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 「生命如风中的残烛，这就是无常啊」

5月8日凌晨，导演万玛才旦去世了。消息在下午时分传开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他才53岁。

这个春天，万玛才旦的行程很满。二月到三月，他在甘孜州巴塘县拍摄了自己的第九部电影《陌生人》，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骑着摩托车的陌生男子，到一个藏族村庄，想找一位叫卓玛的女子。他遇到了各种叫卓玛的女孩，但没找到真正想找的那一个。这个故事来自万玛才旦自己的小说。是的，他还是一位作家。

四月和五月，就像过去的许多年里那样，他承担起创作者之外的另一个角色——提携者。他参加北京电影节，做评委，推荐年轻人拍摄的电影，在微博上他写，「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更多学生导演」、「发掘每一位初露头角的电影人」。他还担任了一个文学奖的评委，选拔优秀的青年写作者。

他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出现在5月7日下午5点，依然是帮后辈鼓呼，「祝贺年轻的电影人」，他提到了藏族导演格杰白玛的电影《礼物》。

2020年底，我们采访过万玛才旦，那年他的电影《气球》上映，广受好评。他是我们见过的最温和宽厚的导演之一，无论是一次两次的采访、补采，被要求介绍外围采访对象，还是在寒冬时分拍摄，面对什么要求，他总是很耐心，话不多，露出谦和的微笑，全力配合。他邀请过《人物》编辑部看《气球》，很贴心地选在离我们办公室最近的电影院。他去世后，很多和他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都说起，收到过他寄来的、产自高原的苹果，很甜。

万玛才旦的导演生涯开始得很晚，三十多岁才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到去世前，一共有八部电影面世，不算多。但这些电影，是电影史上不可被忽视的作品。他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一双慈悲的冷眼，呈现了一个「在地」的藏区，拍那些失落的人，边缘的人，在天地间显得渺小的人，拍主流话语中更少见的孩子、女性和动物（藏獒）。

在自己站稳脚跟之后，他提携后辈，这些年被大家谈到的「藏地新浪潮」，这群年轻导演背后都有他的支持。他帮他们找资金，做发行，慷慨热心，但不干涉他们的创作。我们采访时，他建议我们把另一位导演作为外围采访对象——可以借此帮这位导演宣传一下新片。

他的儿子久美成列，现在也是一位电影导演。他描述过一个不太一样的父亲形象：万玛才旦很会照顾家里人，回老家都会带上一大堆礼物。他也很严苛，会要求儿子用英文写日记，但自己其实听不太懂。儿子想考电影学院，他不同意，因为知道这行有多难。这对父子面对彼此时，都不善于表达。但就在一个月前的一次颁奖礼上，久美成列说，感谢父母，「他们在我这个年龄从故乡来到北京，经历了很多的心酸故事，但他们没有忘记如何教我学会母语、如何教我感受爱并且给予爱。」

在我们的采访中，万玛才旦提过，他有一个一直都想做的项目——想拍一部叫做《永恒的一天》的电影，就在他的家乡青海省贵德县取景。讲一个人在一天里经历了一生，春夏秋冬与生老病死。这部电影，他筹备了十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但因为时机等种种原因，至今未完成。他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做出来，这个故事里有让他着迷的东西，就是瞬间与永恒。无法看到这部电影，是令人心碎的遗憾。但他还有两部电影，已经拍摄完毕，如果还有可能，我们希望可以在电影院看到它们。

在万玛才旦的作《静静的嘛呢石》里，有一句台词，「生命如风中的残烛，这就是无常啊。你看我今天好好的，也许明天就不在了。」

生命总是无常。我们重发这篇旧文，感谢万玛才旦导演，创作出如此动人的作品，建造了电影院里的巴别塔，让我们彼此理解。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摄影｜吴明

妆发｜钗钗

造型｜THEXIStudio

独家线下战略合作｜红砖美术馆

凝视

一个红色气球闯入视野，于是有了一部电影。电影《气球》的由来，是电影史上一个美妙轻盈的故事。

大约十多年前，秋冬交替时节的某个晚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万玛才旦走在中关村附近，看到街上飘着一个红气球，觉得特别美，是个特别好的电影意象。一个故事在他心里发生了——关于避孕套，关于特殊年代里一位藏地女性在信仰和现实之间的生育困境。十几年后，这个故事终于成为电影。除纪录片外，《气球》是2020年院线上映的华语电影中，豆瓣评分最高的一部。

