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学说，以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来看，自有其糟粕迷信的一面，不过，它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古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之一。

阴阳五行学说的创始人，来自于战国末期的邹衍。邹衍是齐国人，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

邹衍是一个奇人，他的学说大多荒诞不经，充满着奇特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因为他喜欢谈论阴阳、天象、灾异，所以被当时的人称为“谈天衍”，从这调侃气息不输现代人的名号，可见他的学说并不很被当时人所重视。其着作后来也几乎都遗佚，而能保存下来的比较完整的着作，就只有《吕氏春秋》中的《应同篇》了。

按照《应同篇》的说法，“五德终始说”中的“五德”，就是指五行的五种旺气；而“终始”二字，就是终结了又重新开始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充满神秘主义的循环命定论。按照《应同篇》原文所谓的“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朝代更替的顺序应该是土、木、金、火、水，即所谓土生木，木生金，金生火，火生水。邹衍认为历史就是按照这样五行轮替的原理循环转移的。每一个时代，要受到五行中的某一行的支配；帝王将要兴起时，天就降下祥兆，而这个祥兆又符合五行中某一行的“德”。

比如中华民族的老祖宗黄帝，黄帝显露王气时是“土德兴”。那时候，天空中竟然出现了大蚯蚓、大蝼蛄，这条蚯蚓据说有十余丈长，几米粗。由于蚯蚓都是“土生土长”的生物，这个朝代也就是中华民族有迹可循的始祖，就被认定为“土命”，从此揭开了有记载的古代中国的序幕。

于是黄帝时代的典章制度都要“尚土”，衣服颜色、旗帜等都要崇尚黄色。夏禹时是“木德胜”，传说中上天就在秋冬时节显示草木不凋零的景象。邹衍将这种五行推移法，一直推算到了周文王。周代被认为是“火德胜”，那么按照“代火者必将水”的推理，取代周王朝的朝代就应当是“水德胜”了。邹衍个人的生命有限，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推理，竟为后世帝王倍加重视，视为有关国祚长短江山稳固的大事。

“五德终始”学说，认为历史是按照五行的原理循环转移的，帝王的兴废、王朝的更替，都要受五行中某一行所支配，由此便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学说在民众的思想里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被默认为上天规定的某种真理，逐渐成为各朝各代帝王的专利，成为他们手中维护王权的工具，后来竟演变为纯粹的君权神授思想：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尽管谁也没看见过，但大伙儿都相信，是神秘的“天”在主宰着一切。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用阴阳、五行学说构筑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哲学体系，对后世的影响同样巨大。董仲舒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学相结合，开汉代儒学阴阳五行化的先河，这对后世的影响亦是极深的，且几乎渗透到了中国人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而由于其消极、负面的影响，更使其成为迷信思想的渊薮，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此自称“奉天承运皇帝”。

邹衍所创立的“五德终始说”，本意是想从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谈”的阴阳五行研究中，罗列出天降的灾祥祸福，来恐吓那些骄奢淫逸、“不尚德”的统治者们，希望他们能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办事、治民，能“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之施”，将仁义道德也同时施惠于底层老百姓。也就是为如何忽悠统治者在缺乏制度制约的情况下谨遵道德规范提供一个理论基础。

但是，邹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创立的理论后来会反过来被许多统治者所利用，当做自己改朝换代、巩固统治的理论依据，并为后来荒唐无稽的谶纬学、充满迷信色彩的易学等开了先河，更使五德始终学说成为众多迷信思想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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