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表现执政基础来自人民大众，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用中立客观的技术理性选拔人才，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所以，看起来最公平、严格的选拔性考试就成了共同的选择，为社会提供着关于公正和阶层流动的基本预期。根植于“精英治国”的筛选性理念是盛产做题家的文化渊源。

东亚人普遍擅长做题

做题家就是考试小能手,擅长做题考试，而实际能力水平和考试成绩未必一致的人。

做题家是中国的特产吗？当然不是。放眼世界，整个东亚都是做题家的高产区。“东亚做题家”几乎是全世界人民的刻板印象。这个梗进入了影视剧，还被编成表情包，活生生将亚洲书呆子变成了国际流行词。

不论是“美国高考”SAT，国际经合组织发起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PISA，还是单测数学与科学的TIMSS、单测读写能力的PIRLS，甚至单门学科竞赛——东亚文化圈各国各地的学生都排在前列。这种优势在小学阶段就表现出来，并且一直持续到高中。对于这个如此引人注目的现象，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人均教育投入，乃至智商，都无法完全解释。

《经济学人》统计了近年来各国PISA成绩的变化，发现当教育投入达到一定水平（6-15岁人均总投入5万美元）时，花更多钱就不再是成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虽然公共教育投资相对极低，但如果算上家庭教育支出，多数城镇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得的投入仍超过了这一水平。经济水平和教育投资不能完全解释各国成绩的差异，东亚人民对做题和考试的狂热，有更复杂的因素。

东亚教育体系有共同特点

长久以来，很多人将中国人对应试教育的重视归因于“科举情结”。不过，这个判断并不太经得起推敲。科举文化充其量只能算“东亚做题家”的影响因素之一。科举制度虽然影响深远，但科举选拔的人才在规模上从来就不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流。在整个帝国，不经考试、通过恩荫、荐举产生的官员远多于他们。而且东亚也并非都流行科举。韩国、越南同中国一样，长期开展科举，新加坡则没有科举，而日本很早就抛弃了科举。

今天中国内地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港澳台地区并不相同，跟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差异更大。有的是“一考定终身”，有的是多次考试，有的是连考带申；有的是统一录取，有的是高校自主录取。但它们都在最近百年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培养“做题家”的行列。

但东亚教育体系有共同特点：知识面窄而内容深的教学方式、大量做题练习、普遍的补课班，以及看重考试，让考试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

若以PISA和TIMSS等国际测评的成绩来论，东亚第一“做题家工厂”并非中国大陆，而是规模更小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教育格局跟北京上海类似，同样遍地是补习班。《经济学人》曾刊文称，新加坡教育有三样法宝：基于教育研究的教学和习题设计，更窄更深的教学内容和追求人人掌握的强化训练，以及更出色的教师。新加坡的制度比中国教育筛选性更强。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会面临数次分流，分流的学校层次直接影响未来发展。比如在小学阶段就会面对几次筛选：从三年级的优才班（GEP）选拔，一年一度的按成绩分班，到六年级的小六离校考试（PSLE）。新加坡学生的每轮选拔都是拿钱堆出来的。《联合早报》等媒体曾统计，67%的新加坡家庭会送孩子去至少850所补习班上课，每年花费11亿新加坡元。不过，在月收入低于4000新元的家庭，只有20%的孩子上补习班。

筛选性教学理念源头

是“精英治国”

由此可见，“考试指挥棒”决定了国家的整个教育生态。这套筛选性教学理念根植于“精英治国”——通过某种方法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筛选出精英，让他们掌握权力。

在东亚，“精英治国”不常被讨论，却大量被实践。从新加坡到日本、韩国，意识形态和制度虽有不小殊异，但全都信仰“精英治国”。这很可能是源于近现代东亚地区都曾经历的威权统治史。这方面，日本堪称先驱。明治维新在建立威权统治的同时，也树立了比西方还要严格的精英教育等级观。

要表现出执政基础来自人民大众，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用中立客观的技术理性选拔人才，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所以，看起来最公平、严格的选拔性考试就成了共同的选择，为社会提供着关于公正和阶层流动的基本预期。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还有以考试为主要进路的科层官僚制。发达的科层官僚制也正是东亚政治的最大共性。