看到一个气球，思绪随之飞走，这是万玛才旦生活里常有的出神时刻，是一种类似天性的东西。在青海贵德县的老家村子里，万玛才旦从小就是个沉默寡言、喜欢坐在教室后排的学生。他不喜欢跑来跑去，但只要坐着，看着某个地方，比如一滴水、远处的山，或者墙上的斑点，就能从现实里抽离出来，进入想象。

如今他已经是一位导演，年过五十，头发已经有些灰白，本质的东西依然没变。在《人物》与他的四次会面中，他始终温和、礼貌，带着他的新书做礼物，采访时也有问必答，但回答总是简短，也很少主动开启话题。在圈子里万玛才旦同样以寡言著称，常常在大家聚会聊天时，他会被一句话击中，然后出神，开始想故事。有人开他玩笑：「你平时不说话，电影里人物说那么多话，是不是你的话让人物都说完了？」他笑一笑，还是不说。

万玛才旦觉得，听和看，比说更重要。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只眼睛。一只长在手心里、俯瞰人间的眼睛。是有一年他在西藏一个寺庙里看到的一幅古老壁画的局部。他很喜欢，就做了头像。

这种凝视世界的眼光，也出现在万玛才旦的每一部电影里。《气球》的故事是从一双孩子的眼睛开始的。小男孩透过吹了气的避孕套，看着藏地的天与云、草原、摩托车，聊天的父亲和爷爷。《塔洛》开头，是12分钟的固定机位长镜头，只拍这个牧羊人背《毛主席语录》。电影《寻找智美更登》，第一个镜头是导演独自伫立在群山之间，前30秒，人的动作几乎是凝固的。

万玛才旦的电影风格鲜明，偏好固定机位、长镜头，少用近景，人永远是小小的，在高远的天地之间。2020年12月，在北大的一次放映会上，一位北大学生问到他为什么产生这种偏好，万玛才旦说，他希望形成一种客观的视角。「特写镜头往往带着主观强调，引导观众去看某些东西。而固定的全景机位，观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凝视，选择关注什么。」

这种凝视不仅仅是镜头本身，还是对人的态度。万玛才旦的电影里，主角总是一些破碎的、不完美的普通人。作为孤儿长大的、陷入爱情的牧羊人，喜欢《西游记》的小喇嘛，随着剧组去寻找往日爱人的藏族姑娘，不知道该不该堕胎的母亲……

《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的电影：「没有国际媒体的头条，脱离了官方媒体以及旅游业所制作的梦幻风景片，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个体在转变及入侵中的挣扎、对于他们鲜活的日常体验的探究。乡村穷人和处在现代发展风口的生活方式，是万玛才旦最熟知的，也是他最擅长驾驭的主题。」

大概七八年前，影评人王小鲁曾经和万玛才旦有过一次关于电影的聊天。之后他回听录音，发现万玛才旦有很难得的一点，没有「妄语」：「他不回避问题，也没有禁忌，也能够非常谦虚地去领会你的问题。知道什么就回答什么，非常节制，我后来想起来佛教里面有个词叫妄语，不妄语，这个词他是有的。」

2020年12月中旬，《人物》对他第二次采访时，我们再次谈到他微信头像的那双眼睛，他讲到佛教里一个概念：人是有第三只眼睛的，打开这只眼睛，人的智慧会更开阔。他也希望有那样一双眼睛，它代表的是智慧，是慈悲。智慧不是聪明，「像有些电影里是有一些小聪明的，或者聪明，但达不到智慧的境界。有些导演他是能够达到智慧的境界，像伯格曼、阿巴斯，其实是在用一份智慧在拍电影。」

万玛才旦电影作品《气球》

逃离

万玛才旦的老家，在青海贵德县的一个村子，在高原的褶皱里、黄河边上。在他长大的那个年代，人们大多靠种地和牧羊为生，世界高远而缓慢，他也很早就开始放羊，独自在山里呆着，很早就觉得孤独，常常陷入幻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更多活在主观世界」的人。

这是藏地整体的精神气质。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在一次采访中说，高海拔地区的人容易产生一些幻觉，古代西藏一些僧侣的文学作品里幻想的成分很强，写实的部分反而很弱，一些历史的著作里面也充满了幻想、传奇与魔幻，这也许是一种文学传统。

导演德格才让，是万玛才旦多年的好友和工作伙伴。他对《人物》说了一个故事，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藏人的精神世界——藏地有许多人是相信有UFO存在的，在德格才让小时候，他父亲常常会去县里买一些科幻杂志，上面都是各种飞船，在闭塞的牧区见到这些读物，人们会觉得珍贵，脑子里天马行空：「那个片区的人，是生活在一种宗教信仰的架构下，他会本能地相信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大千世界存在。他们愿意去相信，不觉得有什么稀奇。」

