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胡虏无百年运”的说法，这个说法在清朝建立之前确实算数。

清朝之前，虽然也在两宋时期有辽、西夏、金国享国超过百年，但都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大一统，辽、西夏更是在长城内只占据一隅。

而以异族为主要统治阶层，却能做到大一统的王朝，就只有两个，分别是元朝和清朝。

元朝从正式建朝起到灭亡，只有97年，如果从南宋正式灭亡算起，就只有89年。

之所以没能享国长久，是元朝中以蒙古人为主导的统治阶层没有把长城以内中原地区的民众，特别是南方地区的民众融合进元朝的大家庭中。

反过来说，也是元朝的统治阶层没能主动被汉化，不接纳也不融入。

这从元朝把统治下的百姓分成四等人，人数最多的南方汉人是第四等就能看出来，元朝是真的把农田当牧场用。

当然，这也和元朝在彻底灭亡南宋前，就已经是无比强大的帝国有关。

别说灭亡南宋之时了，早在兵临黄河之前，蒙古就已经在西域方向纵横无敌，拓地万里。

在和南宋正式开战时，蒙古的统治区域、财富等是超过南宋的，算是以大欺小，如此得到的大一统，他们觉得不需要向弱者学习。

有强横的战斗力、广袤的国土、满仓的财富做保证，蒙古贵族们在开始统治中原地区时的心态，和此前畏畏缩缩，逐步从学习汉文明中强大起来的异族截然不同。

心态的不同，让蒙古贵族们，在看待中原文明时，一直是高高在上的。

而因此产生的拒绝融合的行为，拒绝引导读书人和百姓认可元朝的行为，成为了元朝在长城以内没能有百年以上国运的主要原因。

清朝则不同，直到消灭掉南明势力为止，满人贵族从文化和心态上都还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这是因为，清朝在入关之前，即使拥有了朝鲜、蒙古和辽东等不算狭小的统治区，但综合实力还是远远弱于明朝，特别是文明。

清朝的成功是借助明朝的内乱，而不是元朝式的碾压，满人贵族也没有如当初蒙古贵族般高高在上的骄傲心态。

因此，入关后的满人贵族在统治方式上是学习型的，为了保证胜利成果，也愿意主动融入。

治国其实就是治民，而在古代，要治民最关键的无非两点：

其一是得到能帮助治民的重要帮手的拥戴，这个帮手就是读书人和士绅。

其二是把民众的思想进行适当的引导，让他们的行为规范有利于王朝的统治，也就是通俗说的“教化”。

只要做好这两点，基本上就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很好的巩固统治基础。

而在这两点上，清朝做的远比连搞个科举都犹犹豫豫，也不在乎民众思想的元朝好太多。

清朝在入关的第二年，即顺治二年，就搞起了科举考试，以此来拉拢读书人，而且是无条件的学习明朝的科举，一点不加改变的就用上了。

由此，前明朝的读书人中，相当一部分人迅速倒向清朝，为清朝后来的治理提供了足够多的有才干的官员。

到天下一统后，又特别注意引导和教化百姓的行为和思想。

清朝完成大一统始于康熙朝，故而，教化百姓的重任也落到了有深厚儒家素养的康熙皇帝头上。

根据《康熙实录》中的记载，康熙亲政初始，也就是剿灭鳌拜后，马上就发布教化百姓的指令，宣称：“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意急迫），而以教化为先”。

并多次强调要把教化至于拟定法令之前，表示：“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持法令而教化不行，是舍本而务末。”

康熙九年，康熙还专门为教化百姓，发布了让全国读书人、士绅必须学习，并以此为指导纲领，教导和规范百姓行为的《圣谕十六条》，这些条令是：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以《圣谕十六条》为准，康熙把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全部给考虑进去了，并完全符合他们长久以来，所熟悉和遵循的儒家思想要求的行为规范。

以儒为基准，读书人欢迎。在熟悉的行为规范引导下生存，百姓也接受。

如此双管齐下，读书人和百姓对清朝的认同也就越来越深，愿意按照康熙《圣谕十六条》的引导被“教化”，“反清复明”的市场越来越小。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引导民众认同自身的方法，元朝不屑也不愿去做，于是，应了“胡虏无百年运”，清朝热心的主动去做，于是，打破了这个预言。

参考文献：《康熙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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