东亚之外也有“做题家”

世界上也有国家和地区，那里的孩子不怎么应试做题，却能在PISA和TIMSS等国际测评中取得高分。比如芬兰。该国的教育模式以小班制、讨论课、不做题、少考试、效果好着称，在十多年前是全球各国集体学习的对象。不过，和所有的“素质教育”一样，芬兰式教学有个致命的问题：它是为一个平等而富裕的社会设计的。如果社会天然存在不平等，那么当基础教育变得高度宽松，家庭教育和课外培训就会拉大这个差距。近年来每年有一万多名新移民进入芬兰，并且大多不会说本地语言，也拉低了芬兰学生们的平均成绩。

每个国家的基本理念都包含人人平等，但不同的国家对于“平等”的定义是不同的。有的认为，尽量不丢下一个孩子，让所有国民有公平的机会接触到相对均质的教育资源，这是“平等”。有的则认为，参加同样的考试，成绩好的（不管原因是天生聪颖还是家长肯投入资源）就应该被筛选出来作为精英，这才是“平等”。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芬兰、加拿大、瑞典，后者的典型则是东欧国家和东亚国家，更多的国家是在两者之间找平衡。这两种教育模式都能够产生优秀的学生，但只有后者会成为“做题家”的海洋。

东亚之外，全球公认的另一个“做题家”产地是东欧国家。在经济水平更低、公共教育经费更少的情况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学生们长期在TIMSS排前列，波兰、斯洛文尼亚等国也在PISA名列前茅，表现甚至好过一些更富裕的西方国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德国。柏林墙倒了三十余年了，前东德和前西德属地的“做题家”水平至今仍有差距。前东德孩子家乡的经济相对落后，教育经费和好学校相对较少，但就是比前西德孩子更能做题。这或许是苏联体制的历史余韵。

有办法不再生产“做题家”吗？

大凡培养做题家的教育体系，改变的力量总会指向“减负”——虽然在今天，这个词基本上已经被等同于学校甩锅、逼家长花钱上补习班，被污名化了。然而，当教育已经成为军备竞赛，极大浪费社会资源，影响家庭生活质量，降低生育率，并造成阶层再循环，让所有人同时降低教育投入的“减负”，可能是终结这种无限内卷的唯一办法。

2019年，一直不减负的新加坡也开始了“减负”，希望通过取消部分考试、高校扩招等，降低教育竞争烈度。新加坡的生育率本就极端低下，人口维系主要靠移民，数十年来一直将“精英治国”贯彻到底。如今竟然连新加坡也开始“减负”，可见这场昂贵的教育军备竞赛对社会的拖累有多严重。但问题在于，在本就信仰“精英治国”的地方，社会的筛选性并不会随着教育压力的降低而下降。“减负”也只能覆盖公办教育，只要通过考试筛选成为人上人的动力依然强大，减负就很难成功。

苏联也都搞过“减负”，“减负”这个词就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今，但不仅未起到“减负”效果，还拉大了社会教育水平差距。日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推行“宽松教育”，结果在增加家庭教育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学力下降的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依然在减负和加压的循环中断断续续地培养“做题家”。（摘自大象公会作者张蔓生）

古代中国为什么能够主导东亚并且让欧洲眼红？

作为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从秦朝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以来，再到后来的汉朝，包括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之间的历史各朝代大多都保持了长时间的世界领先地位。即使是近代以来，晚晴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但经过几十年的卧薪尝胆后，我国现在又成为了世界大国之一。

冷战格局时，当时的世界形势叫做“一超多强”，“超”即超级大国，也就是现在的美国。能成为超级大国，光有一个军事优势还不够，还要有超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话语度。

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可以源源不断的吸收来自于欧洲的先进思想，而优秀的移民又更加促进了美国的发展。其次，美国并无像亚洲和欧洲的国家那样经历封建社会制度，封建思想残余对其新制度的对抗十分有限。最后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不但土地面积大，而且地形又都是以平坦开阔的平原为主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战和二战都未在美国本土爆发。