对年幼的万玛才旦来说，这种幻想很早就有了另一个承接的载体，那就是电影。

在他上小学时，村里来了一支勘探队，要在黄河边修一个水电站。勘探队会放一些内部影片，像《狐狸的故事》《佐罗》《十万火急》，还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后来，有一部叫《智斗美女蛇》的国产电影，他印象很深。其他电影里正面人物都美丽英俊，反面人物则长得猥琐，但是这部电影里，有个之前总是演反派的演员，最后被证明是地下员。年少的万玛才旦已经有一种敏感，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一种颠覆。

那种敏感，还来自于现实生活的荒诞。万玛才旦在「」快结束时出生，有一些对「」前后的记忆，比如村里的寺院被改造成了小学，孩子们就在寺院大殿里排练革命节目，歌词唱道「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另一次放映队来放电影，时间紧急，必须在下午完成放映，全村只有寺庙是唯一达到放映要求的场地，人们就把幕布挂在大殿中心原来放置佛像的地方，放了一场爱情电影。

他今年51岁了，还记得那样一个画面：神圣的宗教大殿里，孩子们喊着革命口号，或者看电影里男女恋爱。那次的观影经历，给了他最初的、关于世界的荒诞体验。直到现在他走进寺院，依然会想起。

整个青年时代，万玛才旦始终在寻找出路，不停地离开学校又再回去——他考入中专，毕业后做了四年老师；觉得不甘心，又继续读大学；毕了业进入体制，还是不甘心，又回到学校读研究生。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人生的关键词是「逃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18岁中专毕业时，他做老师的工资已经有90多块，当时是一份体面的收入，白天上课，晚上就埋头阅读，他读《红楼梦》，读《米拉日巴传》，读俄国文学，也读过好多本琼瑶。书读得越多，越不甘于当时的处境，他提出要考大学。那时他已经跟教育局签了6年的合同，工作人员让他写保证书——保证即使考不上，也不能继续当老师。他二话没说，要了一张纸，就在窗台上写了这份保证书。

这种决绝也一直指引他往更远处走，直到遇到某种机缘——他在西北民族大学读研究生时，到了北京的国家翻译局实习，偶然间看到一个资助项目，可以供藏地的学生去学习喜欢的专业。漫长的时间里，他对电影的热情没有消磨。初中时在县里的电影院看电影，高中在州上，每个周末都看。而在那个时刻，那种喜欢又被唤醒了，进入电影业似乎成了一种可能。

他马上写下这份申请：关于自己为什么想读电影专业，需要多少钱，他学了电影将对藏区有什么意义。这份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原本保留的体制内工作，也不要了。

进入电影学院那一年，他32岁，已经结婚生子。他形容自己的性格，是一些冲动、一些执着，认准的事情就要做。在电影学院，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一些人前半段走得相对顺遂，而他是经过了十多年，才最终从藏地的小乡村，抵达了这里。

西装:COMME des GARCONS 鞋:THOM WILLS

命运

刚到北京电影学院时，万玛才旦想拍的题材，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

在第一学期的课堂上，学生们要提交剧本，万玛才旦写过一个叫《吐蕃秘史》的剧本，讲的是吐蕃时期，当时的赞普朗达玛在藏地发起「灭佛运动」，摧毁佛寺，僧人四散，安多地区的一个隐居者决定刺杀赞普，他想出了一个类似荆轲刺秦王的方法——用藏戏做幌子，在演戏时用藏在袖子里的弓箭杀之。这就是佛教的复兴运动。

故事里还有枝枝蔓蔓的细节——赞普头上长了角，这是个秘密，为他梳头的丫鬟都会被杀，但一次他不忍心，放过了一个哭泣的丫鬟。丫鬟心里藏着秘密，憋得慌，有一天去旷野喊出了这个秘密，风一吹，秘密就传了出去。

这个故事是神话，也是史诗，浪漫宏大，是万玛才旦真正的文化底色。但他得到的反馈是，这种故事不能拍。这里面涉及政策原因，也有投资和市场的原因，是非常现实的状况。史诗电影是主流世界的特权，类似《吐蕃秘史》那一类的电影，「只能是你想象中的电影，是一个愿望」。

