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因为拍卖理论获奖

（罗伯特·威尔逊（左）与保罗·米尔格罗姆。图/视觉中国）

拍卖理论为何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刊记者/贺斌

发于2020.10.19总第968期《中国新闻周刊》

尽管能将拍卖双方的博弈心理都研究得透透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却没能预测到自己获奖。

当地时间10月12日凌晨，米尔格罗姆家的门前来了两位步履蹒跚的老人，那是米尔格罗姆的导师罗伯特·威尔逊夫妇，也是他的邻居。门口的摄像机拍下了夜色也难掩的惊喜和兴奋。

“保罗，我是罗伯特·威尔逊，你获得了诺贝尔奖。”威尔逊对着门前的对讲机说道。过了好一会儿，米尔格罗姆似乎才接受了这一重大新闻，“哇！是的，好吧。”

对于这个消息，作为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共同获奖者威尔逊也经历了一番波折，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的通知时，他一度以为是个垃圾信息，甚至将家里的电话拔掉，委员会不得不转而联系威尔逊的妻子。

诺奖委员会在陈述颁奖理由时指出，两位学者完善了拍卖理论，并发明了拍卖的“新形式”。“他们运用自己的见识，为难以用传统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务设计出新拍卖形式。他们的发现，使世界各地的卖方、买方和纳税人受益。”颁奖辞中这样写道。

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以其在拍卖市场设计、定价、谈判和其他与产业组织和信息经济学有关的课题方面的研究和教学而闻名于世。两人一起或各自在通信、石油和电力行业的拍卖设计和竞价策略以及创新定价方案的设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威尔逊还影响了包括米尔格罗姆在内的一代年轻经济学家。

现年83岁的威尔逊此前已有两名学生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尔格罗姆是继阿尔文·罗斯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本特·霍尔姆斯特罗姆之后，威尔逊第三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生，而此次师生共同获奖，似乎彰显了诺奖对拍卖理论的重视。

拍卖更重要的意义是将资源匹配给更适合的人

这也并非拍卖理论第一次获奖，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里教授曾在上世纪60年代就对投标和喊价进行研究，提出维克里投标法，即赢标者付出的价格，不是自己所出的标，而是第二高标，因此也被称为第二高价投标法。

拍卖看似离普通人生活很远，实际上在当今社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通过拍卖来确定木材、矿产、天然气和无线电频率的出售权，并出售有价证券，如国库券、票据和债券。拍卖也是政府买卖商品和服务的一种方式。

目前，最流行的拍卖方式分为四种：一是英国式拍卖，即叫价不断上升的增价拍卖。二是荷兰式拍卖，即叫价不断下降的减价拍卖。三是第一价格拍卖，即竞拍者在规定时间内，各自独立提交标书，价高者得。四是维克里对这一方式进行改进，物品仍归密封式拍卖中最高价叫价者，但成交价为第二高报价。

威尔逊研究拍卖理论并不比维克里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发表了三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充分展示了理性的竞拍者如何高估他们竞拍的物品的价值。这是第一个研究“共同价值”场景的拍卖理论框架，即竞买人集体持有被拍卖对象的相同价值，但没有完整的价值信息。

在论文中，威尔逊考察了“赢家的诅咒”，即中标人的出价超过物品真实价值的趋势。赢家的诅咒会导致谨慎的竞拍者低估某件物品的价值，但当竞拍者对某件物品的真实价值持有不同的私人信息时，这一点就会变得棘手。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米尔格罗姆建立了包括共同价值观和私人价值观的理论，这两种价值观因投标者而异。在再次关注赢家的诅咒过程中，米尔格罗姆认为，英国的拍卖会（起价低、出价高）比荷兰拍卖（起价高，出价低）更能避免赢家诅咒。这是因为在英国拍卖过程中，竞拍者获得了更多关于物品价值的信息，而其他竞拍者则纷纷退出。

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的研究不只停留在理论方面，除了为买方或卖方确定最佳价格外，他们还帮助拍卖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并鼓励建立一种制度，将重要的货物和服务授予最有能力使用或管理它们的竞买人。

上世纪70年代，威尔逊与美国内政部合作，制定石油勘探租约拍卖政策，创新了工业化学品的拍卖制度。之后，他和米尔格罗姆参与了1993年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频谱拍卖的设计，被认为是塑造了整个现代电信业的功臣。

