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者，对禹治洪水的真实性提出过不少怀疑。不过，国内多数学者并不认同顾氏的主张。毕竟，诸多早期文献载有禹治洪水的故事，想把它们一笔抹杀是不可能的。

只是这些故事确实包含不少神话成分，需要认真加以清理，以便弄清其真实的历史素地。比如，禹时期是否真的发生洪水、洪水的性质以及禹治洪水的真相，等等。

从甲骨卜辞来看，商人早已知道前朝发生洪水的故实，且深深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近年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豳公盨（又名遂公盨）铭文，有助于廓清疑古学者的部分怀疑。

这件出自西周贵族之手、带有训诫意味的铜器铭文，清楚记叙了禹治洪水的故事，等于向世人昭告疑古学者所持的禹治洪水出于战国时人假托的说法为无端臆说。

铭文首称“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一则表明在周人心目中，禹是同周文王、周武王一样的受命之君，治理水患，有德于民，而非什么天神；再则表明禹的治水方法为“浚川”，即疏浚小的河川，此与文献所载“疏川导滞”的治水方法并无二致。

所谓“敷土”或“布土”，是促使被淹没的土地尽快显露出来，以便重新分给广大民众。对付洪水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累土为丘，人居其上，以躲避洪水。《淮南子》称“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豳公盨铭文有关禹治洪水之事，属后人对前代史事的追记，但其描述的具体情节，很符合夏代国家兴起时的地理环境与考古调查情形。

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气候或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论证大禹治水的时代背景，如将大禹时期的大洪水归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气候变化。

公元前2000年前后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对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这一时期，气候变冷引发相对湿度加大、降雨量增多，导致当时中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从黄河上游、中游到下游均发现洪水的沉积证据。

根据文献记载，大禹治水的主要策略是对大面积洪涝灾害进行排涝、开挖沟渠等，即如豳公盨铭文所说的“濬川”、《论语》所说的“尽力乎沟洫”。

由此论及洪水发生的地域，当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地势低洼之处，即大体处于西边的太行山脉、东边的泰沂山脉两个高地之间以及古代黄河与济水之间，按《禹贡》九州的划分属于古兖州。

这里不仅地势低洼，而且河网密集、湖沼遍布。一旦发生洪水，境内百川之水便先自溢出，极易造成长期不去的水涝。故而，上古时期河患的记录几乎全在这一区域。

除了地理形势的分析之外，古代文献中还留下了兖州与禹治洪水相关的其他记录。比如，古代文献一致认为，夏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密不可分。《国语》称“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即将禹接受天命拥有对天下的统治权，归结为他通过治水使万物重新获得生机。

按照今天的解释就是，大禹通过领导治水，集中使用参与治水的各部族人力、物力，在这一过程中加强了自己和家族的权力，最后使这种权力演化为凌驾于各部族之上的、具有专制性质的统治权，由此导致夏朝的产生。

基于这一判断，夏朝的地域应与禹治洪水涉及的地区相一致，即夏朝的地域在古河济之间，而不是豫西或晋南。或者说，至少夏朝前期的地域应是如此。

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夏的都邑及地名大都在东土。这应是根据《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等典籍记载所得出的结论。其中谈到，夏代诸王的居邑（都邑），包括禹居阳城、太康居斟寻、后相居帝丘、帝杼居原等。

除禹居阳城有争议外，其他地点都位于古河济之间的范围。比如，《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卫成公迁居到帝丘，即濮阳。卫国的始封之君卫康叔托梦于他，说其供奉给自己的祭品让夏后相夺占。这无疑折射出卫国所迁居的都城建立在夏后相都邑旧址之上的史实。

考古发现的这一卫国都城，位于濮阳高城。就已勘测到的情况来看，遗址面积不下百万平方米，规模不可小觑。这也应当成为夏代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重要证据。

主持高城发掘的考古专家，同时主持过古河济之间一系列龙山时期古城址、古遗址的调查发掘。在他看来，这些古城址、古遗址多数与洪水有关。这就从考古研究角度给夏朝地域主要在古河济之间一说以有力支持，也给古时洪水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大禹通过治理洪水促进夏朝产生等说法进一步梳理出逻辑线。（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作者：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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