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结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新建的大明王朝，实际上控制的国土面积并不是很大，长城以外是蒙古的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关东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天山南北是蒙古人建立的察哈台汗国。长城以内的中原、巴蜀、江南、湖广等地经过各个朝代的经营开发，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但地域广阔的“夷蛮之邦“，地处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却地多雨潦、少牲畜、无蚕桑，人烟稀少。西南地区被元朝所封的梁王匝剌瓦尔密固守盘踞，朱元璋多次招降，梁王自恃地险路遥，顽固据守。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征南将军傅友德、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率领30万大军远征西南，数月明军平定云南。

局势得到稳定后，朱元璋担忧大军撤回后，云南又成孤悬，于是下令数十万平定梁王的西征军队在贵州就地军屯。昔日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地，瞬间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军营。几十万人的军队，供养成了大问题，靠赋税?靠征调?都不现实。战争进行当中，一位大臣向朱元璋建议说:“备边在足兵，足兵在屯田。”这一建议深受朱元璋赏识，最终，朱元璋也选择了让军人自己养活自己。

曾经铿锵作战的将士们开始拿起锄头，开垦田地。20万明军按三比七的比例，三成军队驻扎城市，七成军队在农村屯耕，有10多万人加入垦荒的行列。他们一边开荒种地，军食自赡;一边操练军事，以防战乱。从贵州腹地的安顺向西到曲靖，过昆明、楚雄直至景东，每六十里到一百里，明军建立一个屯军寨子，开垦周围的土地。

昔日的不毛之地，在这些来自江南的农家子弟手里，变成了千里良田。这些屯军寨子是按军队编制分布的，它们分别由六个卫来管理，这六个卫分布在贵阳和曲靖之间。分别是:威清卫(即今天的清镇市)、平坝卫(今天的平坝县)、普定卫(今天的安顺市西秀区)、安庄卫(今天的镇宁县)、安南卫(今天的晴隆县)和普安卫(即今天的盘县)。这六个卫就是今天贵阳以西六个主要城市的雏形。贵州不少城市也都源于当年的屯军营寨。像今天的黔西县，就是普定等六卫建城之后，明朝政府营建的郭张城 。当年的屯军只是朱元璋和征南将领手中的“棋子”，在云贵高原这张偌大的棋盘上，他们根据全局的需要，选择战略要害，轻轻一放，无意间造就了今天的屯堡城镇和村寨，被称为“调北征南”。

实行军屯制度后，为了稳定军心、保障固定名额的满员，使军士“有亲属相依之势，有生理相安之心”，不至于逃散、脱籍，大明王朝规定“正军”、“军余”必须携带妻室儿女，无妻室的，政府予以婚配。同时，明朝政府推行了“就宽乡”的移民政策，即鼓励百姓由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到经济滞后的地方，由人口稠密、土地稀少的地区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在“鼓励”的同时，也强迫大批内地破产的流民和平民迁往贵州。迁入的平民，按照给予的土地，划分区域管理，成为“民屯”，也被称作“调北填南”。

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江南和中原一带，根据史书记载，明洪武年间进入贵州的移民在160万人以上，永乐年间在35万人以上。另据《安平县(今平坝县)志》记载:明洪武年间，设“平坝卫”，因“地广人稀”，由湖广的长沙等地，实行“三丁抽一”的办法，发配到平坝卫。偏僻遥远的贵州就这样迎来了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移民。这些移民中，一部分是军屯将士的家眷亲属，一部分是内地的良家子弟。他们的到来，一方面扩大了屯堡人占有的土地和势力范围，稳定了军心;另一方面，来自内地的先进文化一下就冲进尚在半原始状态的贵州，极大地带动了贵州的发展。汉族的比例也第一次超过其他民族，成为贵州人口的主体。

