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衙役

如果说“汉承秦制”，那么在清朝即可视为“清承明制”。尤其在政治架构和体制设置最为相似，除了内设机构名称不同，岗位称呼不同外，在吸取并取消明朝体制如宦官二十四衙门设置教训外，其余大体相当。

内务府是清朝最具影响力的衙门，相当于明朝的“大内”，光内设官职就有3000人之多，如果加上工匠、兵丁、太监，内务府就有上万人之多。清代皇帝多注重宫廷享受，尤其是雍正、乾隆在各种文玩上非常追求极致，又将这一事务派发到地方机构，如“江南三织造”，如此一算，其内务府的“垂直”管理规模更为庞大。

清代各级衙门从大到下，从上到下，从设置数量到人员机构都创历史之最。光绪《大清会典》和《清史稿》统计，到了清朝末期，全省仅省、道、府、县四级主要行政机构设置的衙门就有2200多个，如果继续细化统计各分支衙门，其总数最低不小于4000个。平均每个省130多个衙门，一个县有两个以上衙门，堪称滥设衙门之最。

清朝州县官吏

早在乾隆时期，地方大员陈宏谋就曾对机构设置过多发表过意见：“朝廷设官非不多也，而不以民事为事，止图‘自了’，以为得计，则民不受官之益，凡觉多官之为累矣。直谓之无良心可也。”就是说现在设置这么多官员和机构，这些当官的却不为老百姓干事儿，只希望自己升官发财目的达到，老百姓一点好处没有，真可谓没有良心。在家书中他还痛斥说：“官场习气已深，每日自上极下，忙忙碌碌，虽有治民之排场，全无及民之实事。”不光如此，清代衙门的主政者非常有权，独断专行，因其下面的小官吏大多都是自己小金库聘过来的，所以清朝人经常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即幕友、长随、书吏”，很有点“权力承包”的意思。

“天下之事无不始于州县，无不终于州县”，在清朝最热门的职位莫非“州县”官员，这就意味着当上州县官员就操控了地方人口、财政大权。据《光绪会典》书中记录，全国总计有1342个县太爷，级别比县高的还有厅、州，全国共有78个厅，129个州，属于正五品、正六品官员。当时有谚语形容说：“要为名高点翰林。主事也可显才能。发财最好当知县”在清代所有仕途的出路中虽然有的高级官员却只是一个名头，科举官员相对来讲更在乎名节，还有许多操守可言，而这些花钱买官当知县的就是为了发财，通过各种手段把这种“政治买卖”最大利益化。

县令和胥吏

当时有一个生动故事，说一个姓蒋的绍兴人对知县一缺垂诞很久，但苦于拿不出太多钱，于是和几个好友商量大家凑钱捐官，约定由姓蒋的做县令，其余的有做刑名师爷、钱粮师爷的，并规定所有收入放在一起，歃血盟誓。没多久这几个人的计划顺利实施，并各司其职，配合默契，直到三年考核，蒋因贪污被革职，但已经与其他人搂的盆满钵满。除此之外，知县在大肆搂钱外，还要结交上级官员，以求得权力庇护，这可是不可缺少的官场“护身符”。当时清朝允许有一种送钱方式叫陋规，即现在所谓的潜规则，不能太见光，但不算违法。其名称也不一而足，比如什么“炭敬”、“别敬”等等几十种送钱和收钱名义。在县令的眼里，最高能接触到封疆大吏，俨然眼里没有皇上，对于各地督抚、州府上级的索取和各种接待都非常配合，渐渐就成了督抚们的亲信和爪牙。

清代《庸闲斋笔记》中讲了一个比较生动的事情，乾隆时期 云南总督叫地方官陈熙的，一次总督让他购买赤金二百两，陈不敢拒绝，于是到市场去买，每两赤金用了十六两银子。地方官陈熙把金子送去时，还开列了购买花费，惹得总督大怒，拒绝接受，此后不多久，陈熙就被排挤，不得不辞职回家。

其实如陈熙这样的官员实在太少了，大部分的县令是巴结还来不及。在嘉庆时期，各地衙门的肥缺明码标价“中缺把钱，大缺一万五”封疆大吏利用手中权力，将各地州县官员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成为服务和输送钱物的“班底”。

雪花白银

清朝在吏治的日渐败坏中，地方官吏对百姓的侵害就越来越严重，除了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外，徇私舞弊的事情更是随处可见，民间就出现了许多憎恶州县的谚语：“杀人的知州，灭门的知县，要把财发，必要估家，要吃饭，做知县，做知县，穿绸缎。”《中国的科名》

其中的“要把财发，必要估家”一丝是说遇到打官司的时候，先要估算一下自己家有多少家底。于是又有了“一字不可入公门，一入公门家便倾”的话，就连当时的大清皇帝也不得不承认：“以家道厚薄为银数之增减，几于各省一辄”的办案规则的现实，却无力改变。

州县审案

表面看是地方吏治日趋腐化，但是这一问题上，乾隆在官吏准则上的定调造成了一定恶劣影响。他曾说：“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从上到下便没了官员尊崇的名臣道德楷模风气，代之而起的便是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而成功三连任的最会做官的三朝元老曹振镛做官更是有几字绝学“多磕头，少说话”，这种官场作风吹遍了古老的大清帝国的每个角落，最终造成了地方州官县令只求做官发财，从局部影响到了整体，也全面导致了大清王朝的“抽心一烂”的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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