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由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忠君报国的儒家入世思想当作自身巩固政权的思想武器，使得中国人在长久以来逐渐形成了入朝做官为最高人生目标的价值观。

然而，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却也总会在某个时段或者某个地区出现一种可以称得上是逆潮流的隐逸趋势。

虽然这种隐逸之风始终无法真正占据社会主流，但它的存在却也无疑使中国文化的丰富性更甚一筹。而在两汉时期，在某些原因的促使下，隐逸一事于某些地区之内呈现出短暂的爆发局面。

一、两汉的隐逸地区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1、三晋、关陇与齐鲁在隐逸人士当中占比巨大

三晋，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山西省全境，关陇的范围则大致囊括了今天的陕西、甘肃与宁夏一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与这两个地方的所处环境有着巨大的关系。

一方面，这两个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都较为优越，如三晋地区的太原郡位于黄土高原中心地带，对农业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关陇地中的关中则更是早在战国时期就被夸赞为天府之国；

另一方面，这两个地区位于古代王朝的政治核心地带，秦朝定都于咸阳，汉朝定都于西安，而在古代社会当中，政治核心地带也便是经济核心地带，这极大带动了其相关地区的发展。

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三种条件同时占据的情况下，三晋与关陇地区也日趋繁荣，其境内各个行业都走上飞速发展的阶段，教育自然也不例外。另外，由于地处皇城周围，这两个地区也更容易诞生入朝为官的王侯将相。

而当他们飞黄腾达之后，自然也不会忘记推动家乡的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层面，因为他们无比希望日后自己的家乡能够出现更多自己的同僚。

有趣的是，也正因为文化素养较高、各类思想也在该地得到充分交流碰撞，反倒造就了一些看破红尘、不问世事的隐逸之士。在两汉交替之际中有着明确籍贯的六十一位隐逸之士当中，三晋和关陇加起来就有二十四人之多，其占比不可谓不大。

而齐鲁地区之所以能够与这两地相比，则还多了一层历史积淀的因素。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齐鲁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蒙上了一层较为浓厚的儒学色彩，其境内的民众也大多深受此影响，忠君报国的理念相当盛行。

而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更是再度加强了这种观念。按理来说，既然儒学在该地如此盛行，那便不应该出现太多隐逸之士才对。

但是，正是出于对君主的维护与尊重，使得齐鲁地区的有识之士在王莽篡汉之际宁愿隐逸深山，也不愿意入朝为官、侍奉二主，这也是在两汉交替之际齐鲁地区出现了多达十四位有明确记载的隐逸之士的重要原因。

2、其他地区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除开这三个主要地区之外，喜欢出现隐逸之士的地区还有巴蜀地区、吴楚、宋地、南阳等等。同样的，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也较为优越，无论是水土皆良的成都平原，还是吴楚地区鱼米广布的盛况，都使当地得以摆脱贫困落后的情况、而在思想教育层面得到进步。

尤其是南阳、汝颖、陈留等中原地带，不仅自古以来便是中华大地文化区域，在东汉时期也成了如关陇、三晋那般在西汉时期的政治中心。

而伴随着东汉末期的朝政愈发腐败，这些核心地区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对本朝政治持愈发失望的态度，以至于或主动或被动地隐逸，这也算是无可奈何之举。

虽然这些地区的隐逸之风始终无法与前文所提到的三个地区相比，但正是因为有了它们，才最终造就了两汉时期独特的隐逸文化。

二、社会环境的变化促进了隐逸之风在不同地区的出现

1、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

在经历过十几年秦末战乱之后，整个中原大地已经陷入了彻底的衰退期，即便西汉的建立如同一股新生血液一般试图修复之前所留下的创伤，但这无疑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然而，恰逢此时，北方的匈奴又刚好进入它的强盛期，对汉朝的安全造成了强烈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统治者只能采取和亲的方式来避免双方发生大规模冲突，同时选用黄老之学中的“无为而治”理念来作为自己的治国之策。

