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右军以翼圣教》，(意)毕罗着，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64.00元。

□ 王绍贝

《集王圣教序》是一部着名的碑帖，历代从书法角度研究与临习的人非常多。意大利汉学家毕罗的《尊右军以翼圣教》一书是他研究《集王圣教序》的总结，与过去单纯作为书法范本和书法史来研究此碑不同的是，他运用跨学科的视角，从佛教、政治、书法三个维度，重新思考此碑在书法史、文化史上的意义。他运用的新视角、新课题和新材料，新意迭出，使我们对《集王圣教序》的历史意涵豁然开朗。

《集王圣教序》的创作应该分为李世民《圣教序》的创作和怀仁集王羲之字的《集王圣教序》的创作两个阶段，也就是说从文本到集字立碑两者之间有数十年的差距。众所周知，《圣教序》是李世民应玄奘法师的要求所写的一篇佛经序言，玄奘意图通过这篇皇帝署名创作的序言来为自己新翻译的佛经增添权威色彩。玄奘这么做的宗教以及政治动机非常明显，那就是在奉道教为国教的李唐王朝里面，为提升佛教的政治地位，为僧团寻找政治上的庇护，因此玄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和尚、翻译家而已，他具备政治家的眼光，明白自己的佛教教派要在中国大行其道，除了民间信众支持之外，取得皇家政权的支持乃是关键的一环。

据毕罗的考证，玄奘曾两次向李世民提出为新翻佛教作序的请求。第一次是在公元645年8月，他当时只完成了5部58卷的翻译工作，直到玄奘又奉上《大唐西域记》一书之后才给他答复，皇帝对《西域记》表示赞成，但是拒绝给玄奘作序，提出“非己所闻”的理由。毕罗推测，李世民除了奉老子李耳本家为始祖的道教为国教的原因之外，李世民还鉴于历史上梁武帝灭国是痴迷佛教的悲惨下场，因此认为佛教是“弊俗之虚数”。毕罗推测李世民非常清楚宫廷支持会对佛教有一定的影响，而他拒绝为玄奘撰写序文的原因是他不会轻易支持佛教。但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佛教的地位是“有国之常经”，在符合统治政策的条件下，他也会明显支持佛教，譬如为阵亡的将士建立寺院超度亡灵，为母亲修建弘福寺祈福等。公元684年，玄奘再次请求李世民撰序，这次皇帝终于答应了。毕罗认为这并非偶然，因为当年夏天，李世民在长安以北的玉华宫避暑时长期跟玄奘在一起，才开始真正地接受了佛教信念。李世民“与法师无暂相离”的结果使他终于了解佛教教义的精髓，他逐渐对佛教有了浓厚的兴趣，继而极力支持玄奘宣扬佛教的事业。毕罗认为最明显能够证明李世民接受佛教的是《圣教序》中学者一般不太注意的一段话，即《圣教序》第五行的“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尊”，李世民将他的名讳连续嵌入了《圣教序》之中，应是有意识地强调了他本人对佛教的感情，为此李世民还让自己的儿子李治撰写了《述圣记》。

《圣教序》和《述圣记》完成后，据毕罗考证，此时玄奘关心的还是写本而不是立碑，因为玄奘此时急需通过大量抄写、传播自己新译出来的佛经，他上表“请经论流行”，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把《圣教序》和《述圣记》收录在每件写卷的开端，让皇帝、太子为佛教、佛法“背书”。

过去学者普遍认为《集王圣教序》集字立碑的念头，与褚遂良《大雁塔圣教序》等三方《圣教序》石刻相比实际上是最早的，因为其工程既复杂又费时，用了二十多年才完成。但毕罗则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且根据相关历史背景和文献考证，提出弘福寺僧人怀仁的集字是利用了皇室收藏的大量王羲之真迹的便利条件，完成了《集王圣教序》，由于需要查阅宫廷藏品，基于藏品本身的价值，怀仁应该被迫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创作的必要消耗时间推测，怀仁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集字立碑。再从《集王圣教序》的立碑动因和历史背景看，毕罗认为李世民撰写《圣教序》之后两年就去世了，而新即位的唐高宗李治对佛教并无特别感情，对玄奘及其僧团甚至会看做前朝旧臣，李治明显支持道教，从当时佛教论争的历史背景来看，道教在宫廷的影响力越来越强。661年在泰山的岱岳观郭行真等道士为李治和武则天建造了老子和两个真人的塑像。666年封禅礼仪完毕后，李治和武则天还游览了老子故乡亳州，给老子以“太上玄元皇帝”的封号。据《唐六典》记载，李治时期建立的道观，比所谓道教皇帝玄宗李隆基时期建立的道观还要多。鉴于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毕罗发现从649年到673年立《集王圣教序》时，佛教对道教非常的敏感，怀仁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下，僧团急需重申皇家对佛教的支持，而且必须“制造”一个超越玄奘佛经冠序的政治背书的“大制作”！他于是想出了让书圣王羲之为佛教“背书”“代言”的主意。王羲之既是皇家最推崇和喜爱的书法家，又对官僚士大夫们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此碑一出必定会成为举国上下文人墨客竞相欣赏、拓印的范本。关于佛教与写经、书法之间的关系，毕罗在书中也有详细的论述，此不多赘。总之，怀仁通过《集王圣教序》成功将宣扬佛教、书法范本与政治庇护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由于安史之乱，宫廷内收藏的大量王羲之真迹都散佚了，《集王圣教序》在往后的历朝历代中，其政治和佛教的影响力和意义也逐渐减弱，但因为《集王圣教序》收录了最多王羲之书迹（多达1903字），怀仁通过极有眼光地挑选、调整和布局字形，使得《集王圣教序》成为历代文人赞美的书法经典作品。

毕罗还留意到，“集字”这种使用名人、书法家的字迹来“拼写”新作品、题名、匾额的艺术方式，在中国乃至东亚都非常流行、广受喜爱，而在西方的美术传统中，总习惯将“拼写”作品视为赝品或不良的改造。直到19世纪下半叶的前卫艺术家们才有意识地组装不同来源的材料进行艺术创作，形成从几件作品中抽取主要部分混成新作品的特殊创作。佛教僧人们的教义宣传“空”“寂灭”，但是为了宣传教义、光大佛教组织，他们不惜巴结皇帝，连几百年前信奉道教的王羲之也可以拉出来“背书”“代言”而无愧色，也许这才是佛教能在中国发扬光大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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