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位于南阳盆地南端，由汉江北岸的樊城和南岸的襄阳构成姊妹城，其南部是险峻的岘山山系，汉水自东、西、北绕道南流，“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洒，北接京洛”，不仅是“南船北马”的转口要港，而且是“天下之咽喉”的军事要冲。自三国以来，襄樊一直是兵家的攻守重地，正如清人顾祖禹所说，襄樊乃天下之腰膂，“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一、襄樊的损耗和恢复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很重视这个重地的政治军事价值。赵宋退出中原，偏安江左以后，岳飞指出：“襄阳六郡为恢复中原之基本。”并率军进驻襄阳，恢复宋政权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秩序。经过岳飞的苦心经营，襄阳生聚繁庶、城池高深，在由高宗到度宗的100多年里，襄阳不仅是南宋抵抗金、蒙南下的战略要地，而且是南宋北伐中原的前沿基地。

“端平入洛”失败后，宋理宗为加强襄阳的防御力量，任命久镇荆襄、威名远着的赵方的长子赵范为荆湖制置大使，镇守襄樊。

但赵范不能续绍先父的勋业，辜负了理宗的厚望。上任以后耽溺于酒色，政事不理，边备废弛，发展到1236年(端平三年)部将反叛，烧毁城郭，抢劫府库，投降蒙古，使赵宋经营了130多年的襄樊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官吏、庶民、军士47000多人或死于兵乱，或北归蒙古。

钱粮30万、军器24库，不是被叛兵劫走，就是被焚毁。这场劫难使襄阳为之一空，严重影响着南宋的国防安全。当时魏了翁就上书指出，襄樊不是一般边境，而是国家存亡所系的重地，主张立即着手经营。3年以后，1239年(嘉熙三年)京湖制置使孟珙率军收复襄阳，亦以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该像保护人体元气一样，经营保护这个根本之地。

于是，开始招募军队，屯聚钱粮，修复城郭。但因南宋财力不足，无法恢复往昔的旧貌。直到1251年(淳佑十一年)，李曾伯出任京湖制置使，力行朝廷恢复计划，派部将高达、王登率所部兵士修复襄阳、樊城，才使襄樊逐渐成为抵御蒙古南下的坚固堡垒。

二、蒙古攻取襄阳战略的提出蒙古方面最先提出攻取襄阳的是李桢。李桢曾向贵由汗献策，说：“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基本。”贵由汗没有采纳，直到蒙哥汗统治时蒙军仍以四川为战略进攻重点。

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即汗位，郭侃上“平宋之策”，正式提出取襄樊以灭宋的主张，认为南宋盘据东南，存亡所系就是襄樊，现在应当先取襄樊，攻破了裹樊，淮南重镇扬州、庐州则失去战略价值，可置之不顾，而直趋宋都临安。

临安既破，江淮、巴蜀、不战自平。当时忽必烈忙于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无法立即付诸实施。1267年(咸淳三年)宋将刘整叛宋归蒙，向忽必烈汗献平取南宋方略，建议平宋“宜先以事襄阳”，提出攻巴蜀不如攻襄樊，南宋无襄樊也就无两淮，无两淮则江南唾手可得。刘整认为南宋“主弱臣悖”，正是消灭南宋的大好时机，并向忽必烈汗表示自己愿为实施这个战役计划“效犬马之劳”。

忽必烈汗力排众议，采行刘整的建策，命刘整和阿术共同指挥襄樊之战。1268年(咸淳四年)，忽必烈陆续征调各地兵马10万会攻襄阳，事关南宋存亡的襄樊大战开始了。

三、襄樊攻防之战1、双方的战前准备

蒙军积极扩军备战准备进攻襄樊的消息传到南宋，宋度宗于1267年(咸淳三年)十二月以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之弟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直接指挥襄樊保卫战。理宗晚期以来，孟琪、杜杲、彭大雅等名将先后去世，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吕氏集团逐渐成为南宋军事上的中坚人物。

到度宗时更是依仗诸吕以卫边防。吕氏集团中吕文德、吕文焕、范文虎(吕文德女婿)、夏贵(吕文德旧部)都是晚宋能征惯战的大将。

这次度宗又依靠吕氏同蒙古决战襄阳。作为帝王，度宗不能亲临前线，但他充分认识到了固守襄樊对于维系南宋王朝的重要性，因而他要求给守城将士提供兵力、物力支持。

刘整深知南宋防御虚实，在投奔蒙古后向忽必烈汗建议，南宋依以图存的将领只有吕文德一人，可遣使贿赂吕文德，请在樊城设立榷场，作为谋取襄阳的基地。蒙古使者至京湖制置司，向吕文德送上玉带，要求在襄樊城开榷场，互通有无。当时南宋沿边同蒙古开设榷场多处，吕文德不知是计，同意在樊城外设榷场。

不久，蒙古又以保护货物为名，构筑堡垒于鹿门山，屯兵驻守，取得了第一个立足点。此后，蒙军环绕裹樊陆续在白河口、万山、虎头等地修筑堡垒，从1268年(咸淳四年)九月以来，阿术派兵先后攻取了襄阳附近的宋军要隘，完成了对襄阳的合围，“连珠扎寨，围数十里不通”。

