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本明拓《天发神谶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近世鉴藏名家朱翼盦（文钧）先生家人捐赠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善本碑帖中，有三国吴《天发神谶碑》二种，其一为罗振玉旧藏并题为“海内第一本”的存世最旧拓“载”字未泐本，另一为明拓旧本，都是主人当年以“天玺双碑馆”自署的铭心之品。而朱氏《欧斋石墨题跋》 （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1月）及其诸子所编《欧斋藏碑帖目录》 （收入朱家溍编《萧山朱氏旧藏目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9月）等题跋着录中，皆称那件明拓为“杨介侯旧藏”，然均未及所据为何，故其中误差及与之相关的史实原委，一直鲜为人说。今试就所见文献资料，略作考述。

朱氏所称“杨介侯旧藏”明拓《天发神谶碑》内，有清代杨振麟题跋，其文曰：

吴人卢公武跋《国山碑》，考据最详，唯云此碑字画绝与《神谶碑》相似。又云皇象在孙权时号八绝之一，未必皓世犹存，定为书《国山碑》之中郎将苏建无疑。考《国山碑》系篆书，《神谶》在篆隶之间，字画绝不类，而定以为苏建书，殆亦臆说。道光己亥仲冬，介侯出所藏《神谶碑》见示，嘱与刘燕庭观察本比较之。刘本字画较清真，碑末(多)“海夒侯”三字已模糊，存其形似耳；元佑、崇宁、嘉靖三跋俱相合，皆旧拓本也。刘本义门、覃溪两先生跋极精详，因录之，不复赘辞。桂山杨振麟识。

明拓《天发神谶碑》杨振麟题跋

据清代梁章钜、朱智《枢垣纪略》卷十八“题名四·汉军机章京”所载，“杨振麟，字桂山，顺天宛平人。嘉庆辛酉拔贡，十六年十月由刑部主事入值，官至陕西布政使”。又据今人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 （中华书局1980年7月），杨氏于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五月，由河南按察使迁任陕西布政使，至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五月以病免，因知其题跋中所言己亥仲冬，即道光十九年（1839），“介侯出所藏《神谶碑》见示，嘱与刘燕庭观察本比较之”，正是在陕西布政使任内之事。而刘燕庭即当时的金石学名家刘喜海（1793-1853），据清人蒋光煦《东湖丛记》卷三“《西游记》”条引石匏（张开福）道光甲辰（二十四年，1844）六月为该书所作“缘起”中语曰：“岁在丁酉之春，予应汀州太守刘燕庭先生之招，将为闽游。道出紫峡，与同人别，蒋君生沐属于杭郡振绮堂臧书访《元邱真人西游记》，曾于汪君又邨所询及，未有应也。匆匆渡江抵汀。一日，偶言于燕翁，知有臧本留京邸，他日许相假也。明年九月，燕翁赴甘肃巩秦阶道观察任，偕予往，未至，翁奉讳返斾，小住西安，越岁东还。”丁酉为道光十七年（1837），明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该年九月，刘喜海升任甘肃巩秦阶道道台，赴任途中，因逢母丧而“小住西安”，直至“越岁”之己亥（道光十九年，1839），才有“东还”之行。而杨氏跋中所记刘燕庭（喜海）藏《天发神谶碑》，今仍存世，即马成名先生《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6月）中所记1992年由香港着名碑帖收藏家李启严身后散出、转归美国安思远者。

