备的精锐之师，从保定赶到京郊，佯称来帮助朝廷平息北京南苑兵变。

可载沣知道，南苑兵营驻地只是几个兵卒闹事，又何须惊动袁世凯属下的段祺瑞虎师，再说他这个摄政王也没有调遣段祺瑞动兵啊？可不管载沣怎么猜想，段祺瑞已经命令他的军队向城南轰出了几炮。

载沣在炮声中马上想透了：这段祺瑞是为保卫袁世凯来的。看来，庆亲王奕匡和张之洞的意见是对的，对袁世凯确实不能轻易杀掉。

懦弱寡断的载沣，刚放弃了杀掉袁世凯的念头，就接到了袁世凯呈上来的奏折，陈说自己因为足疾，请求解职，回河南故里养病。

就这样，袁世凯先给想要他命的载沣摄政王出一个难题，然后又马上给他一个下台阶。结果，已经举起利刃的载沣，被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牵着鼻子走了一遭。

载沣只得强迫自己取消了诛杀袁世凯的打算，仅是解除了他的军机大臣等官职，同意“放虎归山”。

假设载沣决然除掉袁世凯，那段历史将是怎么样子呢？北洋势力会立即群龙无首，或许会引起一点局部动乱，但未必会危及朝廷。但其之后的大清和民国历史定会改写。

可惜，历史不容假设。载沣要杀袁世凯是真的，最后没杀还放了也是真的。

后来爆发武昌起义，载沣无力收拾乱局，又无奈请出袁世凯，并拱手让出军政大权，眼看着袁世凯做大做强，最终配合革命党推翻了大清帝国。因此，清王朝覆灭的责任，载沣永远难脱干系。

重用皇亲权贵，体现了载沣的狭隘与失策。

经过几年的争夺，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集团在中央朝廷占了优势。庆亲王奕匡虽仍为首席军机大臣，但政事全取决于载沣。但是，在地方，特别是在军队中，少壮亲贵还远远没有拔除袁世凯的势力，以致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可以东山再起。

宣统二年（1910年），载沣遭到汪精卫等反清势力的密谋暗杀，不过暗杀被发现未取得成功，载沣只是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罢袁事件后，载沣想起出使德国时亨利亲王给他的赠言，开始效法德国，紧锣密鼓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清皇室对全国军事力量的控制。

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载沣就下令编练皇家禁卫军，作为直接听命于他的亲军。

他又裁撤了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公所，命近畿各省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同时，下令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旗人，培养满族高级军事人才。

代表皇帝出任陆海军大元帅后，载沣任用皇族和满人权贵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风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他又委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两人回国后，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并代载沣统帅禁卫军。

回看清朝鼎盛时期的顺治、康熙和乾隆各朝，在任皇帝尚懂得韬晦之计，基本不敢明显轻视汉臣。而载沣则肆意排斥汉臣，他所任用依靠的这群满人，无一不是朝廷亲贵，但又都是既无能而权欲极重的庸才。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内革命形势，朝廷内部立宪组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鉴于此等局面，载沣于宣统元年二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

他这种致力立宪的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对宪政产生了幻想，纷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各省的宪政运动中。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匡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原有的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以显示实行宪政的决心。

但令世人失望的是，朝廷出笼的新内阁名单人选，皇族和满族人占了大半，被人们指斥为“皇族内阁”，爷彻底露出了载沣所谓“宪政”的虚伪面目。

虽然载沣的这一套亲贵揽权并排次汉族官员的做法，目的是为了巩固满清江山，强化皇室地位，实则事与愿违，这些亲贵把持政柄之后，并不效忠朝廷，而是纷纷各立门户，结党营私，使清末政局更为混乱糟糕。

而此时在老家“养病”的袁世凯，则表面故作清闲，实际密切关注着政局走向；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可以说，清朝覆灭的祸患也是载沣失策埋下的。

因循守旧，经济上毫无创新发展思路。

载沣18岁曾出使欧洲，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从国外携带“布鲁厄姆”欧式马车回国，并自购地球仪、天文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出现哈雷彗星、五星连珠、日食月食等时尚词语。他还首先使用汽车、电话、剪辫子，也是率先穿西服的王公。

这样一位表面上被视为晚清新派人物，自己也不承认固步自封的人，实际骨子里非常守旧。

史料记载，载沣的一切行动准则，概括地说，就两个字：照例。

无论什么季节，他的饮食、穿戴、发式，甚至有病吃什么药，下人都不用请示，因为他们知晓，王爷的回答一定还是照例。

在肩负王朝重任，手握皇权时，载沣爷是如此，遵循旧制“照例”行事，不越雷池半步。

可想而知，面对清末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面对腐败堕落的皇族权贵，面对咄咄逼人的袁世凯一派新军威胁，因循守旧、一切照例，不知创新寻变的载沣，如何能够挽救大清的残局。

（剧照）

周恩来总理曾对载沣作出过认真评价，他一针见血的认为：

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临终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的。其实，不是因为载沣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了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

应当肯定的一点，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儿子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是最明智的，在客观上是对历史做出的贡献。

周恩来总理还评价说：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

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民国十七年（1928年），载沣迁往天津幽居，后短暂去过东北，又返回关内居住。新中国建立后，载沣将醇王府贡献给人民政府以作公用。

1951年初，这位末代摄政王因年老体弱感染风寒，于2月3日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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