正在那个时候，万玛才旦看到了阿巴斯和其他一些伊朗导演的电影。那是另外一种气质，朴素、克制，但同样有力量。他们电影里那些村庄、街道、小人物的生存状态，那种气氛和情绪，让他沉浸，很相似的东西打动了他。主动或被动地，他做了一个转向，把目光投向现实题材。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谢飞老师，看到了他的才能。他曾评价万玛才旦的剧本：「非常小的事，但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不是藏族人是写不出这么个剧本的。」在谢飞的支持下，万玛才旦拿到了电影学院的拍摄资金，拍出了自己的毕业作品《草原》。

20年后，在望京一个咖啡馆里，万玛才旦向《人物》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用了一个词是「命运」：「像我这样一个出身、这样一个地域出来的人，完全没什么资源，但是靠机遇拍出了一部电影，真的好像是命中注定。」

2004年，万玛才旦毕业，回到藏地拍摄自己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那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执导、拍摄藏地的纯藏语电影。万玛才旦看重真实的质感，选的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僧人的扮演者是僧人，小活佛的扮演者也是小活佛。当时还是胶片拍摄，摄影机一开，就要上千块，片中老爷爷的扮演者本就说不顺台词，一听到花费甚巨，更紧张了。这个本来设定在新年发生的故事，从路边的树上落雪，拍到了树长出嫩芽，在磕磕绊绊中完成了。

一年后，也就是2005年，《静静的嘛呢石》在当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作奖。那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那一年是中国电影百年，而藏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第一部自己的电影，它还得到了主流话语的肯定。

消息传回藏地，有了各种有意思的反响——大家激动、高兴，人们聚起来喝酒庆祝，还有人甚至开心得砸了电视机。接着就有人问，有没有奖金。还有人虚构说，万玛才旦得了30万奖金。见到万玛才旦，他们好奇地问：「你拿了多少钱？你发财了！」

碰撞

《静静的嘛呢石》得奖后藏地发生的一切，就像一个隐喻——艺术反思与宗教传统，作者表达与藏地现实，这二者既矛盾又相互映照。

万玛才旦曾在许多场合表达过：他渴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家乡的真实故事，再现藏地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而多年来，他也被广泛评价为一位脱离了奇观化、用自我书写为藏地「还魂」的导演。他的作品被认为最能代表藏地，同时也因为这种视角被藏地审视。

2020年《气球》上映前，用的是另一版海报：红色的避孕套在上方，底下是一个佛像，佛像是反的，本意是一个镜像。万玛才旦觉得它有冲击力，直接表达了电影内容。但这版海报在藏地遭到反对，有人认为把避孕套和神圣的佛像放在一起，是对佛的侮辱。这版海报因此被撤下。

这些年来，几乎万玛才旦的每部电影，都会与藏地的观念有或多或少的碰撞。比如《撞死了一只羊》里的酒馆老板娘，是一个被许多影迷喜欢的形象。但正是这个形象，被藏地一些观众认为不能代表藏族女性，她们是勤劳的、质朴的，而这部电影把老板娘塑造得太情欲了。

再之前的电影《塔洛》，里面有一首藏族情歌，被用作了电影推广曲。而在藏地，大家很少公开唱情歌，这是文化的不同。万玛才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他后来回老家，就老有人跟他讲：「看你的电影搞得我们很尴尬。」

另一种碰撞不在于电影细节，而关乎主题与审美。万玛才旦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他曾经的录音师德格才让说，是深刻的，作家气质的。他合作过的摄影师罗攀说，「他电影里最重要的是藏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生命观，以及独特的幽默感。」与他相识多年的影评人王小鲁说，他的电影是思辨的、疏离的、有强烈作者性的。

而这些作品在藏地遇到的反馈，有时让人哭笑不得。《撞死了一只羊》在北京首映时，有一位藏族观众站起来问：「导演，我上次看《塔洛》也没看懂，这次也没看懂，你什么时候能拍出一个我能看懂的？」当时全场观众都笑了。后来有一次饭局，德格才让的一位朋友问他：「德导，我问一个问题，那个人开了15分钟卡车是啥意思？」他指的是，电影《撞死了一只羊》的开头，前15分钟是司机金巴沉默着开车以及他的一些状态的部分。

更早之前，拍《寻找智美更登》的时候，剧组去藏地的一个师范学院交流，一个学生「腾」地站起来问：「老师你怎么不拍一个武打片？你可以拍类似于《莲花争霸》或者《黄飞鸿》。」