刘喜海旧藏《天发神谶碑》

刘喜海旧藏《天发神谶碑》 杨振麟观款等

据马先生着录，该本先后有何义门、翁方纲、郭尚先、张开福、吕世宜诸家题跋及陆绍曾、杨振麟、赵烈文、翁同龢等观款，其中张开福跋内，有“道光十七年丁酉秋七月来汀州，下榻郡署九龙山馆，燕庭先生出示《天玺纪功碑》旧本”之语；吕世宜跋作于同年稍后几个月的“道光十七年嘉平月”，略谓：“此昔所平为沈着痛快者，曾见于兰石先生家。燕庭观察复出相示，正如武陵渔人再入桃源也（昔字下脱人字）。”张开福字质民，号石匏，金石学家海盐张燕昌之子，因承家学，亦嗜金石，精鉴赏；吕世宜字合可，号西邨，祖籍福建同安县，随祖、父迁居厦门。道光二年（1822）举人，精于金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曾执教于厦门玉屏书院。两人均与刘喜海交好，多有切磋，此二跋即为时在汀州任上的刘氏所题。至杨氏所署“道光己亥二月上浣宛平杨振麟敬观”，则已是刘氏将其所藏该本随身携往西安之事，与杨氏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二月初九日为刘氏所藏《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题跋，当在同时，即刘氏“小住西安”期间。由此可知，杨氏在校“介侯”所藏《天发神谶碑》之前的己亥（1839）二月初，就已先获观刘氏藏本；至同年仲冬以两本互校之后，又为“介侯”藏本题跋，并过录刘氏藏本中何义门康熙庚子（五十九年，1720）秋为曹仲经所作题跋及翁方纲戊戌（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戊午（嘉庆三年，1798）七月二跋。而刘喜海该年离开西安“东还”，也应在仲冬之后的年底岁末。

杨振麟题跋中所记嘱其校碑之“介侯”，应该与杨氏有交往。经过查考，杨氏友人中确有一位号“介侯”者，且在杨氏题跋时的道光己亥（1839）也住西安，但非杨姓，而是姓张名澍。张澍（1776-1847），字伯瀹，号介侯、介白，甘肃武威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举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修纂。散馆后，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屏山及江西永新、泸溪等县知县，署临江府通判，后罢归。通经史，长于考订、辑佚，尤精姓氏之学，有《说文引经考证》《诗小序翼》《姓氏寻源》《姓氏辩误》《西夏姓氏录》《续黔书》《蜀典》及《养素堂诗集》《养素堂文集》等，并辑“二酉堂丛书”。此外，张氏于金石碑版，亦有兴趣及研究，其《养素堂诗集》中，即有《遥同岳一山（震川）舍人游褒中石门观汉碑诗》《书敦煌太守裴岑碑后》《碑林》《宿长武访昭仁寺碑》等访碑纪咏，而《养素堂文集》卷十八、十九所收碑版题跋，亦多可读，故近世于金石碑版收藏及研究颇用心力的秦更年，在其《婴闇题跋》卷三“《养素堂文集》金石跋尾”一则中，有这样的评价：“考证详明，文字简洁，略无穿凿附会之习，竹汀、授堂而后，此其嗣响。”

《养素堂诗集》卷二十四“卜居集”，编年从道光乙未（十五年，1835）至壬寅（二十二年，1842），所收皆张氏去官后定居西安时诗作。其中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所作《和杨桂山（振麟）方伯雪诗即次原韵》（四首）、《乞蟹于杨桂山方伯》（六首），以及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所作《杨桂山（振麟）方伯引疾还里，作此送之》（六首），均可见其当时与杨氏酬答往还之点滴，如《杨桂山（振麟）引疾还里，作此送之》第一首：“四十年来共系怀，宦踪离合孰安排。青门咸被召棠荫，白社屡寻陶菊佳。尊酒论文风雨夜，炉香看帖墨林斋。翻然忽作归山计，正是新蝉噪绿槐。”述两人论交始末及诗酒雅聚、论文赏帖等，知其交往甚早，趣味亦多相得。第三首：“平生最爱左丘明，姓氏常从世本评。编得五书元亚怒，刊成百卷仲瑗惊（余着姓氏五书，君为刊《寻源》《辩误》二种）。他年白璧张超集，此日黄花杨宝情。莫谓炎天多酷暑，冰心一片玉壶清。”则记及杨氏为其刊《姓氏寻源》《姓氏辩误》二书之情。此事在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杨氏有《姓氏寻源序》，叙述稍详：