所谓无为而治，也就是政府不过多干预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尽由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使国家快速恢复生产。

在才经历过战争摧残的西汉社会，这一政策取得了极大成效。此外，西汉初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对商业发展并无太大限制的时期，冶铁、卖盐等行业皆可由民众来进行，甚至就连铸币的权力也对民间开放，这对推动西汉的繁荣有着重要作用。

而黄老之学作为一种具有官方背景的思想，自然也受到了来自广大学者们的轮番推崇。当然，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效果，很可能与黄老之学通过西汉的繁荣，切身实地地向人们证明了它的作用和伟大。

而隐逸作为黄老之学当中的重要内容，也被当时的学者们注意到并加以实践，这也是西汉初期隐逸之风较为盛行的主要原因。

2、儒学的强制推行受到了来自人们的反对

当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从思想层面加强自己对整个国家的掌控，在听取董仲舒的建议后，他开始将儒学设立为官方思想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儒学本身就具有着较为强烈的入世意味，对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有着相当严明的论断。

而经过董仲舒加工后的儒学在这方面的意味则变得更加强烈，同时因为儒学的强制推广，使当时的读书人普遍树立了一种必须入朝做官的信念和理想，政府的地位也陡然抬升。

在这种大环境下，人们就像是被裹挟了一般，一旦出现与儒家思想所提倡和规定的行为或言语，便会被视为不合群甚至是大不敬，人们在思想层面的自由度被大幅压缩。

相对应的，当儒学被强制推广传播后，其它学派的理论自然便会遭受到排挤打压，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最终消失于世间。诚然，它们当中的部分优秀理念也会被纳入到儒家当中以完善其本身，但它们终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了。

但是，当时的西汉才刚刚经历长达几百年的思想自由时代，百家争鸣的影响仍在，甚至连黄老之学的盛行也仿佛还在昨天。这种强制的思想绑定无疑对不信服儒家的人们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以至于让他们产生对政府的反对之心——就是不加入你。

当然，可能他们原本也就没打算着做官。在这种政策之下，政府越强制，人们的隐逸之心也就越强，隐逸之士也就越多了。

3、动荡的时局迫使人们隐居

在古代封建社会体制之下，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对国家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若是皇帝英明，国家强盛绝非难事；若是皇帝昏庸，国家衰颓也只在旦夕之间。而在两汉时期，当时的中国就经历过多次因皇帝昏庸而导致时局动荡的时期。

自从汉元帝刘奭即位以来，西汉就再也没有诞生过一个明君，这也使强盛一时的西汉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下坡路。

朝政的黑暗与腐败使有识之士再无用武之地，社会的动荡与黑暗更使他们无法感受到奋斗的意义与价值，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只能选择隐逸世外，以一种不问世事的态度着书立说，从而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满足。

当王莽篡汉后，不仅引起了儒学者们的强烈抵制，他所实施的改革更使本就相当严重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时之间战乱四起，各地起义军势力蜂拥出现、占据一方，为了能够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而相互激战。

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继续被埋没、在动荡的大潮当中找不到人生的方向，隐逸之风则继续兴盛扩张。尤其是前文所提到的齐鲁地区，更是如此。

虽然光武中兴的发生一度改变了这种恶劣局面，但直到东汉末年，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隐逸的例子也就多了起来。因此，纵观历朝历代，越是时局动荡的年代，隐逸之士也就出现得越频繁。

三、总结

总的来说，两汉隐逸之士的地区分布大致呈现着这样的一个特点：以经济发达、所处环境较好的地区为主。因为在大多数时候，只有在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后，人们才有闲心和精力去思考更高层次的东西，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才能诞生出新的理论。

同时，也正因为这些地区较为富庶繁荣，也使他们在战乱之时也会遭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毕竟当地的资源实在太过丰富，而身处这些地区的学者们也只能在无可奈何之下选择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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