万玛才旦至今的七部电影里，很多藏地观众觉得《五彩神箭》最好看，这是一个政府投资的电影，也是万玛才旦在电影圈子里名声稍小的一部作品。德格才让说，藏地观众喜欢，是因为「终于听到有音乐了，而且画面也不是长镜头了，帅哥很帅，美女很漂亮。老百姓就说这个看懂了，又好看，这个才像个电影。」

这种矛盾跟藏地本身的审美有关系。观众们置身于深厚的神话叙事传统，他们喜欢《魔戒》，喜欢好莱坞大片，在藏地最受欢迎的内地电视剧是《西游记》和《白蛇传》。王小鲁觉得这很正常，他也曾经带着《静静的嘛呢石》到过玉树，想给小喇嘛们看，「他们是看不下去的，他们开着越野车，跳着街舞。」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就像你把贾樟柯的电影给汾阳人看，汾阳人也会更喜欢看《魔戒》，这是同一个道理。」

王小鲁和万玛才旦在十多年前相识，看过他所有的电影，也和他做过数次访谈，还写过研究藏地电影的文章。王小鲁觉得，万玛才旦的思辨性，他的爆发力，他强烈的态度，是一览无余的。

孤独的牧羊人塔洛，想回到草原深处好像又回不去的时候，拿着爆竹点燃了自己的手；《老狗》里老人家的狗，很多人去偷、去买，老人家不卖，最后宁愿把狗吊死了；还有《气球》里小男孩因为身上有颗痣，和去世的奶奶身上那颗痣长在同一位置，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但那颗痣在梦里是可以拿下来的，是贴上去的。这是万玛才旦对宗教温和的反思，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思辨的态度。

当万玛才旦向我们回顾他与藏地的关系时说，「你从小在那样一个文化环境里成长，你天然会相信这些东西。但当你离开了那个文化语境，接受另一种知识体系、另一个世界观，你就会有对自身文化的反观或者反思。」

王小鲁在某一年偶然听到万玛才旦做过一次藏语讲座，当时他很惊讶，那是他第一次听万玛才旦自由地、毫无障碍地用藏语表达。他意识到，万玛才旦身上是各种机缘的汇合——「他的年龄和成长经验，他的文学性、对藏地的思辨。而且他对藏文化如此熟悉，他是能用藏语进行讲座、用藏语写小说的人。他又进入电影学院……各方面的机缘都到了他这儿，让他成为今天藏族电影符号性和代表性的人物，这就是他的天命。」

新的藏地电影人

2020年11月底，万玛才旦在北京参加《人物》年度演讲的录制，在现场，他说到「红气球」的「红」字时，稍微带一点口音，他不好意思，向工作人员道歉，主动要求再来一遍。从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汉地，已经二十多年，他依然会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而紧张。

几年前，《人物》的另一位作者曾在江南某个城市遇到过万玛才旦。那几天食物全是河鲜。按照藏族习俗，万玛才旦不吃水里的生物，只一个劲夹凉拌萝卜。直到某一天，服务员端上一盘水煮牛脊骨，万玛才旦用手撕下牛肉，慢慢放入口中，「那个动作熟练得就像呼吸一样，和他整个人浑然一体。我们顿时被食物拉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个时空……在江南，万玛才旦终于因为一块牛肉安心起来。」

2017年底，万玛才旦把家从北京搬回了西宁。这里离他的老家和父母都更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生活在忙碌与悲观无常之间。

现实生活里，他写小说，拍电影，做监制。只要有藏地的年轻电影人递剧本过去，他都会帮忙看一看，要是做监制，则要从剧本到宣发，费尽心力，跟完全场。交往多年，王小鲁知道万玛才旦是个不会的人，他到了西宁，万玛说约上见一见，那就肯定不是客套，就会真的抽出时间来陪你，虽然还是不多话。他待人真诚，这跟他的电影气质是一致的。

但这些行动的源头，类似族群的责任和使命，与人的本质无关。在和我们的谈话里，万玛才旦数次谈到随着年龄增长，他会有一种更深的虚无感，跟身体的变化有关，跟身边发生的事情有关，跟经历有关，也跟宗教有关系，也因为天性里的悲观，他头发灰白茂密，声音很轻：「所以有时候又觉得，创作可能也没什么意思。」

这种矛盾始终在他身上存在——这次采访后没多久，他推荐德格才让给我认识，作为这篇文章的外围采访对象。德格才让为他的多部电影录音，今年完成了导演作《他与罗耶戴尔》。他说我也可以跟德格才让聊聊他的新片，也许可以帮这部电影做些宣传。