予与介侯交三十余年矣，忆在京师时，年俱弱冠，而介侯已通籍，溺苦于学。予尝就正所疑，必援经据史，辩论精严，每至夜分不倦。后介侯改官为黔中宰，而蜀而江右，余亦出守潮阳，不相见者二十余年。道光辛卯春，余赴都北上，遇于张芥航河帅署，倾谈竟日，知其着作等身而多未刊行。嗣陈臬中州，介侯远寄所纂《忠武侯集》《续黔书》《蜀典》并《养素堂文集》，皆宦游时所撰，而博雅宏深，运以精思，不意其政事之余，文章精赅如是。又致书曰，曩撰姓氏五书三百余卷，今欲择《寻源》《辩误》二种付梓，其助之赀，余不可辞。会余承乏秦藩，与介侯时相过从，亟索其稿本阅之，诚非林宝、韦述、邓名世、郑渔仲诸人所能窥见……戊戌夏日书将刊成，介侯谓余不可无言以弁其首，因不揣固陋而为之序。道光戊戌夏五月下浣，北平杨振麟拜首。

又知两人交情非浅，故同在西安期间，“时相过从”。再据前引道光庚子（1840）张氏送杨氏引疾归里之诗第一首中“四十年来共系怀”，第五首中“少小京华斗酒军”诸句，结合杨氏为张氏作《姓氏寻源》序文中所言，则两人初交，当在嘉庆六年辛酉（1801）前后的京城，时张氏已经得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杨氏亦以拔贡入学国子监，而他们对金石碑版的兴趣爱好，又很可能缘于两人共同的师尊阮芸台（元）。阮元（1764-1849）是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元老高官，也是当年名重学界艺坛的风雅盟主。其于金石碑版，搜罗宏富，考订详明，并主持修纂《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当时名家学人，多与其事。张氏亦颇得阮元赏识，《养素堂诗集》卷二“春梦集（辛酉）”中，有《李广铜印歌少司农阮芸台（元）夫子属作》长篇，据其后所附章甫《读张介侯庶常李广铜印歌题赠》诗题及诗中“吉士张作铜印歌”云云，知为张氏在翰林时所作；卷七“南征前集上（乙丑、丙寅）”中的《至扬州谒阮芸台（元）抚军师（时先生丁艰在家）》二首，则是张氏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过扬州时的谒师之作，其第二首“南方学者未能先”句下，有注曰：“师寄那绎堂制军信，曰张子介侯，经学文词，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虽有“愧负师言亦赧然”这样的谦词紧接其后，但对恩师奖掖之语的念念不忘和引以为豪，还是跃然纸上。《养素堂文集》卷十四《上阮云台制府师书》中，又提及“颁赐《揅经室全集》暨《宋建宁爨太守碑》拓，再拜秖受”，并于同书卷十八《书宋建宁太守爨君碑后》中，略述缘由：“此碑阮云台师节制云贵，蒐得于陆凉州。澍时令江西泸谿县，师并《揅经堂集》寄赐，为友人借去。分宜杨立之大令赴滇买铜返豫章，以此碑装潢成帙见赠。”据此及张氏题跋中具体内容，知其所述即额题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的《爨龙颜碑》，张氏称“宋建宁太守爨君碑”，或其当时未见碑额？而《养素堂文集》卷十五《与杨立之明府书》中，则又谓“蒙贻爨使君碑”，不知究竟何故。至于杨氏，前述其为刘喜海题跋《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时，也有这样的回忆：“丁丑夏入都，将之秦，谒芸台师于京邸。师谓之曰属摹华山碑于岳庙，汝往护持之，勿令久卧草莽。余至华阴，嘱姜大令移置庙之西偏，并构亭覆之，随拓寄数十纸，兼述移碑事。师报曰可。”类此种种，似皆透出其中消息。

