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4年十月（公历十一月），日本北九州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船只，这就是从高丽驶来的蒙古、高丽联军的船队。十月五日，蒙古、高丽联军攻下对马岛，十五日攻入壹岐岛，而后由900艘军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出现在了九州岛西北部的博多湾。十月二十日，蒙古、高丽联军在博多湾登陆，这就是东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第一次蒙古袭来”，或以日本的年号称为“文永之役”。

1281年六月，灭亡南宋之后的蒙元再度来袭，蒙古、高丽联军再度渡海出征，南宋降军也作为江南军从庆元（宁波）出发投入战场。在江南军未抵以前，蒙元、高丽联军再度进入博多湾，因日方已修筑防御工事，联军未能成功登陆，不得不退回海上（后来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这就是“第二次蒙古袭来”，或称“弘安之役”。

蒙古袭来绘词

作为日本列岛所遭遇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外敌入侵的危机，“蒙古袭来”给日本列岛社会乃至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一事件同样也是谈论中日关系史时绝对绕不开的话题。“蒙古袭来”的题材在日本历来都有很高的关注度，着名历史学家网野善彦、黑田俊雄、村井章介等都曾撰写过关于这场战争的书籍。在本次“蒙古袭来”专栏中，笔者将从与这场战争有关的贸易、港口、岛屿、经济、政治和宗教形势等为大家呈现“蒙古袭来”的多重样貌。但在本次专栏的开篇，笔者并不想直接讲述战争的前因后果或者战斗的进程，而是想要讲一讲“蒙古袭来”的两个关键的地点。其一是弘安之役时江南军的出港地宁波；其二是蒙元、高丽联军两次选择的登陆地点博多湾。通过对这两个地点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在“蒙古袭来”发生以前，中日之间的交流究竟呈现出怎样的样态。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宁波可谓鼎鼎大名。宁波古称明州，作为南宋最重要的贸易港之一，“南则闵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明州在唐末逐渐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北宋起初，设两浙市舶司于杭州，992年搬到明州定海县，而后改为杭州、明州两地并置。在遣唐使的时代结束以后，中日之间的国家间外交中断，海商成为了新的主角。11世纪以后，去往日本贸易的船只出港地基本上都限定在明州。12世纪以后，南宋朝廷搬到“行在”临安，南宋政府有意识地将两浙路的贸易港限定在明州一处。根据榎本涉的统计，从13世纪到14世纪上半叶，除意外漂流而来的零星船只以外，中日间船只的往来基本都限定在明州入港。当时，日本的船只经昌国（舟山）到明州入港前往杭州等地。来自福建、浙江等地的海商则需要到明州的市舶司寻求出港许可，而后出港贸易。此外，明州同样也是通向高丽的港口之一。

博多车站

与宁波相比，博多这一地名在国人心中并不出名。但事实上，博多即使在现今的日本仍然是个比较重要的地名，也就是九州岛最大城市福冈的博多区，乘坐过东海道·山阳新干线的朋友一定知道，博多是这条横贯东西的高铁线路的西端终点站。福冈的地铁空港线则在博多站地下横穿而过，在中洲川端站与箱崎线相接。长期以来，日本的历史学者都对博多知之甚少，直到1977年修建地铁时，在博多车站北侧出土大量宋代瓷器，震惊世人的博多遗址群自此名扬天下。由此，曾经的对外贸易港口博多的繁荣景象浮出了水面。

上世纪80年代，在宁波的天一阁发现了三块乾道三年（1167）的寺院参道铺石。三块铺石上刻有捐赠者的名字，分别是张公意、丁渊、张宁。但有意思的是，这三位捐赠者并非南宋时宁波本地的居民，而是署名“建州普城县寄日本国”“日本国大宰府博多津居住弟子”“日本国大宰府居住”。除了张公意以出身地普城县（福建南平市浦城县）自称之外，后二位都以日本居民自称。其中“大宰府博多津”就是北九州的贸易港博多。