德格才让是在电影业里与他共事最久的人之一，亦师亦友亦兄长。十几年前，万玛才旦刚到电影学院上学，过了一两年，他叫上旧识松太加、松太加的表弟德格才让，一起到了北京。他们就租在北影附近的黄亭子小区，从早到晚拉片，从CD到硬盘再到网络下载。三个人性格都不一样，万玛才旦内敛，但爱唱歌。松太加外向，咋咋呼呼的。德格才让则慢半拍，性格天马行空。毕了业，三个人就开始拍电影，万玛才旦当编剧/导演，松太加摄影/美术，德格才让录音/音乐，合作了好些年。到后来每个人都找到自己想拍的主题，都做起了导演。

随着时间推移，你会看到这群藏地电影人身上长出不同的东西来。

德格才让最想拍的，是藏区人的幽默。他在这里出生长大，熟悉那种植入骨髓的诙谐。只要稍微熟一点，人们就会互相开玩笑、取外号。每回在藏地拍片子，总会有几个活宝，现场永远充满欢声笑语。大家没有那种阶级感，谁的玩笑都开。

他觉得那是以前的电影没有呈现的另一个藏地。于是他拍了《他与罗耶戴尔》，一个公路片，里面的角色是个年轻人，也是他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那些人，那些说完一句话就会哈哈笑的人，那些啥也不说但都要笑一下的人。电影里那些笑点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生活真正的质感。德格才让说，不需把片子贴上藏地电影标签，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的故事，他更愿意把它归类为青春片。

影评人王小鲁还认识另外一些藏地电影人，他们与万玛才旦并不相识，也学习电影专业，进入电影业，他们有的在城市长大，有的拍的是恐怖片。他们代表的是藏地电影的另外一面。

2021年到来的时候，和我们谈起虚无和无常的万玛才旦，又忙碌起来了。他结束了《气球》的工作，离开了电影节，再次回到了片场，片场依然在青海。他的同事把照片发在朋友圈里，雪山壮阔，松树高大落拓，结满了霜花。

历史名人录：云南省昭通市有哪些历史名人

龙云（1884年11月19日—1962年6月27日），彝名纳吉岬岬，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云南恩安（今云南昭通）人。中华时期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1914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四期步兵科。任云南都督唐继尧侍从副官。1922年被唐委为第五军军长。1927年发动，逼唐下台，独掌云南军政大权，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1949年8月13日，龙云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的领导，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2年在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

龙云主政云南期间，保持了云南相对稳定的局势，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对东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收到一定成效，云南实力增强，被称为“云南王”。

卢汉（1896年2月6日—1974年5月13日），原名邦汉，字永衡，彝族，属吉狄家族，云南昭通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中华时期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三年（1914年），卢汉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滇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任卢汉为六十军军长，率部参加台儿庄等著名战役，升任军团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日军投降后，率部赴越南受降。1945年10月，龙云被解除军政大权后，任云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部起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历任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二、三届常委、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常委。1974年5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

卢汉在中华时期执掌云南军政大权4年多，被称为最后一任云南王，后发动昆明起义，为云南解放、西南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炳辉（1897年12月22日—1946年6月21日），原名罗德富，字宿星，曾用名罗南煌，云南彝良人，祖籍湖南邵阳，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

1915年入滇军当兵，因作战勇敢升至营长，参加护国战争、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战争。1929年7月加入中国，同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红六军第二纵队长、红十二军和红二十二军军长、红九军团军团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第二师师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946年6月21日，在山东兰陵病逝。

他是建国后中央军委认定的解放军36个军事家之一。评价他是“正派耿直”，“在滇军中是革命的”，“战争经验丰富，有军事才能，很会打仗”的战士。 2009年9月，罗炳辉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姜亮夫（1902年5月19日—1995年12月4日），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晚号成均老人，云南昭通人。中国教育家、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

1902年出生于云南昭通一个颇有名书香门第家庭。在私塾饱读诗书，16岁以后就到了昆明，就读云南第二中学。1921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院（四川大学的前身），在廖季平、林山腴、龚向农诸位先生指导下，熟读《诗》《书》《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尔雅》等先秦两汉文献原著，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26年考取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班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得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的熏陶和指导。1928年先执教于南通中学、无锡中学。1929年到上海，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其间师从章太炎先生。1933年应聘河南大学教授。1935年，到法国潜心研究中国流失到法国的珍贵文物，进行拍片、拓摹、抄录共3000多张，1937年带回祖国。回国后先后在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任教。1940年任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范学院（后属西南联大、今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后转到苏州任英士大学教授兼文理学院院长，1949年5月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

