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王朝（二十）：高丽元宗132.高丽元宗

高丽元宗（朝鲜语：고려 원종／高丽 元宗 Goryeo Wonjong；1219年－1274年）讳王禃（朝鲜语：왕식／王禃 Wang Sik），是高丽王国的第24代君主（1260年－1274年在位），初名王倎（朝鲜语：왕전／王倎 Wang Jeon）。死后庙号元宗，谥号忠敬顺孝大王（朝鲜语：충경순효대왕／忠敬顺孝大王 Chunggyeong sunhyo daewang），葬于韶陵。元宗由忽必烈扶植继位，是高丽最后一个使用庙号的高丽君主。他有亲蒙古帝国（元朝）倾向，之后高丽分成附元与反元两派。

（1）入朝蒙古

贞佑六年（1219年）三月十九日，高丽高宗的长子降生，取名为倎，母为出身宗室的王妃柳氏（安惠太后）。丁亥年（1227年）正月立太子府，受赐册印，并入学于宝文阁。壬辰年（1232年）七月随父王迁往江华岛。乙未年（1235年）正月正式被封为王太子，同年六月知奏事金若先之女、同时也是权臣崔瑀的外孙女被册封为太子妃，此时她已经怀有太子的孩子。丙申年（1236年）二月，太子妃金氏顺利产下王孙，取名为谌，也就是后来的忠烈王。其后王倎又和太子妃生了个女儿，但太子妃到丁酉年（1237年）七月二十九日去世，年仅十六岁。甲辰年（1244年）二月，王倎又迎娶新安公王佺（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七世孙）之女为续弦，后来成为他的王后。

当时，高丽在蒙古的侵略中不断被透支，而蒙古的要求除了出水就陆（还都开京）外就是国王入朝，为了缓解蒙古的侵略，从辛亥年（1251年）开始，高丽朝廷内就有太子代父入朝的呼声。癸丑年（1253年）也窟大王入侵高丽（第五次高丽蒙古战争）期间，连权臣崔沆都支持太子入朝，但高丽高宗非常不情愿把太子送入虎狼之口，最后以太子的弟弟安庆公侃去蒙古。到丙辰年（1256年）车罗大入侵高丽时，蒙古方面更是点名要太子入朝。尽管如此，高宗对太子入朝的问题仍然是“犹豫未决”，即便是崔氏政权倒台后，依旧以太子有病为借口拒绝让太子和蒙古使者余愁达会晤，以防“不测之变”，可见高丽君臣对蒙古的极度不信任。直到蒙古合并了东北面的土地，高丽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己未年（1259年）三月终于向蒙古屈服，同意太子入朝。

（2）即位为王

己未年（1259年）四月二十一日，太子（对蒙古称世子）王倎带着平息战争的使命，踏上了前往蒙古朝觐的路途，随从他去的有参知政事李世材、枢密院副使金宝鼎等40人，百官饯别于郊外，文武四品以上出银各一斤，五品以下出布有差，作为川资。其时蒙古大汗蒙哥正以余愁达为元帅，准备发动新一轮对高丽的征伐，王倎在东京（今辽宁辽阳）力劝蒙古将领后终于使这场战争消于无形。王倎启程两个月后，高宗薨逝，由太孙王谌监国。此时王倎抵达燕京，听说蒙哥正在攻打南宋的钓鱼城，便前赴六盘山的行在所等候蒙哥班师。到了六盘山后，便传来了蒙哥死于钓鱼城的消息。王倎一行听说了蒙哥死讯，并没有留在六盘山，而是南下去投奔皇弟忽必烈。事后证明，这一决定拯救了高丽国。因为不久后六盘山即成为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的叛乱据点之一，王倎却能提前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把宝押在了忽必烈身上，可以说是改变高丽命运的重要契机。

己未年（1259年）闰十一月，王倎在“梁楚之郊”（一说具体是指汴梁）迎接从襄阳班师北上的忽必烈，当时王倎戴着软脚乌纱幞头，穿着广袖紫罗袍，腰束犀角带，手执象牙笏，率领身穿品服的随从官员恭恭敬敬地向忽必烈行礼。忽必烈喜出望外，说道：“高丽是远隔万里的国度，连唐太宗亲征都不能臣服，现在这个国家的世子居然来主动归附我，这是天意啊！”对于尚未登上汗位、在与弟弟阿里不哥争位时支持度处于劣势的忽必烈来说，高丽储君的主动投奔虽然谈不上多大的支持，却无疑是一个吉兆，再加上忽必烈的幕僚赵良弼、廉希宪劝他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由此忽必烈对高丽的好感倍增，高丽也获取其信任，于是向蒙古提出哀切的请求，并获得慷慨的批准。王倎跟随忽必烈抵达燕京，听说了父王的死讯，服丧三天。翌年二月，忽必烈北上开平府，命王倎回国就位，并以束里大为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派他护送王倎返回高丽。三月十七日，王倎抵达开京，二十日渡海至江都。王倎还国时，谣传权臣金仁俊作乱，拥立太孙为王，以致王倎一行在西京（今朝鲜平壤）滞留八九天，返回开京后也不敢贸然即位。忽必烈赐书宽赦，并封王倎为高丽国王，王倎遂于四月二十一日即位于康安殿，是为元宗。