可以说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诞生，肯定都是离不开优秀的硬件条件。

接着再从古代说起，比如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蒙古帝国。在大家眼中，都会把蒙古的崛起简单的归结为武力值，武力确实是其中重要因素，但是如若没有贸易税收，和东方丝绸和瓷器在欧洲的热销，蒙古也很难延续百余年。或者也可以说，蒙古扩张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造成了早期的经济全球化。

那么古代中国又为何能经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巅的位置呢，这就要说到茶叶、丝绸和瓷器了。相传丝绸起源于黄帝时期，而养蚕缫丝则是黄帝的妻子嫘祖所发明，因为其中过程复杂，早期是作为一种奢侈品而存在，等到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绸一经传播到西方马上就受到贵族的追捧和欢迎。

西方贵族需求量大，但是又没有制作技术，只能是从东方进口，而古代运输只有靠着牛、马等牲畜，而且距离又远，跨过的国家多也就意味手续繁多，税务繁多，等到丝绸到了西方后，要比收购价高上数百倍。到了7世纪左右，欧洲人终于无法忍受高昂的丝绸价格，但是又无法跨过中间商，于是便想到派间谍潜入东方偷学技术。

虽然欧洲人最后果然是将蚕卵带回，但是并未大规模的生产，除了一部分供应给皇室贵族使用外，剩下一部分则是以高价在市场出售。

相比于丝绸而言，烧制瓷器就更是件技术活，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瓷器技术再次取得进步，刚一传到西方马上就受到贵族欢迎，而中国也凭借丝绸和瓷器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顺差。时间长了后，欧洲人再次决定自己研发，并从提炼玻璃和炼金的方法中获取烧制瓷器技术，虽然也算是烧出来了，但是成色要差得多，根本无法对中国瓷器形成挑战。

15世纪后，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于陆上以及地中海贸易的封锁，欧洲也逐渐开始了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新航路的开辟。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手工制品又通过广州、泉州等口岸源源不断的从海上出发抵达欧洲。

18世纪后，法国人殷弘绪再次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中国窃取制瓷技术，在景德镇潜伏七年之后，殷弘绪终于学得技术，并发现了制瓷的核心——“高岭土”。到了1768年，法国的利摩日市也发现了高岭土，此时再配以殷弘绪“偷学”来的技术，利摩日也一下在欧洲火了起来，俨然成为了欧洲的景德镇。虽然利摩日瓷器的整体工艺照比中国还差了些，但还是凭借极高的性价比迅速占领欧洲瓷器市场。

待瓷器之后，香料、茶叶等初阶农产品，在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可以满世界的获取，直至晚清的衰落到灭亡。曾经被古代中国“垄断”的手工技术，如今则换为了被欧美垄断的高尖端技术，所以我国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不过我们正在路上

为什么东亚黄种人国家都很发达

从地球范围来看，东亚黄种人非常的NB，远的就不说了，在地理大发现前，东亚与世界其他文明基本是分割的，独立发展的，谁优谁劣不好说，到了近代，西方进行工业革命后，进步神速，发展远超其他文明，到19世纪，西方白人已基本占领了整个世界，其他种族不是被奴役就是被彻底毁灭，但西方的势力侵入东亚后，遭到了意外。东亚黄种人在与他们的第一次交锋中，明显落于下峰，但东亚黄种人不像其他种族那样，被彻底奴役和消灭，而是学习利用西方先进的科技，自强抗争，迅速赶超。首先崛起的是东亚日本人，从国门被打开，日本发奋图强开始，只用了不到50年时间，日本就打败了欧洲最大的强国俄罗斯，成为近代第一个打败白人的国家；又用了短短几十年，日本人把白人势力从东亚驱除，接连打败了英国荷兰法国等传统白人强国。二战失败后，又是只用了短短30时间，就迅速超越绝大多数白人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再看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同样在战后，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上超越了很多白人传统强国。最后说中国，中国从鸦片战争被白人羞辱打败开始，同样只用了100年时间，就成为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白人强国并驾齐驱，统治世界，在消除西方计划经济的影响后，同样创造了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短短时间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东亚的经济概述

沿海和内陆经济差异大，沿海是水稻、茶叶、蚕丝主要产区，工业较发达；西部畜牧业较发达。朝鲜半岛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韩国汽车、电子、服装工业发达，蒙古畜牧业占主要地位，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科技力量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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