大宰府的政厅位于福冈市区的南部，在平安时代是日本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但在9-12世纪，大宰府已渐渐不能彻底地维持官方的贸易体制。镰仓时代以后，御家人武藤氏成为大宰府实际上的责任者（大宰少贰，大宰府的次官，武藤氏自此称少贰氏），并设立守护所，成为博多的统治者。大宰府政厅以北的海岸一带原本设有外宾接待设施鸿胪馆，1987年鸿胪馆遗址在福冈市平和台球场发现，出土了大量唐末至北宋的青瓷。11世纪中叶前后，大宰府鸿胪馆的机能逐渐停止。在此期间，来到大宰府贸易的宋朝商人开始在鸿胪馆以外建设房屋，在博多建立自己的贸易据点。

滋贺县西教寺藏有一部1116年抄写的《两卷疏知礼记》（四明知礼对《观音玄义》的注释），其后附有识语：

五月十一日，筑前国博多津唐房大山船龚三郎船头房，以有智山光明房唐本移书毕。

这部佛教典籍的抄写者龚三郎，是一位船主，他的姓氏是汉姓，当是一位宋人或宋人后裔，他居住的地方是“博多津唐房”，也就是博多宋朝商人的集中住宅。此外，在《教训抄》《中右记》《荣西入唐缘起》等史料中，也能看到关于唐房（唐坊）的记载（事实上，1990年在南九州鹿儿岛持体松遗址、仓木崎海底遗址也发现了大量陶瓷器，柳原敏昭、服部英雄等论述了九州各地存在“唐房”的可能性）。当时的博多，其实是建在入海口息滨和博多滨两块巨大的沙洲之上。西边是海湾，东边是陆地，南面是比惠川。港口在博多滨的西侧，与息滨形成一个半月形，宋朝商人的唐房就紧邻着这片繁忙的港口。唐房的东侧，则是日本人聚居区，再向东北一点，是称作“宋人百堂”的宋朝商人墓地，后来被改建为圣福寺。这些11世纪后半叶至13世纪居住在博多，从事贸易活动的宋朝商人就是“博多纲首”，纲首就是贸易船的船主，又叫都纲。在唐末的新罗海商巨鳄张保皋覆灭之后，华人海商逐渐成为了东亚海域贸易的绝对主角。在高丽，在日本，都能看到华人海商聚居区存在的痕迹。12世纪后半叶，宋朝商人们的居住区突破唐房的范围，扩展到博多全境，并与日本人杂居。

筥崎宫

那么，这些宋朝商人们的生存和贸易形式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位叫做张光安，他在史料里大量出现，其实是因为一则他的死亡讯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史料《华顶要略》当中记载：

山门末寺大山寺所司登山诉申，神人通事船头张光安，为八幡宫权别当宗清法印代官筥崎宫留守寺主行遍，同子息左近将监光助等，被杀害事也。依之于权别当宗清，可召赐山门，于彼杀害地博多津并筥崎社者，可被成山门领之由，勒奏状诉申之……

史料中引用的是一封诉状。里面说博多有智山大山寺派人到上级寺院延历寺（即山门），向延历寺总部汇报博多筥崎宫神社的留守行遍及其子光助杀害“神人通事船头张光安”一事。在别的史料当中，张光安又被叫做“大山寺神人船头”“山门末寺镇西大山寺神人”“大山寄人博多船头”，换言之，宋朝商人张光安是一位与博多大山寺有主从关系，接受大山寺保护的“神人”（前面那位龚三郎的船只叫做“大山船”，应该是同样的关系）。杀害张光安的筥崎宫留守，是京都石清水八幡宫的下级，因此延历寺接到大山寺的汇报之后，立即要求召石清水八幡宫的长官宗清（兼任筥崎宫检校）上山，并向朝廷告状，要求朝廷重罚筥崎宫，将博多津和筥崎宫划为延历寺领地。朝廷收到延历寺的上诉之后，试图安抚延历寺的僧众，但僧众不听，就要抬出日吉、只园、北野神舆，发动嗷诉，也就是以神意为支撑的带暴力性的“上访”行为，胁迫朝廷遵从他们的意愿。

显而易见，博多的宋朝商人张光安生前曾以博多地区的实力派寺院大山寺为后盾，他被筥崎宫的人杀死，引发了筥崎宫、大山寺各自的上级，也就是京都周边两大宗教势力延历寺和石清水八幡宫的冲突。以九州当地乃至中央的政治或宗教势力为后盾，是当时生活在博多的宋朝商人的常见生存方式。张光安死后，延历寺看似义愤填膺，其实从他们的诉求也可以看出来，延历寺希望把博多津和筥崎宫划为延历寺领地，这显然是看上了博多的外贸之利——这同大山寺与张光安的互相利用关系别无二致。