明初，政府只在贵州设立卫所。随着“民屯”的展开，开始设置郡邑，“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对于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来说，朱元璋的“调北征南”只是权宜之计，而“调北填南”才是长久之计，是一种更为深谋远虑的治国安邦的策略。

习惯上，人们把贵州的“军屯”后裔称为“调北征南”来的，而把“民屯”的后裔称为“调北填南”来的。现在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凡是叫“屯”的村寨多大是“调北征南”来的军人后代;凡是叫“堡”的村寨多大是“调北填南”来的平民后代。

人口流动是一种进步现象，改变了“老死不出乡里”的凝固、封闭状态。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口过多固然不利于社会发展，而人口过少则缺乏开发的力量，移民对“不患无地而患无人”的贵州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明代移民的主体是“屯民”，他们是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农民，开垦土地，发展农耕，在农业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促成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开发。移民把中原、江南等地长期积累起来的农耕技术带到了贵州，逐步改变了贵州“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农业生产在“渐比中州”的更高层次上得到发展。

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上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大搬迁”，将农耕技术、工艺制造、中原式建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佛教道教、儒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整个汉文化体系完整地移植到贵州这块土地上，从而改变贵州的文化面貌。

贵州文化的兴起，与明代教育有很大关系，办起了卫学、府州县学、宣慰司学、书院、社学、私塾，朝廷还在贵州开科取士，贵州人有机会参加全国的人才选拔，人才联袂而起。别的不说，唐诗、宋词中没有一个贵州人，而明代有贵州“开省以来人物之冠”的孙应鳌，有以“诗书画三绝”名噪江南的杨龙友，有被誉为“天末才子”的谢三秀，有诗坛对贵州刮目相看的吴中蕃……，

贵州建筑的经典之作，不少是明代的，如有贵阳的甲秀楼、文昌阁，遵义的海龙囤，安顺的文庙，平坝的天台山伍龙寺，福泉的古城、葛镜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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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军队最多时有两百八十万，为何能养起那么多军队？

明朝最多的时候军队有280多万人，正是因为他的军事制度才能养得起这么多人。明朝推行的是卫所制度。明朝的卫所制是在朱元璋吸取中国历史上屯田经验提出来的，他参照了隋唐的府兵制。

朱元璋曾经自信的说道，我们可以养百万兵，但是不费百姓的一粒米。明朝军户的主要义务要出一个男人参军，还要另外出一名余丁，跟随正军以保养他们的生活。正是军户承担了义务兵的服役及保障军队的劳役，所以国家会给他们授予田地，也会免除他们家在对应户籍上的差事。

朱元璋建立这套军事体系的初衷很好，然而这种低收入的税收完全是建立在对军户的剥削之上。军户以自身劳动承担了所有军队的消耗。在建文帝以及永乐削藩之后，新的制度一直没有完善，这也导致军户的负担一天比一天重，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低。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军户权益的侵犯，很多贵族会侵占军户的田地，私自把军户的田地作为自己家的田来耕种已是常态。这也导致军人的生活水准以及社会地位不断低下，逃兵也越来越多。到了嘉靖年间，朝廷采用了募兵制，但是募兵制破坏了早期兵帅分离的构想，内阁必须把兵权给将军，朝廷无法完全掌控募兵制的兵权。

本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军队，正是因为募兵制逐渐转变为分散，这样中央集团军队也从属于个别军官了。总而言之，正是军户制度见证了明朝军队的强盛，也经历了明朝的衰亡。

