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教授的出名，源于2006年他在《百家讲坛》的一档节目，名字叫做《品三国》。

节目中，易中天教授诙谐风趣，讲了很多有关于三国的趣历史和冷知识，一时名声大噪，广受追捧。

此后，他又将《易中天品三国》的文稿无底价竞拍，书籍出版后立即成立热门畅销书，霸占着全国各大书城最显眼的展位。可以说，易中天打造了重新解读三国的“新文化阵地”。

但是，又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易中天在各种场合对展现了他批判的一面：四大名着之一的《三国演义》，不靠谱！

易中天

他主要有这样两个论点：一是《三国演义》不是一部严谨的作品，很多地方的记载都不符合史实；二是《三国演义》打着忠义的旗号，宣扬着伪善与权谋。总而言之，《三国演义》歪曲历史、三观不正！

这样的言论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就是这部千年罕见的“旷世奇作”，却被易中天从根本上否定，那么，他的论点是否站得住脚呢？

虽然说，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三国演义》在每一个国人心中，或许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这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开创了一代文学先河，书中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塑造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甚至成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的必读图书。

“三国文化”不仅深入了我们的灵魂深处，甚至还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浓烈的“三国风”，吸引了无数“洋粉丝”。

明代高儒在《百川书志》中高度评价了《三国演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述百年，概括万事。”可谓评价非常高。

三国演义

首先，来探讨一下《三国演义》“歪曲历史”的说法在易中天的世界观里，《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都可以改编，唯独《三国演义》不行，因为“三国”是有一段“真实历史”摆在那里的，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的历史，就应该去读《三国志》。

然而“史实”从来就不是《三国演义》所主要追求的。“演义”一词很早就出现，其含义就是“以一定的历史事迹为背景，以史书及传说的材料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用章回体写成的小说”。

既然是演义，就必须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增强可读性，从而达到打动读者的目的。倘若像《三国演义》真正像史书一样平淡无奇地记录，恐怕除了历史学者，估计也没有其他人去打开这浩繁的卷帙。

《三国演义》从来没有以“正史”来标榜自己，而是以说书式的嬉笑怒骂呈现在世人面前。

现在我们看待《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都是古籍，但它们的成书背景、服务受众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差别。

三国志

《三国志》是西晋陈寿所写，陈寿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仅是西晋的史官，还当过蜀汉的官吏，先后任过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观阁令史等职，但因为受到当时权臣黄皓的排挤，久久不能升迁。

《三国志》的成书时间是公元280年-290年，距离魏平蜀汉、司马篡权并不久远，因此陈寿有机会获得接近史实的一手资料，有些“大事件”还有机会亲身经历和参与。

比如，陈寿就职于蜀汉后期诸葛亮的接班人姜维手下，并得到赏识。姜维北伐和邓艾、钟会平蜀等一系列战争，正是发生在陈寿任上。

那么，《三国志》是否就能奉为信史呢？

综合而言，《三国志》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我们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正统性问题。陈寿虽然原来是蜀汉官员，但出仕晋朝，因此站在晋朝的立场上来写书，晋又奉曹魏正朔，所以文中对司马氏、曹操等多有辩护。

二是陈寿出身蜀汉，对败亡的故国有感情却不能抒发，所以《蜀书》篇幅最短的原因可能就出自于此。三是《三国志》的“曲笔回护”太多，历来为史学家所诟病，掩盖了一些史实和作者的真实想法，对后人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陈寿

历史学在证明“信史”上有着一套完整严谨的逻辑体系，需要不同的史料相互佐证，有时甚至需要考古的材料来加以说明问题。

一个史实论证下来，无比繁复冗长，对于一般人而言，根本是毫无意义。倘若真要较真，官修王沈的《魏书》、私撰的鱼豢的《魏略》、官修韦昭的《吴书》都早于《三国志》，是否更具史料价值？易中天劝大家要弄清史实，为何不开个一长串书单来加以推荐？

《三国演义》由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创作，是在市民社会发展壮大、文化层次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产生的。虽然有介绍历史知识、传递价值观的作用，但最主要的还是群众茶余饭后手捧的读物，本身就不是学术性着作。

易中天则站到这个对立面，以还原历史形象为旗号，对三国人物评头道足，说什么要还原真实曹操，正说诸葛亮，替周瑜辩诬，重评司马懿，加上一点所谓“史实”，将《三国演义》拆解的七零八落，据此又得出“要《三国志》，不要《三国演义》”的结论。

这种荒谬的看法，不但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区别，也忽略了《三国演义》创作的背景初衷，借着多读一本《三国志》，向着群众卖弄不成熟的“历史知识”。

倘若像易中天说的一样，电视剧对照着《三国志》来拍，如此，就没有“桃园三结义”，没有“三顾茅庐”，没有“空城计”等等的经典桥段，有的只是冷冰冰的征伐与政治，那么，“三国”还会散发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吗？

易中天品三国

再来看一下被易中天所抨击的价值观易中天认为，《三国演义》中所宣扬的“善”是极其虚伪的。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抱持以蜀汉为正室的观念，塑造了蜀国仁、义、礼、智、信、勇的传统价值观，以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等一批蜀国的文臣武将为代表。

在曹操南征时，刘备表态“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在逃亡时没有抛弃数十数万樊城百姓，冒着巨大的军事风险缓慢前进，体现了一代仁君应有的形象。

对待自己下属，刘备也是体现了“善”，无论“摔阿斗”，还是“托孤白帝”，都是自古“君臣一心”的典范，深深印入国人心中，数百年间代代的人读之，无不为之动容。

无论历史上的刘备是否真是“大奸似忠”，或者运用权术服务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的的的确确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形象。

刘备

设想深身处元末乱世的罗贯中，多么渴望在这个危乱之际有圣人明君横空出世，力挽狂澜于既倒，重新复兴中华的文明。而这些希望，都隐隐寄托在曾经的叫做“蜀汉”的国家身上。这是这么多么质朴和纯粹的观念！

而关于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奸雄形象，也是出于故事情节的考虑而树立的一个“反派”，为的就是反衬正面人物的伟岸形象，这不是小说、影视等惯用的手法吗？基于作品对曹操“奸雄”或“枭雄”的评价，也完全基于文学形象的考量，完全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关于“权谋”的批判就更站不住脚了。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权谋”正是《三国演义》的出彩之处。中国人对于智慧有一种特别的执念，相比“匹夫之勇”，我们更喜欢“四两拨千斤”的轻巧与灵动。

罗贯中

尤其在军事与政治的斗争中，我们推崇用“巧劲”去解决问题。世界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孙子兵法》就记载：“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言简意赅言明了“谋”的地位。

正因为有了“谋”，才有了各种明争暗斗的云波诡谲，才有了以少胜多的必胜勇气，这些才是真正打动读者的地方。

《三国演义》中将实力相对较弱的蜀国设置为“正义”的一方，吊足了所有读者的胃口，让大家期待着，这个偏安西南的一个弱国，能靠着诸葛亮等一帮充满智慧的人，带领蜀国实现最终的逆袭。这是每个人心中灵魂深处最善意的表达。

三国

所以，《三国演义》是一部恢弘大气的历史小说着作，构筑了一个“三国”的完整世界体系，体现了当时人民对于圣人明君的渴望、对于儒家文化复兴的期待，客观上传播了三国的历史知识，丰富了三国的文化内涵，在宣扬传统文化、增强国学文化吸引力等方面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国演义》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依然站在文学的巅峰，历经褒贬却不褪色，反而历久弥香。

文/陈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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