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个大国在地理空间中远隔重洋，直到今天为止真正前往对方国家亲身目睹和经历对方社会与文化者，相对于本国巨大的人口都显得寥若晨星，可以说自双方发生交际以来，彼此眼中的对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诸种话语体系构建出来的想象体。现实生活中，双方人民对彼此了解的出发点差别也很大。”

以上文字摘自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王元崇教授的近着——《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下文简称《中美相遇》）前言部分。王教授写作此书正是要解答前言所提到的问题，即限山隔海的中美两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相遇，又如何产生并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建构了对彼此的认知。为更好地回答该问题，王教授在书中设置了“天朝与外藩：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灵魂与银子：‘中国风’、茶叶与鸦片”“体制与体面：条约、好朋友和磕头”“以夷变夏：外交、出洋和留洋”“金山之梦：在美华工和华裔”“大门口的老熟人：枪炮、条约和下午茶”六大篇，由总到分，按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讲述了中美相遇时的往事。王教授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此书，在理解当今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史能有所助益。

王元崇着，《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在我看来，《中美相遇》一书有三大特色。一是该书的叙述重点是“中美相遇”，但并没有忽视中美相遇对其他国家乃至国际关系，尤其是东亚旧有的秩序产生的冲击；二是作者尽可能地跳出了以中西对立、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差序文明格局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事件的桎梏，尽可能地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从当时人的视角来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与中美之间的相互认识；三是书中丰富的配图，不仅涵盖了博物馆、美术馆的藏有的老照片与漫画等，也包括作者本人考察历史遗迹时拍摄的照片，这可以更直观地向读者展示历史变迁。

第一条特色首先体现在本书用较大篇幅讲述了朝鲜半岛问题。书中涉及朝鲜半岛的部分主要是第一篇中的“中国秩序的运作：天朝上国与外藩属国”与第六篇中的“中美朝鲜半岛恩怨录”。从时间上来看，这两篇分别讲述的是中美相遇之前与相遇之后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这样的对比写法，可以有效揭示美国等第三国势力进入东亚世界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变化。

王元崇教授认为，“朝鲜是清代宗藩体系中的模板，是一个标尺”,“在北京看来，其他国家都应该按照朝鲜谨守礼法的行为，虔心向化，敬奉天朝这一文明中心”（页31）。这正是王教授的前着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再造中华帝国：满鲜关系，1616-1911》）的核心观点。就我所知，《再造中华帝国》一书出版后，在韩国学界引发较大反响，韩国历史研究会下设的对外关系史读书班曾于2019年专门召开读书会来研读该书。而《中美相遇》一书在概述清朝的对外关系时进一步强调了《再造中华帝国》中的这一核心观点。韩国学界对王教授研究的关注是基于他们对本国对外交往史的关切，即如何理解宗藩体系内朝鲜的位置与角色。这一问题至今仍是韩国历史学界主要关注点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的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所编的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一书中曾收录韩国西江大学全海宗教授的《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一文，该文认为朝鲜是清朝的宗藩体系中的“典型”朝贡国，参考标准是规定朝贡行为等的典章制度等。进入21世纪后，延世大学车惠媛教授则认为朝鲜是明朝的宗藩体系中的一个特例，比较对象之一是朝鲜之外的其他朝贡国。（ 见Cha, H. 2011. Was Joseon a model or an exception? Reconsidering the tributary relations during Ming China. Korean Journal 51 (4): 33–58.）无论结论为何，韩国学者其实都更偏向从朝鲜半岛本土的视角出发来考察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而王教授的研究正好回答了该问题的另一半，即清朝在当时在宗藩体系的框架下是如何看待朝鲜，并如何处理朝鲜半岛问题。

《再造中华帝国》

再说第二条特色。《中美相遇》一书强调，哪怕到了清朝居间斡旋朝美立约的19世纪80年代， “（中国）都是在传统的宗藩框架内，经‘下国’朝鲜的请求，中国才以‘上国’身份着手处理，原本并非中国要主动去做去管的。” （页387-388）“德尼等美国人在朝鲜奋斗了多年，希望朝鲜可以挣脱中国的羁绊而获得独立自由，然而中国完全没有要殖民朝鲜的计划，中国对朝鲜的一切外交参与说到底是一种基于双方数百年的宗藩关系基础上的‘字小’（即帮助和保护小国和藩属国）的表现，和英法美日的殖民路数是完全不同的，这 一点德尼等人完全看不懂。” （页399）这段描述即当时清朝在宗藩体系的框架下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理解。然而无论国内外学界这些年来对中朝宗藩体系进行了多少分析与解读，但对于当代接受了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里的话语与文明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其实已经很难理解历史上这个与近代国家外交观念颇有冲突的宗藩体系。正如书中所指摘的一样，“我们自己就是不同程度的马戛尔尼，也是不同程度的小斯当东。” （页22）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与阅读的碎片化，单纯并教条化理解宗藩体系，并将之用于新语境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在娱乐产业高度发达的韩国，“朝贡（조공）”一词已异化为粉丝对偶像的以金钱或物品为代价的应援行为，而“逆朝贡（역조공）”指的是偶像给粉丝赠送礼物等举动，也就是俗称的“宠粉”。这是仅认识到宗藩体系的某一侧面，在以偏概全的解读的基础上，发散联想而产生的用语习惯。实际上，不仅是在韩国，在我国的大众谈论中，也存在误读宗藩体系的倾向，并引发无尽“口水仗”的可能。而《中美相遇》一书在叙述上回归历史现场，并以通俗的语言向大众介绍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可谓“善莫大焉”。