云南解放后，任云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处长，1950年-1952年在云南革命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52年进云南博物馆工作。1953年国家教育部把姜先生调到了浙江师范学院任教务主任，从此定居杭州。在杭州大学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古籍研室所所长，博士研究导师。先后任教育部顾问，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汉语大辞典》、《汉语大字典》、中国韵文学会、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吐鲁番学会语言分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分册主编等。1955年起任浙江省政协委员。1995年12月4日逝世于浙江杭州，享耆寿九十三岁。姜亮夫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李学勤先生就此有“宽无涯涘”的评价，被认为是云南现代学人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

姜先生著作颇丰，著有1000多万字的研究著作。其中《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著有： 《瀛涯敦煌韵辑 》 《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 《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 《屈原赋校注》 《陆平原年谱》 《楚辞书目五种》 《楚辞今绎讲录》 《楚辞学论文集》 《楚辞通故》 《莫高窟年表》 《敦煌学概论》 《屈原赋今绎》 《敦煌学论文集》 《探戈集》 《初高中国文教本》 《中国文学史论》 《文学概论讲述》(4卷) 《张华年谱》 《中国声韵学》 《古文字学》。

曾泽生（1902年10月—1973年2月22日），云南省永善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

1922年12月考入云南唐继尧开办的建国机关枪军士队。毕业后入云南讲武堂学习。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第3期区队长，1927年1月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1929年1月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回滇，在昆明开办军官候补生队，任副队长。后任滇军第98师军士队队长，第3旅6团营长、第5团副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60军184师1085团团长，随军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1939年起任第184师副师长、师长，第60军军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率部到越南受降。1946年率第60军赴东北，先后任东北第4“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1兵团副司令，并兼60军军长。1948年10月率第60军于长春起义，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任军长。后率部参加解放鄂西，进军西南作战。

1949年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军长率部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4年回国后继任第50军军长。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1973年2月22日，曾泽生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潘朔端（1901年10月19日—1978年9月14日），又名潘燮，字孝源，云南威信人，中华陆军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29年回滇，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六十军团长，在台儿庄战役中带领先头部队奋勇杀敌，裹伤指挥作战，坚守阵地至后续部队到达，立下战功，被授予一级宝鼎勋章。1945年任184师师长，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调驻辽宁海城，5月率部起义，10月加入中国。历任东北同盟军军长、东北嫩江军区副司令员、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副参谋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市长、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至第五届昆明市人大代表、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省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安恩溥（1894年5月14日—1965年12月25日），原名安德鸿，后更名为安德化，字恩溥。彝族，云南省镇雄县麻塘乡瓜竹沟人，中华陆军中将。

青年时期投笔从戎，参加护，通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逐步成为滇军高级将领，先后在滇军中担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抗战期间，转战湘鄂赣，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又驻守南滇与日寇抗衡。此后，放弃行武生涯开始从政，曾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1949年12月9日在云南起义，1965年12月25日在昆明病逝，终年71岁。

张维翰（1886年12月29日—1979年9月1日），字莼沤，云南昭通大关人，中华政治人物、法学家。

早年毕业于云南法政学堂，参加辛亥革命，任云南都督府秘书。1912年加入中国。1913年后历任云南省行政公署总务科长、四川省督军公署秘书长等职。1918年冬赴日本研究地方行政。1922年3月回滇。1928年后历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驻滇交涉员，省民政厅长等职。1939年任内政部政务次长。1947年当选为国大代表及监察委员。1950年由香港去台湾。历任台湾当局“监察院”副院长、代院长，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1968午受聘为诗学研究所所长、传统诗学会名誉理事长、诗经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台湾孔孟学会监事。1979午9月1日在台北病逝。著有《都市计划》，《法制要论》；《行政法精义》，《地方自治实务》，《莼沤类稿》等。