（3）左右为难

就在元宗返回高丽时，忽必烈也在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登上汗位，同时他开始把立国重心置于中原，以中国皇帝自居，在正式册封王倎的诏书中强调“中国之姓虽更，外邦之贵不阙”，由此也带来了高丽处境的改善。他派往高丽宣诏的第一个使臣是汉人文士荆节，而不是以前那样派跋扈粗野的蒙古人，还禁止蒙古军队掠夺高丽以及归还在己未年以后逃亡或被掳的高丽人。元宗回国前向忽必烈保证出水就陆，但囿于武臣金仁俊专权而未能落实。庚申年（1260年）八月十七日，去蒙古祝贺忽必烈登基并上表陈情的永安公王僖返回高丽，带来忽必烈三道诏书，第一道是宣布沿用中原制度，建年号为“中统”；第二道是宣布其对高丽政策，包括不改高丽衣冠、禁止滥派使者、放宽出水就陆、限期秋季撤军、召还达鲁花赤以及追查逃亡高丽的蒙古国人等；第三道则是赐予高丽国王之印等信物。这标志着丽蒙关系朝着过去高丽臣事中原历代王朝的轨道发展，从法理上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蒙古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执拗要求国王入朝与出水就陆，对高丽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恩惠”。从此高丽恢复了年号的使用（上个年号是30多年前停用的金朝年号贞佑），并得到了国王的印章。

虽然忽必烈兑现了其对高丽的怀柔政策，但并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高丽就此免于国王入朝及出水就陆，只是放宽了期限。作为交换，高丽须履行蒙古征服他国时所要求的“六事”（纳质、助军、输饷、括户、置驿、君长亲朝或设达鲁花赤）。由于元宗受制于金仁俊（金俊），高丽始终不认真履行蒙古的要求，到中统三年（1262年）时，蒙古索要高丽叛臣陆子襄的家属，高丽却没能交出，使忽必烈第一次忍不住对高丽动怒，在当年十二月利用颁历的机会向高丽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高丽急忙送去陆子襄的家属并上表解释，但此事只是让忽必烈发火的契机，更令他不爽的是高丽迟迟不履行蒙古要求的“六事”，高丽只送还陆子襄家属显然不能让忽必烈息怒，因此他拒绝回诏。在高丽陈情后，忽必烈最终还是宽恕了高丽，算是对高丽的一种敲打。

中统五年（1264年）五月，蒙古征召元宗入朝，这又是对元宗的一大考验。不仅执政者金俊不同意，就元宗本人而言也是极不情愿的，有个叫白胜贤术士揣摩到了元宗的意思，便通过金俊告诉元宗说，如果在江华岛的摩利山筑城亲醮、在神尼洞建临时宫阙并设道场的话，就能摆脱亲朝，甚至还可以使三韩变成震旦，让蒙古反过来朝贡高丽。元宗竟然信以为真，命人按白胜贤的意思大兴土木。但宰相李藏用力主元宗入朝，认为不入朝便会有灭顶之灾，并保证入朝无事，执政的金俊只好同意元宗入朝。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十二日，元宗令金俊监国，自己在李藏用等的随从下，踏上了前往蒙古的入朝之路，九月二十九日抵达燕京，谒见了忽必烈，十二月二十二日回到高丽江都。他是高丽王朝乃至朝鲜半岛历史（信史）上第一位以君主身份朝觐外国的国王。

（4）权臣废位

至元二年（1265年）十月，元宗拜金俊为门下侍中（首相），封海阳侯，其威势达到极致。金俊作为武臣政权的首脑，延续对抗蒙古的政策，尽管高丽表面上和蒙古实现和解，却因金俊阳奉阴违而维持现状，对蒙古的要求百般拖延或敷衍。忽必烈见他对高丽采取的怀柔政策收效甚微，忍无可忍，在至元五年（1268年）三月向高丽再次下达措辞严厉的诏书，质问元宗为何不履行蒙古撤军三年后便出水就陆的诺言以及“六事”，更点名要求金俊父子及其弟金冲（金承俊）去燕京。在将军车松佑的建议下，金俊两度请求元宗杀死蒙古使者于也孙脱等，逃到更远的海岛里，被元宗坚拒。金俊对车松佑抱怨国王不听，车松佑说：“龙孙不止今上而已，宗室那么多，况且高丽太祖也是以将军身份举事，您还疑虑些什么呢？”于是金俊便打算执行杀蒙使、迁海岛的计划，如果元宗依旧不听，就自立为王。宰枢两府听说这个计划后，慑于金俊淫威，都不敢作声，唯有一名叫严守安的低级官吏（都兵马录事）赶紧劝说金冲阻止其兄的计划，后来金俊被金冲说服，放弃了这个计划，但金俊对蒙古更加抗拒，他不但找借口不去燕京，而且每逢蒙古使者到来时不出迎，如果使者责备高丽，就骂其可杀，令元宗更加怏怏不安。 [22] 后来金俊误夺元宗用来祭醮的膳食，尽管元宗不敢怪罪金俊而迁罪他人，但对金俊也愈发厌恶。

当时，金俊与其养子枢密院副使林衍发生纠纷，元宗所宠信的郎将康允绍获悉这个消息后，暗示元宗利用林衍除掉金俊，林衍则表示只要国王有命就万死不辞，元宗听说后大喜道：“真忠臣也！”林衍、康允绍等在获得元宗许可后，便开始策划铲除金俊。此时恰逢蒙古使臣脱朵儿来高丽检阅军队，林衍等试图利用元宗为蒙古使者饯行的机会杀死金俊，但金俊没有赴宴，计划落空。元宗害怕事泄，一晚上没睡着觉，然后自称有病，派宦官去各地佛寺神祠祈祷。第二天早晨，金俊不去朝房，元宗派宦官金镜传王命召见，金俊便赶紧去王宫。宦官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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