在阿术筑城虎头山后，蒙军基本上断绝了宋军的供给线。吕文焕极为恐惧，用蜡书向吕文德告急。吕文德将蒙军的动向上奏朝廷，度宗传檄郢州守将翟贵和两淮都统张世杰，要求他们严加防备。十一月，襄樊守军主动出击，企图夺回蒙军驻守的附近城堡山寨，没有成功。

度宗和忽必烈汗都不断向襄樊调兵遗将。十二月，度宗以夏贵为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加强对襄樊的增援。次年春水上涨，夏贵运粮成功。

2、襄樊增援之战

1269年(咸淳五年，至元六年)正月，忽必烈汗下诏招诸路兵赴襄阳，并派重臣史天泽和驸马忽刺出到襄阳前线督师。史天泽到襄阳后修筑了一条包围工事，西起万山，南包襄阳之南30里的百丈山，使蒙军的包围圈更加完善。

二月，蒙古遣兵2万赴襄阳。三月，度宗派京湖都统张世杰统领步兵、骑兵、水师增援襄阳。六月，忽必烈汗诏董文炳率兵2万南征。七月，夏贵率战船3千艘、军队5万人增援襄阳，与蒙军相持数日，战斗激烈，结果宋军大败。八月，度宗下诏褒奖襄樊将士“战御宣力”、拨钱200万犒赏将士。

十二月，宋京湖战区最高长官吕文德病死，度宗失去了镇守荆湖的要员。度宗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遂命夏贵暂时代理制帅，以吕文德之子吕师夔为湖广总领，知鄂州。当时贾似道上书，请度宗准许他仿效唐朝裴度以平章身份临边督战。

度宗降御笔，表示“师相”不可跬步离朝廷。贾似道又请以3个月为期带职巡边，度宗仍然不许。这时，蒙军大将张弘范向史天泽提出，对襄樊久围不攻，以待宋军“自毙”、并非良策，事实上宋军多次援皆有成功，他建议应该在万山筑城，以断宋方西面的增援：在灌子滩立栅，以断宋方东面的水路增援。史天泽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十二月筑城万山、并派张弘范移师戍万山。自此寝樊道绝，守卫寝樊的宋军处境更困难了。

1270年(咸淳六年、至元七年)正月，宋度宗调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兼夔州路策应大使，知江陵府。命范文虎提御前精兵8000多人应援荆襄。结果一战而败、范文虎仅以身免。春季汉水暴涨，蒙军城堡多被淹没，襄阳之围稍解，京湖制置司乘机把布帛、钱、米、盐、新运进襄阳，六月，度宗下诏“以襄，郢水陆屯戍将士隆暑露处”，出钱200万，命京湖制置司犒劳将士。

八月，又给夏贵加秩一等，以奖励他“能举职事”。十月，又派遣殿前副指挥使范文虎总统殿前司和两淮诸军，前往襄樊“会合备御”，并赐钱150万犒师。十一月，又赐钱200万犒师。应该说，这是南宋朝廷出现的一种好形势。宋度宗为了保住南宋江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再次加强襄樊前线。然而在南宋将相之间、将领之间却发生了矛盾。

贾似道频频奏请出师，大有具体主持京湖前线军事局面之势，作为京湖制置使得李庭芝不敢与贾似道争权争功，以致“避事悠缓”。范文虎以殿帅自居，不接受制帅李庭芝指挥。范文虎上书贾似道，说他将率数万军队入襄阳，一战可胜，只希望不要由制府节制，一旦抗敌成功，功绩全归贾似道。贾似道欲坐收大功，当即命范文虎所部兵马由朝廷直接指挥。李庭芝多次催促范文虎进兵，范文虎以圣旨未到为由，整日与妓妾饮宴作乐，不予理睬。

1271年(咸淳七年、至元八年)五月，忽必烈汗令东道兵围攻襄阳，四川、两淮同时出兵牵制。六月，汉江水位上升，给宋军增援襄阳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范文虎开始实施度宗去年冬天下达的战略计划，率殿前司及两淮水师10万进至鹿门。阿术迎战，顺流鼓噪。范文虎逆战不利，竟弃旗鼓、铠仗，星夜南逃。

至此，南宋官军已无力援救襄樊。度宗仍不甘心，继续向京湖战区投放物资，以支持那里旷日持久的困守战役。八月，下诏拨犒赏费300万，命京湖制帅李庭芝前往郢州犒赏将士，并令京湖制置司移屯旧野州(今湖北钟祥)；命范文虎以下将帅进驻新郢(郢州对岸、汉水西面)及均州河口，扼守要津；又命沿江制置副使夏贵配合策应，以钱200万作为随军用费。

1271年(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汗在蒙古汗国内部统治得到巩固、对南宋战争取得较大进展的形势下，采纳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宣布建国号为“大元”。次年(1272至元九年)元朝定都燕京(今北京市)，改名为大都。这就是历史上的元王朝，忽必烈汗是元世祖。