罗占云（1910年—1948年），云南大关人，新四军高级将领，烈士。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8岁给地主放牛，10岁人作坊当童工，15岁投人滇军当兵。1926年秋参加北伐战争，同年11月在南昌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次年6月结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排长，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4月随朱德上井冈山会师，任红四军排长、连长，并加入中国，1929年曾任红四军独立营营长。后改任红四军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支队长。参加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作战。1930年6月任红军团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10月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长。1931年6月改任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长。率部参加巩固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次反“围剿”和进攻作战。勇往直前，英勇顽强，先后9次负伤。荣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三等红星奖章。1934年10月带伤休养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1936年初担任陕北第一作战分区司令员，指挥所部剿匪，保卫与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西北边防。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冬调人新四军工作，历任军部特务营营长，第四支队第八团副团长，第五支队新八团团长，新四军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兼独立四团团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调任新四军第二师独立旅副旅长。1943年2月任淮南军区津浦路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并兼第五旅副旅长。1945年7月担任津浦路东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华中皖南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多次指挥所部取得反“扫荡”作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淮南军区独立旅旅长兼淮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率部进行淮南地区自卫反击作战，后奉命率部北撤。1946年9月入中央华东局党校学习。1947年11月结业。1948年初被任为华东军区淮北军区副司令员。4月24日因病于江苏泗洪半城军医院逝世，遗骨被安葬于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

曾万钟（1894年—1968年），字鼎铭，云南大关人，中华民事将领。

云南陆军讲武堂第3期毕业，早年在滇军任职，1924年任滇军第1旅旅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7师19团团长，1927年任第3军9师师长，1932年任第3军12师师长，1933年3月调任第3军7师师长，1936年11月任第3军代军长兼7师师长，12月兼任西北剿匪总部第1纵队代司令官，1937年8月任第3军军长兼郑州警备司令，1938年7月任第35军团军团长，1939年2月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1942年3月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5月任中央监察委员，同年退役回滇，参与创建云南省民革。后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

龙泽汇（1910年10月9日—1991年3月3日），字济游，云南省昭通市人，爱人，中华陆军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龙泽汇出生于彝族书香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从小就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一期毕业，历任滇军排、连、营长、中央军校第五期昆明分校区队长、第93军师长、军长等职。为云南和平起义做出了突出贡献。

卢浚泉（1899年—1979年），云南昭通人，彝族，国民政府将领，原全国政协委员。

1922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八期，1924年入黄埔军校轮训班，后留校任第三期学生队区队长、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连长、营长。抗战爆发后，在台儿庄战役和保卫武汉之战中著有战绩，1944年升任中将军长。1948年于锦州被俘，1959年被特赦，1978年被特邀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9月20日在昆明逝世。

李长猛（1921年12月17日—2001年7月21日），云南昭通人，云南民族大学原党总支书记。

1921年12月17日出生于昭通回族城市贫民家庭。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秋加入中国，组织、指挥游击战、为长春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任云南昭通地委第一任组织部长，云南民族大学党总支书记，西南局部办公室主任，云南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长猛的一生是为云南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为云南少数民族工作的一生。

杨伟贤（1900年-1935年），又名杨其生，化名何以弱，云南昭通人，革命烈士。

1920年，杨伟贤为生活所迫弃农从军，到昭通入副镇守陈再光部当兵，尔后到南京，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历任连长至团副等职。1932年深受中国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倾向革命，因而脱离军队。1932年底，参加了东川（会泽）中心县委领导的“云南反日义勇军”，任第四路军司令，在滇川黔三省结合部组织农民武装同军警和地霸豪绅进行斗争。1934年8月，受四川省泸县中心县委委派，到合（江）赤（水）特区负责地下党工作。1935年3月10日参与领导了石鼎山桂林园起义，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纵队成立时任纵队长，指挥攻打贵州省赤水县大同区和合江县境内的四次战斗。1935年4月初，在梨子塝战斗中英勇牺牲。

杨伟贤牺牲后，他的遗体被当地群众安葬在石顶山牛王坳，1955年5月迁葬合江县烈士陵园。1985年4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杨伟贤为革命烈士。

张开儒（1869年—1935年7月7日），字藻林，云南省东川府巧家厅（今巧家县）人，辛亥革命元老、护名将。

1904年，张开儒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毕业归国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和提调。1911年昆明重九起义，率领讲武堂学生开城门迎起义军。1917年任中华民政府陆军部总长兼靖第五军军长。1918年5月被唐继尧撤职。1920年任护法滇军总司令，遭陈炯明袭击解除武装。1921年委为云南北伐军副总司令，1923年4月任大本营参谋长、大本营参军长、云南省政府高级顾问。1935年在昆明病逝，终年66岁。

刘平楷(1902年—1930年) ，字履端，云南省彝良县人，革命烈士。

1922年5月到北京，先后求学于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国立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期间受李大钊、邓中夏等的革命熏陶，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以信阳党部执行委员、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26年，任南京地委书记。1927年后，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历任沪东区委书记、闸北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委书记，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1929年底调到云南，先后任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1930年5月被当局抓捕，7月，在昆明就义，年仅28岁。

昭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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