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学人说史8青听间采编

胡适全家福，前排胡适与江冬秀，后排（从左到右）胡思杜与胡祖望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胡适为次子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念之情。

胡思杜幼时顽皮，不好读书，喜欢玩乐，好交朋友。但思想活跃，曾做过胡思杜家庭教师的罗尔纲在晚年着作《胡适琐记》中说胡思杜从小就有进步思想，比较爱国、热爱鲁迅等等。

1939年，胡思杜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

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告诉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

胡适遂于1941年5月安排思杜到美国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胡思杜在美国呆了8年，无心读书。回国后，胡适的许多朋友都积极替他介绍工作，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婉言谢绝，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意在让他能多读点书。

1948年初，平津形势危急。蒋介石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抵南京，并派出专机飞到北平接胡适和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等人南下。胡适决定走，但胡思杜却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那年胡思杜已27岁。

北京解放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1950年9月，国内掀起一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许多留在大陆的知名知识分子纷纷撰写文章，表明“批胡”的立场。

作为胡适的儿子，思想进步的胡思杜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表现十分积极，他不仅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父母留给他的那一皮箱财物，上缴给组织，说“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

他还在报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批判父亲：“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斥骂父亲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1952年11月，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飞抵台北讲学。蒋介石专门邀请胡适吃饭，并拿出香港《大公报》上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胡适笑着说：“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

胡思杜原以为与父亲胡适划清了界线，就可以过上平安的日子。后来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

当时，国内批判胡适是“文化汉奸”、“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最无耻的卖国贼”。当然，胡思杜也要承受着“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的骂名。

不久，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在“马列部”任历史讲师。在那里，胡思杜非常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但由于他是胡适的儿子，所以他仍被视为异类。人们怕受牵连，对他总是回避，没有人敢与他接近。堂兄胡思孟回忆说：“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胡思杜直到30多岁了仍孤独地单身度日。

1957年，在反右运动已拉开序幕之后，胡思杜竟然还做着入党的迷梦。就在他积极主动地给单位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后，学院领导却说他是向共产党进攻，将他定为右派分子，并把他与父亲胡适一齐批判。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阶级异己分子。

胡思杜对没完没了的批判深感困惑和委屈，他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为何还要把自己与“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批判？他百思不得其解，终于绝望了。

于是在一封留给了远房堂兄胡思孟的遗书中写道：“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1957年9月21日，年仅36岁的胡思杜精神彻底崩溃，上吊自杀。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只见大院墙上贴满了批判胡思杜和胡适的大字报。领导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幸亏胡思孟是个工人，才敢于收殓他的遗体，在郊外的空地上挖了个坑把胡思杜草草掩埋，总算入土为安了。

在暴风骤雨般的“反右”运动中，一个正在进行批判的右派分子自杀，只能认定是“自绝于人民”。胡思杜死后，媒体没有任何报道，无声无息，在海外的胡适一家当然无从知晓。后来胡适虽然听到一些片言只语的传闻，但他总是将信将疑，不敢确信。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心脏病复发，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逝世。

2月26日，她的长子祖望闻讯从美国赶回台北，在瞻仰父亲遗容，行过跪拜礼后，转回家中，安慰母亲。母子见面抱头痛哭，江冬秀问：“思杜儿也知道你父亲的死讯吗?”祖望低声答道：“他已先于父亲离世了！”江冬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你说什么?” 祖望说“我是在美国听大陆上来的人讲的，我怕你们伤心，一直没敢写信告诉你们。”江冬秀顿时昏厥过去，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

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堂舅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江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带来灾祸，于是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学校的领导，不敢直接给美国的外甥胡祖望回信。

1980年11月，经有关部门重新审查，胡思杜的冤案终于获得平反昭雪。然而，胡思杜已含冤自尽23年了。

胡适长子胡祖望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职。1980年退休。夫人曾淑昭，一子胡复，胡氏祖孙三代都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胡祖望一生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幸福，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

胡适次子胡思杜的命运就悲惨多了。1939年6月27日，江冬秀对胡适说：“小三（胡思杜）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可悲可叹的是，胡思杜不仅没有做成狗官，最后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用一根冰冷的绳索结束了自己36岁的生命，而且落了个“畏罪自杀”的恶名！

胡适夫妇生前时时牵挂留在内地的次子，胡祖望也没有忘记茕茕孑立、36岁即自杀身亡的弟弟。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

胡氏同胞兄弟的不同命运，令人感慨不已！

1962年，他向中央报告“四川饿死了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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