四、樊城失陷1272年(咸淳八年、至元九年)春，襄樊一线的战况更为紧张。三月，元军攻破了樊城外郭东土城，宋军退守内城。尽管战局紧张已甚，然而宋廷派去增援襄樊的范文虎，仍不听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的节制。李庭芝无可奈何，只好借助民兵的力量。招募到“襄、郢、西山民兵之骄悍善战者”3000余人，又以民兵中“智勇素为诸军所服”的张顺、张贵为都统。

五月，汉水上涨，李庭芝命二张出援襄阳。临行前，二张以“此行有死而已”激励部下，人人感奋。二十二日，二张率援军从襄阳西北均州中水峪沿清泥河进发，至高头港暂停。京湖制司又令知郡范天顺与二张同赴襄阳。二十四日夜一更攻向襄阳，张贵领先，张顺殿后，战船齐发，直冲重围，力图破敌入襄，沿江同元军拼死鏖战。

张顺身中四枪六箭，阵亡于汉水中。二十五日天明，张贵率民兵水军抵襄阳城下。城中军民闻救至，人人蹦跃振奋，遂入襄阳。这时，元军更加注意防范。张贵欲冲杀出去与夏贵水军接应，未果，遂协助吕文焕守城。

九月，张贵率民兵突围，顺江东下，至小新城，就被元军数万人邀击。民兵在邀战中推进，未能与相约接应的夏贵水军会合，民兵进至龙尾洲，元军突起攻击，张贵军猝不及防，几乎全部战死，张贵受伤被俘，不屈被杀。

这次失败使南宋君臣对正面援救襄阳彻底丧失了信心，要另找解围的办法。其中李庭芝和贾似道的谋略各不相同。李庭芝建议度宗封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燕郡王，以离间刘整与元廷的关系。度宗觉得可行，遂派永宁寺和尚带着封诏、金印入元。

元人察觉后派张易、姚枢进行查处。刘整自陈清白，元世祖也信用不疑。贾似道则提出捣虚之计，主张在来年春夏之交，派一大将率兵3万直捣颖、毫，另派一大将率兵2万直捣山东，则襄樊之围自解。这确实是条妙计，可没有组织实施。

面对襄樊更加紧张的局势，宋廷内部矛盾亦更突出。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淮东安抚副使孙虎臣、湖北安抚副使高世杰等人，“但守地分”，保存实力。范文虎又与李庭芝不合作，“莫能并力，坐视而已”。宋廷调停无效，乃解除范文虎兵权，但仍无法对襄樊作有力支援。

御史李旺曾转达朝臣主张派高达增援，但贾似道说：“吾用(高)达，如吕氏何?”李庭芝建议贾似道“进督于荆”，指挥援襄。贾似道又演故伎，上奏声称愿“捐躯勇往”，但实际却“亦卒不行”。这样严峻而复杂的局势，贾似道无心奋力救襄，宋度宗也无可奈何。

1273年(咸淳九年，至元十年)，孤立无援的襄樊再也支撑不下去了。襄阳与樊城中隔汉江，吕文焕在江中牵铁链，搭浮桥，联系襄、樊，两城依为唇齿。去年岁末，元军主帅阿术采纳张弘范的建议，烧毁浮桥，水师截江，实行各个击破，分兵12道猛攻樊城，甚至动用“回回炮”(一种用力省而所击较远的巨石炮)，宋军奋起抵抗。正月，在元军回回炮的重大打击之下，樊城被攻破，宋侍卫马军都统制牛富率兵700进行巷战，大部战死，牛富也身负重伤投火自焚。

五、襄阳最后的投降樊城失守，襄阳更危。此时襄阳城内处境甚为艰难，外无援助，城内“粮食虽可支吾，而衣装、薪刍断绝不至”，守城军甚至“撒屋为薪，缉麻为衣”，吕文焕“每一巡城”，便“南望恸哭”。

二月，元军向襄阳城发动猛攻，亦发巨炮轰城，城中汹汹。同时，元军也力争招降吕文焕。阿术让刘整劝降，吕文焕向刘整伏弩放射，拒不投降。阿里海牙亲临城下，向吕文焕宣读元世祖忽必烈招降吕文焕的诏书，并折矢为誓。吕文焕乃献城投降。城降时，范天顺拒降自杀。

自1267年(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决定进攻襄阳并开始布军起，至1273年(咸淳九年)二月吕文焕以襄阳降元，襄樊之战历时6年之久。

元军攻占襄樊，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为灭南宋打通了胜利的道路。吕文焕降元，对增强元军力量和瓦解宋军将领、特别是吕氏集团有很大影响。宋度宗在裹樊失守之后下诏说：“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军民离散，痛切朕心。”

“军民离散”，确乎如此。然而宋度宗再“痛心”，也无能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襄樊之失，是宋度宗怠荒朝政和贾似道擅权柄国的必然。襄樊之失，南宋经营了几十年的防御体系被击破，此后南宋王朝迅速转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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