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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作为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以及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第一个出访欧美的外国使团有着非凡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封贡体系外交的彻底瓦解和中国走向近现代外交的第一步。

前文链接：一个代表清政府出使欧美的美国人——从蒲安臣看晚清中美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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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蒲安臣以及《蒲安臣条约》看晚清中美关系

《蒲安臣条约》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个“从理论上说在与西方世界各国处于同等的外交地位上”的对等条约。把这份条约与同期其他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条约进行横向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对华政策与英法等国相比有明显的独特性。与英法等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领土要求相比较，美国在这一时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瓜分领土和势力范围的要求。美国对华政策其实在《蒲安臣条约》以后就有了转变。如果把《蒲安臣条约》与先前美国对华政策进行纵向比较，可以看出美国已由一开始的尾随英国，奉行“免费搭便车的帝国主义”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立的对华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合作政策”。

《蒲安臣条约》的部分内容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之所以与英法不同，那是因为美国对待其他国家存在一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相互交织。什么是理想主义？美国是以“自由和平等”的宗旨建立国家的，他们渴望把“自由和平等”渗透到别的国家中，这种奇特的使命感使美国构成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命观’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中心内容，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实现上帝赋予的一种特殊的使命。这种观念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就变成美国受上帝之托向世界承担一种责任。”所以美国在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会对比较落后的国家产生一种“使命感”，觉得有必要进行帮助。蒲安臣在签订的《蒲安臣条约》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这种特殊的“使命感”。《蒲安臣条约》第1条即表达了尊重中国领土领海主权独立的意思，并且维护中国对各租借地的司法管辖权；条约的第6条规定中美两国给予对方国民以“最优国”人民待遇；第7条规定两国人民均可进入对方大小官学；第8条表明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并愿意帮助中国办理制造事业的态度。这些条款都可以看出美国与其他列强对中国态度的不同，也是美国理想主义的外交策略的一种印证。

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国家就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美国对待中国的另一面就表现出来了，必须得提及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其实蒲安臣在接受清廷的任命的时候并不是把中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很多时候他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蒲安臣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是一个美国人，他的使命是替美国完成中国托付的一个伟大的任务。条约的第4条和第5条关于两国宗教信仰自由和自由移民的规定虽然是两国对等，但实际上都是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设定的。蒲安臣在1867年写给国务卿西德华的信中有提到：“当世界上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国家破天荒第一次要和西方建立关系，并请求一个最年轻的国家，通过它的代表，在这一变革中起中间作用时，我认为这样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我一直在焦虑地考虑这样的问题，在跟我的朋友协商后，我决定为了我们国家和文明的利益而接受任命。”美国驻英、德公使乔治·班克罗夫特在给国务卿菲什的信中写道，他可以为蒲安臣对美国政府“极其短暂”的服务中所表现的“楷模般的忠诚”作证，他的服务只是更增加了蒲安臣对祖国的感情，他在中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政治经验将会“为他将来在家乡更光荣地效力做准备”。这些其实都说明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还存在着现实主义的一面，而现实主义的一面其实大过理想主义。

清廷对待美国的态度较英法列强来说也相对温和。但是出于“天朝上国”的思想，清廷的官员们对于美国其实也没有特别放在心上，派出蒲安臣作为代表中国的大使其实是清廷一贯使用的“以夷制夷”的策略罢了。中国政府自视为“天朝”已久。其他各国无非蛮貊之邦，美国自然不例外。对美国的特别印象不过是“特别恭顺”而已。所以派出蒲安臣是清廷对于美国的一种信任和好感，这种好感是相比于英法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

董恂给蒲安臣的赠别诗

美国对于中国的“以夷制夷”的思想其实是有所了解的。正如天津谈判中卫三畏数月后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所称：“如果假定中国的统治者对西方各国一视同仁，则为一极大之错误；他们对美国较对英国友善多矣。大约是对英俄的恐惧甚于对美国的恐惧之故；当然，他们希望最好是没有外国与之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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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对晚清中美关系的影响

历史学家马士（Hosea B.Morse)认为，“历史的裁决必定是，这次出使在西方各国政府的政策上所促成的变化，终于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虽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蒲安臣的外交以及《蒲安臣条约》都是不成功的，但是这至少表明了中国在向国际社会和近代外交迈进了一大步。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以西方外交方式出使的使团，是条约体系逐步取代华夷体系的产物。

蒲安臣作为一名使者，他为中国和美国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政府于1870年选送120名中国幼童留学美国。这相当于是中国派出的第二个使团，并且又一次同美国建立密切关系的使团。这个“使团”后来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数十年后，这批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子成为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包括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今天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蒲安臣条约》中的第五条和第六条涉及中美两国之间的自由移民问题，直接导致了大量中国劳工在美国的出现，华工以及中国移民问题成为了后来中美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蒲安臣还就中国内政问题与美国进行了商谈，条约中的第一条和第八条关于尊重中国主权和内政的承诺在客观上给予了中国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他主张的“合作政策”也对西方各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放缓了对中国主权的渗透。

蒲安臣雕像

蒲安臣作为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以及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第一个出访欧美的外国使团有着非凡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封贡体系外交的彻底瓦解和中国走向近现代外交的第一步。由蒲安臣一手签订的《蒲安臣条约》则是中国近代使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条约，这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交织的一个产物。蒲安臣在推动中美关系，特别是晚清中美关系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到晚清中美关系，必定绕不开蒲安臣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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