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时局动荡，战乱频发。旱灾、蝗灾、地震接踵而来。瘟疫一触而发。

157年（汉桓帝永寿三年）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5648.6万；到了280年（晋武帝太康元年），一百余年间，人口跌至1616.3万，简直可以说是“断崖式”下降。

人口锐减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频繁发生的瘟疫。仅在公元196年—220年（汉献帝建安年间），有史可查的大规模瘟疫就发生了5次：196年（建安元年），北方大面积暴发瘟疫；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荆州遇瘟疫，“吏士多死”；215年（建安二十年），孙权征合肥遇瘟疫，“吴疾疫”；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江淮流域大疫；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江东地区大疫。

当时，南阳郡涅阳县（今属河南省邓州市）有一个张姓家族，全族总人口有200多，从建安初年开始，不到10年，2/3的人身亡，其中死于传染病伤寒的占70%。

将这件事记录下来的是这个家族里一名叫张机的人。张机，字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瘟疫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总称，人们称这种病为“温病”“热病”“伤寒”。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和瘟疫一直是不可避免的灾难。欧洲中世纪爆发的黑死病夺去了欧洲近一半人的生命，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发展格局。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类似的瘟疫吗？事实上，汉朝时期，中国爆发了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瘟疫，导致全国4/5的人口死亡，全国人口下降了近千万，这对当时还处于封建初期的中国是一个重大打击。历史上人们只能得到“二十二年前的建安是一场流行病”这样几个描述。

当时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有限，再加上医生数量少，进一步导致了前期瘟疫的蔓延，皇帝对此无能为力。而这场瘟疫，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混乱埋下了伏笔，黄巾起义爆发了。

赤壁之战的瘟疫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带兵进攻东吴，孙刘结盟共同抵抗曹操。由于魏军大多是北方人，不熟水性，所以诸葛亮想到了火攻，用火烧魏军的船只，让他们无处可逃，结果魏军大败，可是魏军大败的主要原因真的是火攻吗？还会不会是其他造成的呢？今天笔者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曹操在赤壁大败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大多数人都相信魏军是因为受到火攻而失败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史料都是记载着曹操是因为遭火攻而大败的。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黄盖“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展，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可见司马光是认为曹操战败的主要原因是遭到火攻，但是我们再来看下另一篇著作，看他是如何记载赤壁之战的。

《三国志》对于赤壁之战有着与大多数著作不一样的描述，《三国志.先主传》中有段话这样写到：

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按照这里所记载的话，那么魏军是先战败，然后其船只才被烧毁的，也就是说魏军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受到火攻。那究竟是为何？

从曹操后来给孙权写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在赤壁之战中失败并非因为火攻。曹操在信中这样写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描述赤壁之战时也没有提到魏军遭遇火攻而大败的事，而是遭遇了一场瘟疫，曹操到了赤壁之后，与孙刘联军作战，却始终没有大的进展，后来又发生了一场瘟疫，曹操便下令撤退了。

当时这种瘟疫应该是血吸虫病。只有南方才有血吸虫病，而且以两湖地区最为严重，所以魏军的士兵对这种病几乎没有抵抗力，因为北方很少遇到这种病。血吸虫病的高发期在秋季，其潜伏期大概是一个月。而曹操练兵时间正是在秋季，赤壁之战发生在秋末，假如魏军士兵都感染了血吸虫病，那么此时就会全面爆发，军队的战斗力会急速下降，无心应战。

东汉瘟疫

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聚集起几十万人，不仅是因为人民对生活没有希望，被迫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更是因为张角打着他能治好人民的口号。然而，他能不能治好病，对于那些急着去医院的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后来，直到公元217年，瘟疫已经到了完全无法控制的程度。

在这样的绝境中，一个被后人称为医圣的人开始大显身手，他也被称为张仲景。张仲景写了一部巨著——《伤寒杂病论》，至今仍被医学界奉为圭臬。在这本书中，他还准确地指出了这场瘟疫的起因，为后来的人研究当时这场鲜为人知的瘟疫留下了重要的证据。

其实这场瘟疫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黑死病、霍乱、天花那样恐怖的疾病，而是现在人们听起来无伤大雅的“伤寒”。这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三国时期曹操赤壁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战术或战略，而是因为这样一种疾病。伤寒造成了曹操军队战斗力极低，也造成了士兵的减少，最终让他付出了战斗的代价。

民间防控

后来根据历史学家的调查统计，这场瘟疫造成东汉4/5的人口死亡，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比例。同时，人们受到医学水平知识不足的限制，时间长了就开始有各种奇怪的理论，比如“邪侵说”。就连曹植也写过一份文件，记载当时鬼神使各地的人得病而死。对于无助的平民来说，没有办法让他们治病，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得到皇帝的拯救。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

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寻找一些方法来拯救自己，包括驱魔仪式，念咒和驱鬼等。，但这些都是绝对无用的。这场瘟疫最终导致了当时全国十个房间和九个空房子。与如此大的瘟疫相比，连年爆发的战争和起义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人无处可藏，只能等待死亡的到来。如果说家家户户都能让人感到恐惧就够了，那么真正让人恐惧到骨髓的，就是所谓的“千里乌鸦”，因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死了，一家接一家的嚎啕大哭，直到死一般的寂静，这才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同样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张仲景也遭遇了疫情。毕竟，他原本100人的家庭，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去世了。张仲景在看到自己的家人相继死去，看到全世界人民的绝望之后，为自己无力拯救人民而感到深深的绝望和痛苦，而他也终于将这样的痛苦化为力量，发誓一定要解决这样的瘟疫，拯救人民，践行真正的医者之仁。于是在这样的目的下，张仲景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和创作。张仲景原本已被举为孝廉，仕途前景一片光明。孝廉是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通过察举，推荐在孝与廉方面表现突出的人来做官。这个机会相当宝贵，20万人口以上的郡国每年只能推荐1人，20万人口以下的每2年推荐1人，全国每年只有数十人有幸得到这个机会。然而，目睹身边的人连遭不幸，张仲景立志从医，拜本郡名医张伯祖为师，没日没夜地刻苦钻研医术。他在医学方面展露出惊人的天赋，医术逐渐超过了老师。他的主攻方向就是瘟疫，取得了许多诊断和治疗的经验。《襄阳府志》记载：“仲景之术，精于伯祖。”一个人本事再大，在大规模疫病面前也是杯水车薪，懂得瘟疫防控与治疗的医生越多，老百姓的生命才越有保障。为此，张仲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一书，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张仲景将各种“伤寒”分为6大病种，并根据其临床上的不同表现再逐一细分，针对每种病分别给出治疗手段和药方。《伤寒杂病论》中载有方剂113个，张仲景的另一部医学著作《金匮要略》中载有方剂262个，除去两书重复之处，实收方剂269个，有些至今还在被人们所使用。如白头翁汤：治疗痢疾；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肺炎；大黄牡丹皮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茵陈蒿汤：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乌梅丸：治疗胆道蛔虫症；炙甘草汤：治疗心律不齐……

不仅如此，《伤寒杂病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制定了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这种先“辨证”再“施治”的方法一直被后世中医所推崇。

更值得后人钦佩的是，在担任长沙郡太守期间，张仲景每天要处理很多公务，忙得不可开交，即便如此，他仍坚持给百姓看病。平时还好，瘟疫流行时，大量染病的老百姓就医无门，张仲景想了个办法——每个月留出固定时间，官府衙门不处理其它公务，让百姓进来看病，诊断、治疗的地方就设在官府大堂上。

由此，张仲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坐堂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