圆尓

比张光安略晚的宋朝商人谢国明，曾经在大河剧《北条时宗》当中出场，由着名演员北大路欣也（《半泽直树》里面的东京中央银行行长）饰演。这位谢国明在史料中有个颇为日本式的名字“谢太郎国明”。谢国明是博多禅宗寺院承天寺的创建者，他还是宗像神社领地小吕岛的地头领主，此外还有博多近处的野间、高宫、原村等多处土地。南宋禅宗五山第一、浙江余杭径山寺失火之时，1244年依自己相熟的入宋留学僧圆尓（1202-1280）的请求，谢国明运送了木材一千枚给径山，帮助径山寺重建。木材送到后，径山一方支付了三万贯钱。显然，这是一次披着捐赠外衣的贸易活动，船只的派遣主体不是谢国明，而是圆尓。而站在圆尓背后的，是当时京都权倾朝野的摄关家大佬九条道家（1193-1252）。谢国明就这样作为圆尓、九条道家的代理人与径山完成了交易。

在镰仓时代，博多的宋朝商人们寻求日本内部寺社和政治权力的保护，甚至像谢国明一样获得领地，成为领主。并且，当时的贸易船并非博多纲首个人独资派遣，背后一般有大寺社及政治势力的支持。换言之，宋朝商人们是日本大寺社、大贵族的贸易委托代理人。当时的朝廷、幕府、大寺社、大贵族很多都参与到对宋朝的贸易之中，他们往往以筹措寺院资财为目的，充当贸易支援者和出资者。譬如1242年，另一位朝廷重臣西园寺公经（1171-1244）派遣的贸易船回国，获利“钱货十万贯”及“种种珍宝”。

蒙元军队两次的登陆地点，实际上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活跃在东亚海域上的贸易商人最为熟悉的地方之一。博多是优质的海港，也是极好的登陆地点。蒙元、高丽的船队出现在博多湾之前，这个繁荣的贸易港口，已经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宋朝商人的船队。当然，这些宋朝商船上的船员或许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就像沉没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元代商船“新安沉船”（1976年发现）那样，这艘中国制造的尖底船（戎克船）上，有着很多写有日本东福寺、筥崎宫字样的木简，船上用具既有中国的锅，又有日本的漆碗和木屐。这艘贸易船上应该曾生活着一群中日混合的船员队伍。事实上，当时生活在博多的宋朝商人中，还有不少人娶当地女子为妻。“博多纲首”们率领着的是一只混血的队伍，博多也是一座混血的城市。这就是蒙古袭来前夜博多湾的真实景象。

九条道家

蒙元帝国所面临的是中日贸易发达的南宋-镰仓时代。当时的日本，以京都镰仓东西两大都市为中心，沿岸航运交通网络和大大小小的交通、贸易港口城镇逐渐发展起来。日本的各条沿岸航运交通网络汇聚到博多，进而与通往南宋、高丽的东亚海域贸易网络相连。担任幕府执权、掌控镰仓幕府实际权力的北条氏积极地增强对交通、物流要地的控制，这些交通要地很多都成为北条氏的领地。京都的朝廷也同样如此。日本的各路政治势力正在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对宋朝的贸易当中，享受着从宁波源源不断地运送而来的宋朝商品的便利。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蒙元帝国的崛起打破了海面的宁静，东海、黄海与日本海之上风浪骤起。这场历史上着名的国际战争，将给东亚世界的格局带来怎样的转变？繁荣的中日贸易是否还能继续下去？接下来，在这个专栏之中，我们将持续关注“蒙古袭来”这场国际性战争背后的多重因素，为大家还原蒙元帝国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羽田正编：《海から见た歴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

村井章介：《境界史の构想》，东京：敬文舍，2014年

村井章介：《中世日本の内と外》，东京：筑摩书房，2013年

榎本涉：《东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东京：吉川弘文馆，2007年

山内晋次：《奈良平安期の日本とアジア》，东京：吉川弘文馆，2003年

柳原敏昭：《唐坊と唐人町》，载荒野泰典等编：《倭寇と「日本国王」》，东京：吉川弘文馆，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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