明朝调兵动不动就是几十万，清朝每次才几万，这是为何呢？

作为历史上相邻的两个朝代，很多人会把清朝的史料和明朝的史料拿出来对比，对比清明朝时的战争调兵记录，不难发现明朝时一旦出现了战事，调兵一调就几十万，但到了清朝，遇到战乱，调兵的人数明显减少到几万人，为什么两个相邻的朝代会出现那么大的落差？ 一、清朝的史料记载更加准确、真实，与明朝相比，更具有参考价值和可信度 如此巨大的差距，其实事出有因，首先要说一个史料记载的因素。我们知道，历史在经历时间的推移会慢慢产生细微的变化。时间距今越近，记载得就越准确。这不仅因为史料记载越年久越难考究，更是因为离现代越近，人类的社会科技、思想观念就越进步，对于工作的态度就越严谨认真。 可能曾经并不把精力放在数据的考究上，但后来发现面对一些重要数据，还是要谨慎处理的。同时距离现代越近，可供参考的史书就越多，这对历史流传的准确性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明朝初期那一会，国业刚刚起步，国力强盛，什么资源都储备充足。丞相史官对记载调兵数量的态度也就是随便记记，大笔一挥就是五十万六十万。当年朱棣讨伐鞑靼，史料记载上就写了调兵五十余万，但对于这些兵都是从哪调的，史料上全都毫无记载。 其实，明朝这种调兵的数量才是比较夸张和不正常的，而并非是真正调了很多。虽说朱棣的确有可能率领了很多兵马，但五十万的数目还是太过夸张。 根据当时明朝记载调兵数量的随意度可以推测，朱棣当时调的一干兵马，其中大部分还可能是后勤的辅助兵种，真正能战斗的只占一部分比重。 再说当时明朝后期，土地基本都分给了贵族地主，而且当时朝廷不禁止这些宗室贵族培养地方私人兵力。战争来临的时候，朝廷从各地都抽调士兵，贵族在上报自己兵力的时候，是肯定存在虚报现象的。这个地方多报一万，那个地方多报两万，林林总总的算下来，几十万的记录就唾手可得了。 要说明朝时调兵的数量水分很多，到了清朝，记载得就更详尽了些。满清入关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没收了地方兵权不说，而且还要从中央派兵驻扎地方，以监督地方治安问题。 这也就是说，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大大影响了明朝时期战争调兵人数，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朝时期真正调兵人数比史书上所记载的要少很多。但对于清朝，史料记载相对准确，具有可供参考的价值。 二、明朝经济强盛，战乱较多且多为北方地区，国家养兵人数较多，清朝则刚好相反，使得调兵人数上，明朝大大多于清朝 历史上记载，明朝时期所面临的敌人较多，明朝的士兵，不仅要做到防范蒙古，同时也要做到抵御满人。明朝的统治者不愿意向北方服输，也不愿意花钱来使得两地和平，再加上国家战事频繁发生，这也是明朝需要建立庞大的军事队伍并大部分均驻扎于北方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明朝时期国家较为强盛，国库储备较多，因此能够养得起一大批士兵。 同时驻扎在北方的军队，他们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抵御满人，与此同时还要对蒙古和西北地区进行防备，因此人数相对较多，也较为集中。 并且，到了明朝后期，很多地方的皇亲贵族都会培养一些属于自己，为自己服务的亲兵，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军饷，很多地方的管理人员都会虚报养兵的人数，再暗自拿掉其中所获得的饷钱。因此实则人数是比所记载的人数大打折扣的。 而到了清朝，蒙古被收复，因此在北方驻扎的军队大部分回到了南方，但较为分散。同时清朝由于腐败，统治者的浪费，国库慢慢空虚，但同时清朝相对于明朝而言，在给予士兵的军饷方面，要比明朝大方很多 。这就造成了，在一定范围内的财政支出中，所能培养出的士兵量大大减小。由明朝的两百多万，到清朝时期就只剩下八十万了，数量的减少就意味着清朝更难聚集大规模的士兵。因此除了一些大规模的战争，清朝很难做到召集大规模的军队。 但明朝的军队人数虽然很多，几百万人不在话下，却没有清朝的领土范围广。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军队人数依旧大于清朝，大家想想都可以明白，明朝时期军队中的散兵人数有多少。这样士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真正会参与打仗的。 