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国内局势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预示着民主革命全国性胜利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从九月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九月十二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连续四个多月中先后发动三次战略决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部队基本消灭，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到来。

这三次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并不是等待到人民解放军在各方面都已取得优势的时候才发动。作出这样的决断，需要有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但它是有根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

叶剑英写道：“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的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技术和战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继续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

尽管如此，在军事力量并没取得绝对优势的这种情况下要下决心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这个决心仍极不容易下。何况还会遇到许多以往没有遇到过而缺乏经验的新问题，这里存在不少未知数和变数，谁也不能说已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如果没有犀利的洞察力，确实是不敢下这种决心的。

叶剑英继续写道：“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

正因为这样，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解放军在这时会有如此大的决心进行战略决战，仍在犹豫不决，舍不得放弃东北、华北等重要地区，以便把兵力（包括尚存的几支精锐主力）集中到南线，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他在七月十六日召集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研究东北战略方针时，“设为只要沈阳粮煤可以自给无虞，则不如准其固守待时，而不必急令其出击打通锦沈路也。只要沈阳能固守不失，整补战力，则东北解放军决不敢进扰华北，故决定坚守。而且世界大势必将变化，不如沉机待时也。”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认清，蒋介石的这种犹豫不决正是稍纵即逝的大好决战时机，必须果断抓住，只要指挥正确，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全力以赴，完全可以取得这次战略决战的胜利。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挥下，三大战役不是分散的、孤立的、一个一个各自进行的三个战役，而是有着统盘筹划、一环紧扣一环、相互照应、一气贯注的完整部署，构成人类战争史上一次罕见奇观。

三大战役从哪里打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首先把决战方向指向东北战场。那时，在全国各个战场上，东北战场的双方力量对比形势对解放军最为有利。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五十多万人，并且包括战斗力很强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内，但他们长期困守在互不相连的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军心涣散，补给困难。到九月间，蒋介石已开始有将长春、沈阳主力撤出的打算，正在“研究撤守长春，把东北主力集中辽西，必要时放弃沈阳，以巩固华北、稳定全局的计划。”但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坚决反对，廖耀湘等其他高级将领也担心脱离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后会在运动中被解放军消灭，蒋介石一时仍举棋不定。而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已扩大到一百万人，兵力在所有战场上是最大的，而且装备较好，士气高昂；东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土地改革和清剿土匪都已完成，有着巩固的后方，早已蓄势待发。只要乘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尚未决策撤走时把它就地消灭，解放军便可以大举入关，使整个军事局势改观。

东北战场的决战又从哪里打起？这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当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先打长春，二是先打锦州。长春的国民党军有十万之众，孤悬北边，被围困已达五个月，补给几近断绝，那里又同解放军的北满根据地相近。把它打下来，也是不小的战果，并且较有把握，没有太大风险。锦州是北宁铁路上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道（当时北宁铁路从锦州到关内段尚能畅通），又是对长春、沈阳进行空运补给的基地，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离解放军主力集结的北满根据地较远，需要长途奔袭，补给线也长，如果不能把锦州迅速打下，而受到来自沈阳和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两面夹击，也会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覆权衡利弊，认定先打下锦州、切断东北国民党军队同关内的联系、把它封闭在东北各个击破，最为有利；而且只要有最大的决心和充分的准备，是可以做到的。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也就是九月政治局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说：

“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

“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国民党当局根本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这时就会远道奔袭锦州，对解放军的实力也估计不足，所以，既没有下决心及时增援，更没有从锦州撤退的打算，甚至连防御也没有完整而周密的部署。九月十二日，战役首先在北宁铁路的锦、榆之间打响。东北野战军在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下，迅速占领锦州周围各要点，完成对锦州的包围。国民党当局才如大梦初醒，发觉解放军的目标是要攻占锦州。九月三十日，蒋介石赶到北平，和傅作义商定从关内抽调八个师，海运到葫芦岛港口，连同原在锦西、葫芦岛的四个师共十二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驰援锦州。“锦西、锦州敌人前沿间隔不到三十公里，这段距离之间既无险要地区，大部队也无进退余地。”同时，又决定从沈阳调出主力新一军、新六军等十二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率领，增援锦州。它的企图已不仅是救援锦州，而且力图东西夹击，和驻守锦州一带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所部七个多师会合，在锦州地区同解放军进行一次战略性的决战。随蒋介石前往的徐永昌在十月六日日记中写道：蒋召集东进兵团师长以上会议，“说明此次希望军事胜利意义之重大，谓不仅解锦围，并须会沈阳之师聚歼顽匪。中有‘要知我不惜撤守烟台，调来新八军，并天津一带之九十二军、六十二军及九十五师等六个师，悉集此一地带，即为成功此一攻势’。语多兴奋与勖勉。”

当时局势确是紧张万分：解放军既要阻击分别从东西两路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重兵，又要迅速攻克锦州。其中，能否迅速攻下锦州尤为关键所在。十月十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罗、刘说：“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国民党军的东进兵团发动进攻比较快。在十月十日开始猛烈攻击解放军的塔山阵地，那是锦西通往锦州的必经之地。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回忆道：“敌人那种进攻的劲头，确有乌云压城之势，空中敌机来回穿梭于锦州、塔山间，进行轮番轰炸扫射。海上敌舰用大口径的舰炮协同陆地炮兵，倾下数以吨计的钢铁。经过五昼夜的激战，我守卫塔山的英雄部队坚守阵地，反覆冲杀，部分阵地失而复得，与敌组织的所谓敢死队展开了肉搏战，使敌人死伤惨重，而不能越雷池一步。”

廖耀湘率领的西进兵团，十月八日从新民地区分路西进。他没有直指锦州，而是折向西北在十一日占领彰武，想切断南下解放军的后方交通补给线。但作战时机却因而丧失。

十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周密准备后，对锦州发起总攻。大炮九百多门一齐射向锦州预定目标。在打开突破口后，进入激烈巷战。经过三十一小时激战，锦州攻城战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十万人，俘虏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等将级军官三十五人。更重要的是，关闭了东北国民党军进出的大门，为辽沈战役的完全胜利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也说：“塔山这个仗啊，锦州这个仗啊，的确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因为打到敌人的真正要害处，敌人必然要在垂死中挣扎，尽可能集中他所能出动的兵力与我决战，以图破坏我们这个勇敢的作战计划。我们在历史上还没有打过这样大的仗。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啊！”

来源：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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