《养素堂诗集》中，尚有《钱梅谿（泳）以澹园二十四咏与醉后歌及铁券金涂塔二图见示，赋四截句答之》《钱梅谿（泳）贻日本国所刻孝经暨临摹汉碑兰亭帖并近作十章，作此酬之》《蒋伯生（因培）明府以岱顶重获秦石刻字题咏见示，即题四截句于后》诸诗，皆能见其当年与金石同好的往还赠答之事。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该《诗集》卷七“南征前集上（乙丑、丙寅）”中的《题邢佺山（澍）明府桓上草堂图》一首，以及《留长兴县官署三日，将返吴门，录别邢佺山（澍）明府》二首，都是张氏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往浙江长兴访晤金石学名家邢澍的诗作，也是两人学问知交、人生情谊的难得实录。邢澍（1759—1823），字雨民，号佺山，阶州（今甘肃武都）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举人，五十五年（1790）进士，先后出为浙江永康、长兴二县知县，迁署江西饶州知府，再任南安知府。邢氏学问精深，尤以金石文字之学名世，曾与孙星衍共撰《寰宇访碑录》，为金石学史上一代名作；又有《金石文字辨异》《关右经籍志》等，无不可观。而《两汉希姓录》之类，更是与张澍治学同趣者，故前述张氏于长兴会晤邢氏时所作诸诗中，多见钦羡之情：

邢侯吏越纽，治行今第一。家山萦清梦，画倩营丘笔……象纬穷甘公，岳渎核童律。研经宗服虔，染翰迈赵壹。俛卬此人间，乐也实无匹。繄予耽靖冥，误为尘缨饰。归来常饥苦，不如乡有秩。东郊灵渊上，一椽尚未必。倘能卜德邻，昕夕读着述。

并有这样的评赞：“緜羽叫芳春，鸦冈偶踏尘。逢君天下士，数我眼中人。观象追甘德（佺山着有《十三经释天》），寻源说库钧（又着有《两汉希姓录》）。词流今代盛，意折是经神。”因此，昔日曾有以“陇上二澍”称其两人者，允为美誉；而近世着名学者邓之诚先生，在其《骨董续记》 （《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6月）卷三“北方金石之学”条中，更直接把邢、张二氏与当时的金石学大家翁方纲、武亿相提并论：“北人为金石之学者，大兴之翁，偃师之武，阶州之邢雨民，武威之张介白，皆为世推重。”

最后要附说的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影印的《明清未刊稿汇编》内，有“张介侯所着书”，其中《养素堂文续集》所收《送杨桂山布政引疾北归序》，未见于刻本《养素堂文集》，文中记杨氏履历稍详，曰：“桂山少年时负才名，由拔贡生考小京官，预军机，值禁省。旋掇乙科，升主事，典刑曹，历郎中。出守潮阳，分巡惠潮嘉道。以军功蒙赏花翎，授两淮盐运使。旋以盐政外补，仍返粤东，补肇罗道，迁河南按察使，擢陕西布政使，可谓显达矣。”知杨氏一生宦迹，曾两度至粤。而日人太田孝太郎编撰的《古铜印谱举隅》 （日本昭和九年八月印本）卷四所录《听颿楼古铜印汇》钤印本前，有杨振麟道光十二年（1832）腊月中澣所撰序文，该谱系当时富甲一方的广东着名收藏家、听颿楼主人潘正炜据其所藏古铜印章汇辑而成者。又安思远旧藏《十七帖》文征明朱释本后，也有杨氏道光癸巳（十三年，1833）五月于“粤东臬署之吾未信斋”为该本收藏者伯临所作题跋，并忆及“嘉庆甲子，余在都下与伯临定交，每借橅之”，伯临名正亨，为潘正炜长兄。此外，近年拍卖市场所见广东潘氏家族旧藏书画碑帖中，亦时有杨氏题识者，凡此，皆可窥其当年与当地鉴藏名家的金石之交。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文章来源于网络，所有权归原作者所有，大道家园只作为存储空间，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