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唐高祖李渊的嫡次子，母为太穆皇后窦氏。

唐太宗在位期间，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因其时年号为“贞观” ，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所以，他统治的这一时期史称“贞观之治”。

后世之人一直认为：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且在《新唐书》中有这样的叙述，大意如下：“贞观四年，市场上的米价为每斗四钱到五钱，外出几个月的百姓均无需闭户，街面上随处可见牛马等牲畜，百姓外出几千里都无需储备干粮。”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贞观四年的时候，唐朝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鼎盛，至少已从此前的战乱中有了根本性的复苏。

熟悉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用粮食价格来衡量社会状况显然是不准确的，也不具备说服力。用《汉书》中的一句话来反证，就是“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大意为：粮食的价格低得不合理，就会使农民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粮食的价格高得离谱，更会危害社会的经济命脉。

因此，粮食的价格处于不正常水平，这说明：贞观四年李氏王朝的政绩仍是不成功的，反倒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更何况，唐朝时期的首都很难出现每斗米四钱的怪事。想要了解真相，我们不妨继续拿《新唐书》中的内容来举例。

在《新唐书》的某部分中，有这样的记载，意为：唐朝时期的长安附近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可供耕种的土地非常稀少，根本无法满足都城的日常需要。

因此，长安的粮食往往需要通过漕运这种方式从各个地方调运。

众所周知，漕运粮食需要耗费相当数量的运费，由于唐朝时期的交通不便，通常一斗米的运输成本要达到三钱左右。按照《新唐书》中，长安每斗米仅需四钱的说法来看，莫非这些粮食在出产地售卖的价格仅需一文一斗？显然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也是《新唐书》中自相矛盾的地方。

“长安米贵”这句话，用来形容唐朝时期的长安经济再合适不过。

早年，白居易拜访前辈时，就曾听到过“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样的风凉话。此外，贞元年间有据可考的关中最高米价为每斗千钱，而当时长安地区储备粮最大的粮仓——太仓，仅储备了供天子六宫食用十天的粮食。从唐太宗到唐高宗，短短几十年，米价就从四钱涨到千钱，显然这也是不符逻辑的。

其实，贞元年间，长安地区粮食的价格也曾创过“历史新低”，这是一次百年难遇的特例。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贞元初年宰相陆贽曾建议朝廷向民间购买低价米，扩充太仓的粮食储备。随后，朝廷就在关中地区收购了大量的谷子，而这些未脱壳的谷子仍需七十钱一斗。在高宗登基之初，且史书中明确记载的“谷贱”时期，谷价就已达到了七十钱一斗，与前文中所提的贞观年间米价四钱相距甚远。

拨开重重迷雾，我们不妨继续推敲。在《新唐书》中，不可信的数字究竟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完全是史官从中伪饰，所以，才为后人呈现了“米价四钱”的荒诞笑话。我们仅通过此一事管中窥豹，就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发生在初唐时期的那场盛世。

那么，一个国家的国力究竟如何？

仅靠史官寥寥数笔是无法详细叙述的，还需看外人的评价。当时与唐朝交情匪浅的高昌国王鞠文泰，曾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无非就是说：初唐的经济水平比不上前朝罢了。

实际上，终李世民的一辈子，也没能让唐朝的经济追赶上隋朝，在人口上更是与隋朝相距甚远。在李世民驾崩三年后，某日，李治曾向户部官员询问今年人口的增长量，偶然得知，隋朝时期全国总人口有八百余万户，而如今唐朝人口仅有不到四百万户。

由此可见，李世民奋斗了一辈子，也没能让国家的人口追赶上前朝，甚至连一半都不如。

伪造盛世古而有之，其实，早在贞观之前，就已有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的王朝贴金了，相比之下，唐朝只能算作“后来者”。在《晋纪总论》中，曾如此评价过太康时期的社会状况：

“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

那么，太康时期的国家真的如此繁盛吗？显然，这非常值得推敲。如果真的像这段内容中所说，太康又怎会三代而亡国呢？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

由此看来，李世民不过是照搬了先人的套路，在史书中为自己的脸上贴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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