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三代人为了开创满清基业，用了近百年的时间，可清朝国祚的终结又用了多久呢？一百二十五天。自１９１１年十月武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到１９１２年溥仪逊位，立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清王朝在短短的四个月里土崩瓦解，大厦倾颓。

在此期间，最忙碌的就要数身居要职的袁世凯了。

袁世凯一方面借助满清最后的力量压制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又开始养“敌”自重胁迫隆裕孤儿寡母，最终将溥仪赶下了政治舞台。值此之际，从双方周旋的袁世凯荣升为中华民国首位总统。

熟悉历史的朋友，一定在古人回忆录里看过一些当时的情况，明明袁世凯对隆裕太后、溥仪皇帝的态度十分谦恭，为何说是胁迫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在这一百二十五天里清廷内部发生的那些事。

武昌起义的爆发，让清廷的大臣们纷纷看到王朝的命运，那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为了尽最大可能挽救即将走向终结的社稷，清廷不得不重新启用有一定军事力量的袁世凯。１９１１年十月，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前往武汉进行节制。

在清廷的调令传来的一开始，袁世凯是拒绝的，他以身患重病为由回绝了清廷的要求。不过，袁世凯此举，只是为了获取一些筹码。他向清廷提出的妥协内容，就是设立国会组建内阁、解除党禁宽容党人、总揽全国军权等。在朝廷接受了这一系列近乎胁迫的要求后，袁世凯这才同意上任。

当时，隆裕太后还为袁世凯拨付了白银一百万两，作为武汉官兵的军费。后来，汉口地区的清军击败了民兵，让清廷眼里袁世凯的分量变得更加重要。没过多久，袁世凯便被任命为总理大臣，并由他来主理组建内阁的大小事务。１１月１６日，袁世凯内阁正式组建，自此袁世凯一手遮天，总揽朝中军国大政。

１１月２７日，清军于汉阳再次取胜，击败了三千多名民兵。当时的官兵将领冯国璋打算乘胜追击，将武昌打下来。没想到，袁世凯竟致电冯国璋，命令他停止进攻。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以袁世凯手中的兵力完全能够将革命镇压下来，逆转局势。然而，袁世凯的用心十分奸猾，他压根没想成为一名国家元勋，而是想取清廷而代之。

１２月２８日，袁世凯启奏隆裕太后，确定国家体制。《绍英日记》中记录了袁世凯求见隆裕太后时两人的一番对话。

隆裕太后两眼热泪，询问袁世凯道：

“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 袁世凯的回答则是这样的：

“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二十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今唐绍仪请召集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如开战，战败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 从这里我们能充分看出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他以“保全皇室”作为要挟，借此来完成自己的篡国大计。这一点，《袁氏当国》这本书里讲得非常明白。

作者唐德刚指出，袁世凯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使用了一套连环计，分别为养敌、逼宫与摊牌。袁世凯心知肚明，革命成功是大势所趋，是时代的要求，所以革命派是万万剿不得的。即便他在短时间内平定了革命，那么，他亦会成为清廷兔死狗烹的鹰犬，没有什么好下场。

此时，满清的国祚已经进入倒计时，就像蜀汉的刘禅一样，烂泥扶不上墙。即便清统还有那么一丝复兴的可能，袁世凯也不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在袁世凯的规划里，不论将来是皇帝当国还是总统当政，他都要坐上万人之上的宝座。

那么，袁世凯是怎么对付隆裕太后的呢？

就是从军费入手。

虽然隆裕太后拨付了充足的军费，但袁世凯就是一口咬定钱不够。即便隆裕太后已将自己的“小金库”内帑全部奉献出来亦无法解决问题，因为袁世凯就是个填不满的黑洞。在隆裕太后最后的利用价值被榨干，只能将一切希望放在袁世凯身上时，袁世凯便开始进行最后一步——摊牌。

之后，袁世凯以皇室的处境相要挟，并给出一定的承诺，如：一年四百万两的“优待费”等，胁迫隆裕太后赞成共和。至于清朝宗室方面，对袁世凯威胁最大的无疑是主战派。在这段时间里，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矛盾空前激烈，庆亲王等人力保袁世凯，而载涛等人则始终处于观望态势，唯镇国公载泽、蒙古王那彦图、满族中之升允、铁良、良弼、恭亲王溥伟等人始终站在袁世凯的对立面，支持开战。

在民国成立前夕，恭亲王溥伟曾与袁世凯手下的赵秉钧等人进行过一番激烈辩论。在这场内阁会议里，狡猾的袁世凯以身体有恙为由拒绝出席。

恭亲王溥伟义正言辞地说道：

“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究议何事？请宣言之。” 按照袁世凯的要求，赵秉钧拿出一副拖延时间的对策：

“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显然，这样的说辞是于情于理都无法服众的。面对袁世凯一派的说法，恭亲王溥伟给予了有力回击：

“朝廷以慰庭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乃罢战议和，此何理耶？以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庭耶？” 从这里可以看出，袁世凯力主求和，但宗室给他造成了莫大的阻力。不过，袁世凯早在心中想好了一套针对主战派的策略。

袁世凯绕过外廷，直接找上隆裕太后，以缺乏军费作为借口，说服隆裕太后下旨，号召所有宗室倾尽家财购买国债。在这，就体现出人性的劣根性了。让这些满清贵族为了国家大业纾难，那是无可厚非的。但若让他们为了国家捐出自己的家底，那就是人所不欲了。

在整个四九城里，根本没有几个八旗贵族响应这一号召，这也正中了袁世凯的下怀：既然不肯为国出资，那自然不配享有话语权。经袁世凯的这番操作下来，主战派的嘴巴便被堵死了，再没人敢站出来主张对革命党宣战。

仗打不起来，可事情总要解决。此时的清廷已到了最后关头，待到孙中山先生对清廷给出优待的承诺以后，可谓只欠东风。１月１６日，袁世凯拿出一份内阁成员联名所写的“秘奏”，呈上隆裕太后，请求溥仪逊位。

清帝逊位，意味着满清国祚至此而止，隆裕自然不可能妄下结论，于是，便召集了王公大臣再做商议。

这次御前会议的内容是皇帝逊位，是以大臣们自然群情激愤。主战派再次站出来，以冯国璋此前战胜为由，请求隆裕太后发兵。然而，隆裕太后却指出此时的国库中已无饷银，无力应对战争。各大臣请求太后拿宫中的金银器皿暂充军费。然而对于隆裕来说，到了这个当口，军费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了。

“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隆裕太后此言既出，群臣哑口无言。至此，清帝逊位被敲定，成立民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袁世凯最后一次面见隆裕太后时，他呈上了逊位诏书，催促隆裕太后加盖御玺。随后，他还向太后允诺了民国政府给予皇室的“优待费”，一年四百万两。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袁世凯依旧挤出一副泪眼，对太后说道：

“请皇太后好好教皇上念书，将来还有还政之一日。” 袁世凯的种种行为，就是让隆裕太后仍念着他的好。

这天下朝时，隆裕太后还对近侍提到：

“袁世凯的确是忠臣呀。” 然而，就在翌日清晨，隆裕一如既往地来到大殿上等待袁世凯面圣，哪知这位军机大臣竟迟迟不来上朝了。

只不过，隆裕太后不论如何都没想到，这位军机大臣再也不会出现，而溥仪亦等不到还政的那一天了。

参考资料：

【《清史稿》、《袁氏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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