因此，这些人在军队中占领了绝大多数「 ”幌子”成分。使得明朝时期调兵人数看似很多，实则并不能在保卫国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清朝则不一样，国库空虚使得养不起多余的杂兵，再加上士兵对饷银的需求较大。 因此清朝养出来的兵绝大多数都是精兵良将。在数量上大幅度的减少。这些都和当时所面临的军事背景，统治者和地方官员的腐败程度，以及经济实力有着很大的关系。 三、清朝所实行的军事制度，将本来就较少的士兵分散到各省，不利于国家统一指挥和调动 军、兵、军兵——明朝所独特的一种军事制度，营兵制事是明朝军事制度中被忽视和被曲解的一个制度。营兵制度问题的关键在于营兵与卫所军、募兵与营兵的关系上。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明朝的卫所制度。建立伊始，全国便开始推行了卫所制度，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卫所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兵营，也不是一个战时组织。在战争发生时，由朝廷调兵遣将，但这种军事建设并没有改变明朝时期边疆地区日益加剧的险境，特别是明王朝周边的地区。 其次营兵制。明朝的营兵制是一种不成熟的军事制度。营兵的主要来源是从卫所军官中抽调。军与兵并存，是明朝独特的军事制度。这使得明朝军队人数众多，大约在两百万以上。同时明朝养兵所给予的俸银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明朝养兵便宜。国家在养兵上所花费的财政较少，因此可以养大量的士兵。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朝的军队主要可分为两种，也就是八旗和绿营。在这两种军队中，以绿营为主，八旗为辅。但由于统治者疑心太重，朝廷对于 *** 并不是很放心，因此，他们需要派绿营去监视管理 *** ，害怕他们造反。 这也就使得绿营分散在全国各地。同时，朝廷对于绿营也不是很放心，所以他们又派八旗分散到全国各地从而去监视绿营。这样所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第一，绿营的责任重大，他们不仅需要作战，同时还需要管理好地方的治安，监督 *** 维持地方秩序。 所以相对于专门作战的八旗兵来说，绿营兵就相当于是一支国防军。除非国家遇到大型的战争，例如太平天国运动，否则，没有战斗力的绿营兵是不会被调动的，这样他们除了白白消耗粮草之外，并不能起到为国家打硬仗的作用。因此，对于清军的调动，也就大大被减少了。 第二，由于国家将八骑兵和绿营兵全部分散到全国各地。这也就使得八旗兵和绿营兵都无法得到中央统一的指导。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兵力如此分散如何才能做到集中？绿营兵和八旗兵都是分省驻扎，因为害怕 *** 造反，驻扎士兵人数过多不好应付，因此驻扎的人数都较少。这样也就导致了，即使能够集中统一调兵，也无法调动过多人数更何况是无法做到集中调兵。 第三，调兵，其实就是调动粮草。但由于清朝的兵源是分省驻扎。如果调兵需要士兵在本省内筹集好粮草，在战争结束后，在去兵部，报销程序十分混乱，同时不具备及时性，不能做到最有效的及时的调动兵种。以上三点，都是从国家的政治制度方面对调兵人数上造成的影响。为了能调动一部分士兵地方处于极度繁忙状态，从而限制了可调兵的人数。 总结来说，首先年代越是久远数字的水分越大，相反，越接近现代数字的准确性越高。同时年代越久远统计的越模糊，可能会造成民兵不分的情况。因此，史料记载越接近于现代越准确越具有参考价值，清朝相对于明朝而言，史料记载更为准确。 其次，一个朝代的经济情况以及和平程度、边疆地区军事国防情况对一个国家士兵的数量和调动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朝相对于明朝而言士兵个数少了很多，同时较为分散不易聚集，这也是清朝调兵人数比明朝少的原因之一。 最后，国家政治制度对军事制度的影响，清朝的政治制度，制约着清 *** 很难大规模的调动士兵，明朝相对而言更容易调兵且数量较多较为集中，这也是造成清朝调兵人数比明朝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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