当时，FCC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分配无线电频率。这些政府拥有的频率的使用权被出售给私人，私人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频率进行无线通信，包括电话和互联网。此前，FCC都是通过申请和抽签的方式发放访问权限，随着移动电话越来越普及，政府需要付出更多成本，而移动服务提供商却并不满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发明了一种新的拍卖形式，称为同步多轮拍卖（SMRA）。在拍卖中，所有可竞买的物品都是同时提供的，竞买人可以对任何部分的物品进行竞价。为了避免最终出现“赢家的诅咒”，竞价开始时很低，当一轮没有出价时，拍卖结束。1994年，第一次SMRA拍卖会在47轮拍卖中售出10张许可证，拍得6.17亿美元。

后来，很多国家的政府采用了SMRA拍卖，并改进更多新的拍卖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米尔格罗姆率先开发了激励性拍卖，以帮助政府重新调整广播频谱从电视到无线宽带的用途。激励拍卖分为两部分：反向拍卖以获得频谱使用权，远期拍卖用于出售该频谱。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根据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的设计进行的拍卖已经分配了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许可证。

据斯坦福大学官网信息，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目前正在探索如何应用拍卖设计来应对新冠肺炎病毒带来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稀缺医疗用品的分配，如个人防护设备（PPE）和呼吸器。

“我们都记得，在病毒暴发初期，分配呼吸器时出现了可怕的混乱，例如，各州之间相互竞争，只是抬高价格。”米尔格罗姆认为，在危机时期，市场规则确实很重要。“我们在市场设计中所做的部分工作就是努力考虑系统的所有方面——竞争、分销、解决复杂的难题——并确保我们现有的系统能够胜任这项任务。”

两人最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加快5G技术的部署。推广高速无线的一个障碍是如何重新分配目前无法使用的有限的无线频谱。威尔逊说：“我们通过拍卖获得的是人们愿意接受的补偿。它们之间的竞争使价格保持合理，使我们能够比政治进程更快地完成过渡，并有效地完成这一转变。”

花落斯坦福师徒，也是诺奖的必然

作为今年的热点议题，卫生经济学曾被寄予厚望，但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看来，两人的获奖并非因为拍卖理论在应对新冠肺炎病毒方面的可能贡献。“每年大家都会猜，但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总是出其不意，所以当期热门的领域反而不易入选。”

张军认为，将纯理论很好地用于市场，需要考虑各种可能的复杂情况，然后寻找更好的分配机制，但这个机制不见得马上就可以用到现实当中，只是可能对现有机制的改进有所帮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他们俩得奖其实还是因为在经济学的重要领域中，做了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

2000年，张军和当时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的费方域教授一同在哈佛大学访问，得知斯坦福大学的米尔格罗姆教授也在哈佛，便邀约在哈佛广场的一家咖啡厅会面。在张军的印象中，米尔格罗姆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教授形象，瘦瘦的，不爱说话，但是很擅长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复杂的事务，“不会大而化之地讲问题，而是把一个问题各种可能的情况都考虑进来，比较细致，逻辑和推演能力很强。”

2004年，米尔格罗姆的《经济学·组织与管理》一书经费方域翻译成中文出版，成为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之一，张军对这本书极为推崇，“这些年，信息经济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组织理论等发展较快，米尔格罗姆将这些最新的理论结合在一起，重新写了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和过去大家接触的萨缪尔森、曼昆不同，他的书没有那么抽象，而是研究现实的问题，比如讲到市场的时候，主要在讲定价的机制，很接地气。”

在斯坦福大学的官方信息中，除了在拍卖设计和其他经济学领域的工作，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都以教学闻名，在同事和学生的评价中，米尔格罗姆热衷于寻找有趣的谜题，“他总是被一些我们不了解的现象和有趣而重要的问题所激励。”而威尔逊也被学生们描述为一位热情的导师，在他的办公室有块白板，每当讨论到一个想法时，威尔逊通常会走到白板前，立即开始将抽象概念分解成可操作的项目进行探索，“将关键要素具体化”是他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采用的教学方法。

“威尔逊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很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张军说。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机制来看，每年都会给上千位活跃经济学家发函，由他们推荐人选。经济学领域宽广，每个人研究方向不同，但对于细分领域的最着名学者都会有所了解，因此，这些知名经济学家获得提名的几率最高。作为博弈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是机制理论和拍卖理论研究的佼佼者，更是被经济学家所熟知。“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一定会获诺奖，只是迟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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