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颖曾 来源:民国百年

1927年，陈立夫奉命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邨。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邨的三组被撤销。丁默邨交友甚广，和周佛海很熟，最终被拉进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76号秘密工作室，倒过来对付军统和中统，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所以军统的人特别恨他。

但丁默邨跟了汪精卫数年以后，很快发现汪精卫也坚持不住，他托关系找到陈立夫。陈立夫说你回来可以，但要将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说，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地盘扩大——让丁默邨帮助完成。丁默邨当时在汪精卫政府里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务，其实他也算被陈立夫“策反”了。陈立夫兑现诺言，答应保他的命。

这段时间如果丁沉寂的话，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后来保外就医，但不甘寂寞。有一天游山玩水，被中央社记者认出来了，写了篇文章《丁默邨逍遥玄武湖》，结果被蒋介石看到了，这让他颜面过不去。他很生气地说“丁默邨应该枪毙”。陈立夫写了封信给丁，大意是这次你触犯得实在太大了，我无法帮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丁默邨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封信给陈立夫：“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帮我的忙，我自己不当心，都怪我自己铸成了大错……”

几十年后，陈立夫在和子女聊天时偶尔还会说：“人啊，要守本分。我过去有一个姓丁的手下……”

从踏入政坛第一天起，陈立夫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他29岁任国民党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31岁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38岁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他还成了《时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面人物。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笔墨记述陈立夫与中统的故事，但他在抗战期间做过7年教育部部长的经历似乎并不像那段历史，被外界所熟知。

抗战爆发不久，陈立夫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后来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此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陈立夫非常看重自己这段经历。其中他认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贷金制度”。因为考虑后方的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未来栋梁，兵荒马乱年代，很多学生无力继续学业，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他后来到美国开会遇到一位大陆学者，对方还充满感激地告诉陈立夫，他当年就是拿着这笔贷金完成了学业。

那时任财政部长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这两人要钱，他们说战争时期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哪里还有钱给学生？陈立夫说，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义借钱，成立了贷金，就是现在的助学贷款。当然贷给这些学生的钱至今没有还过一分，但是债务人是陈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账，陈立夫还因为这些学生的贷金借款而欠国家许多钱呢！

1950年8月4日，在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陈立夫被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他那时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后来讲，连跟同学打招呼告别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很多文章在提到这一段时，往往形容是蒋介石将陈立夫“赶走了”。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陈立夫与陈诚的矛盾，而“24小时离开台湾”这道命令就是陈诚通过蒋介石下的。当然，为了让大家互相有个面子，还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蒋介石跟张道藩（他跟公公也比较熟）商量，这时刚好在美国有一个“道德重整大会”，于是顺水推舟地以这个名义让他去参加，“顺便”长住。

陈诚和陈立夫在大陆时期就有矛盾，个中原因一言难尽，但已很公开化。国共的第一仗是陈诚打的，溃败后又被派到台湾。陈诚在台湾有一段非常弱势，当时甚至有“杀陈诚以谢国人”的说法。但谁也没想到，国民党最后也会败得一塌糊涂，退到台湾，而这时在台湾经营数年的陈诚已经打下一定基础。

陈立夫到台湾后，要求成立一个改造委员会，来检讨失去大陆的原因。但别人认为他想邀功或作秀，再者大家都是刚从大陆败退，人心不稳，说任何人有罪无罪都不好，还是先安定下来再说。后来陈氏兄弟主动提出两人退出改造委员会，免得人家再纷纷扰扰，他们也想暂时离开，让蒋介石先安定下来。所以1950年成立的“中央党务改造委员会”并没有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名字。

此时的国民党与美国也经历了一段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美国原本支持孙立人未果，转而支持陈诚，而退守到台湾的蒋介石因为急需稳定住局面，不得不屈就陈诚。陈诚后来成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形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势，从客观上讲，此时的陈诚也有了足够控制蒋介石的能力。在那个阶段，局面连蒋家人自已也支配不了。陈诚一直认为陈立夫与他是对立的，虽然他们一是武官一是文官。在陈诚与陈立夫之间，蒋介石不得不选择前者，而委屈了陈立夫。

后来有人说，陈立夫离开台湾前拒绝与蒋介石辞行，也有人说他去蒋介石那里辞行的时候，蒋不见他，总之都在说两人结了怨。实际上陈立夫一生充满了中国传统礼数，不管对方如何，他都要坚持作为一个部属的礼貌。而蒋介石不见他，他完全能体谅——见了面，蒋介石该对他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合适，所以陈立夫说蒋介石不见他也是对的。

1951年，陈果夫在台湾去世。当时蒋先生给陈立夫来了封信，告之已处理陈果夫的丧事，暗示他不要回台湾。1961年，陈立夫第一次获准回来探望亲人，他回台湾的时候来机场接他的人爆满。为了避免猜忌，陈立夫并未久留就回了美国。

曾有一个美国记者后来到台湾采访他时问：“你有没有过怨言？”他回答说：“‘有’或‘没有’，是时间过程里的想法，人总是有不开心的时候，但归结到结论里，是‘没有’，我可以说无怨无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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