西方势力在19世纪中晚期进入东亚世界后，深刻改变了东亚旧有的世界秩序。而美国在20世纪中晚期后，逐步成为影响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最主要变量之一，至今仍发挥巨大影响力。从这一点来看，了解中美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的恩怨，了解美国文化对朝鲜半岛南侧产生的影响，对理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至关重要。为让读者直观理解“中美朝鲜半岛恩怨录”，王教授不仅选取了历史图片，亦附上大量他本人在半岛南北两侧考察时所拍摄的照片。这也是前文所提到的本书第三大特色。

在谈到美国文化影响时，王教授指出，“从长时段来看，因为美国文化影响的缘故，现代的韩国最终转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而韩国也是到现在为止东北亚诸国中唯一一个彻底基督教化的国家，这与该国历史上彻底儒家化的朝鲜时代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页389）对于这一观察，我个人大体赞同，但我并不认为韩国已然彻底基督教化，而是正在基督教化中，称其是“彻底”基督教化，或有武断之嫌。王教授的观察引发了我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是如何认识当代韩国。受广泛传播的所谓“儒家文化圈”概念的影响，我们在认识现代韩国时，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先入为主观念，觉得这是一个“儒家”国家，而王教授则在该书中以西方传教士在朝鲜半岛传教并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与大学为切入点，揭示了基督教文化在半岛生根发芽的历史过程。我并不是想否定儒家文化对半岛的历史影响，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在当代韩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中，美国带来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力的确越来越大，特别是中上层人士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的确日益增加。以韩国第18届（2008-2012年）国会议员为例，299个席位中多达百余人（2008年4月统计）是基督教徒。如果再加上天主教，西方宗教在韩国的影响力早已不容小觑。例如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是天主教信徒，天主教信徒也构成了文在寅为首的进步派政府的重要支持势力。二是外来思想（包括宗教）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问题。王教授认为，朝鲜时代（1392-1910年）的半岛是彻底儒家化，当代韩国是彻底基督教化。那如果再加上之前高丽时代（918-1392年）的“极度”佛教化，可以说朝鲜在这一千多年来的思想（包括宗教）文化情况呈现出一种“极度”化倾向，甚至比该思想的原产地更加“彻底”。如何解释这样的倾向并揭示成因，个人以为这是在研究半岛历史、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时值得继续探索的课题。

最后，提出个人觉得可以进一步思考的两个问题。首先是清朝对待朝鲜的态度与政策的特殊性问题。“中国秩序的运作：天朝上国与外藩属国”这一节中多次提到朝鲜在清朝获得的特殊优待。例如朝鲜贡使不需要向路过地面的盛京将军与直隶总督报道，也可以在北京城内到处游走。 （页33-34）可以对比的是，明朝的时候，朝鲜贡使需向辽东都司报道，并向都指挥使等地方大员问安。 （见许篈：《朝天日记》）贡使在北京时，受到明朝的严格管制，很难四处游走并与当地人交流。如果把观察的时间段拉长，可能会发现明朝对朝鲜的态度或许才是元、明、清三代之间最特殊的。高丽的使臣在北京时并未像明朝对待朝鲜一样，受到元朝的严格管制。尽管元朝和高丽的关系，与明清和朝鲜的关系不尽然相同，但就对朝鲜半岛贡使的态度来说，可能元清两朝更有类似的一面。这就提醒我们，在考察历史现象的变化时，一是要在可能的范围内拉长考察时段；二是要注意类似或不同现象的成因。

其次是关于朝日关系与中朝宗藩体系的问题。“日朝交涉与美国的再次东来”这一节提到，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外交官森有礼与李鸿章会谈后得出的结论是朝鲜为独立之国，朝日交涉不应受中朝关系的束缚。 （页374）在此之前，尽管日本并不是清朝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系内的正式成员，但清朝并不是不关心朝日之间的往来。朝鲜不时向清朝提供日本的各类情报，这就是所谓的“倭情咨文”。比较典型的是每次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回国后，朝鲜朝廷都会将使行见闻报告清朝，而对马藩等日本有关方面对此情况亦有所了解。 （见程永超：《通信使関系倭情咨文と明清中国》，《史林》（日本），2016年第6期。）此时朝鲜把日本视为“羁縻”之国，即视日本为低朝鲜一等的国家，同时日本视朝鲜亦如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接受舶来的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外交原理，并将之运用在对外交涉中。当然，这样的概念与原理也可能在实际运作中被包装成殖民主义的“遮羞布”。从日本后续的行动来看，显然并没有将朝鲜视为平等的独立之国，这或许也存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在历史转换期中，前近代的朝日交涉与中朝宗藩体系的过去，会与舶来观念产生怎样的纠缠，又对日本的朝鲜认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样的问题仍值得继续进行研究。

由于我的学识所限，只能尝试对书中涉及到朝鲜半岛的部分提出一些补充思考的内容。《中美相遇》一书在中美相遇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前尘往事，可以说是以一种更宏大的视角来观察东亚。这样的框架与思路，对研究中朝关系史乃至东亚史来说，尤为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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