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上曾提到过：“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 ...”，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些官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妓女，其实，她们只是奴隶，但是，和其他奴隶不同的是：她们的工作只是“献身”和“献技”而已。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政府对于“性”产业十分宽容，甚至，还秉承着支持的态度。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曾创立过国营妓院，通过这个机构来拉动旅游项目的发展，同时，也提升一国的经济发展，借此增加国家税收。管仲也因为这一创新性的行为被之后的妓院当做是行业鼻祖。

《战国策》二卷“东周”引周文君云：“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管仲设女闾，等于后世之有花捐也... ...古代的这一制度，既自“女闾”开其端，自此以后，无代无之。

等到了唐、宋、元、明时期，性产业已经不是单另的产业，它与文化互相交融，许多文人把妓院当做是休闲娱乐的地方，来此寻花问柳，甚至，还有许多诗词是这些诗人描写的自己在妓院的所见所感。当时的文学界以此为荣，认为，这是一件很高雅的事情。

文学艺术已经成为了性产业的铺垫，此举更是大大的推动了这个产业的发展。

不过，这个产业并没有被政府就此放任下去，宋代开始，国家就设置了官员们参加此类活动的标准，不再是毫无要求。官方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器，要求领导干部做道德模范，其实，准确的来说，是要装做道德的模范，官员们的嫖娼狎妓活动就此被禁止了。

但是，说是禁令，其实，这只是提高了官员参与的难度，不过，也增长了性产业的高端服务标准。

到了元朝明朝，官方继续沿用了宋朝对待官员的嫖娼狎妓的禁令。明朝的官场对于性产业的要求相当严格，到了宣德年间，甚至，将此禁令延伸到了餐桌上，禁止公职人员到妓院花天酒地。虽然，条例看起来非常严格，但是，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雷声过后依旧是一纸空文。

到了清朝，对于性产业的约束力已经非常高了，清政府依靠强大的专政机器，在禁止嫖娼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效。在各个方面的打击下，人们所能钻的法律空子仅剩下了两条：一条是传统的私娼，另一条是新兴的“像姑”，“像姑”则指的是提供同性服务的男人。

虽然，清帝国的法律卓有成效，但是，这和强大的欲望冲动比起来，还是处于弱势。道光年间，性产业又开始萌芽了，渐渐蓬勃兴起，广州已然成为了名噪一时的“红灯区”。《清稗类钞》曾用了五万多字描绘了北京、开封、郑州、天津、奉天、苏州、兰州、扬州、上海、杭州、江宁等24个地方的性产业情况，和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其中描写的还相当的细致详尽。

同治年间，官方变相的宣布了性产业的合法化，同时也删除了“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条文。渐渐地，人们不再满足于国内的性服务，流行起了“洋妓”。最开始，那些外国来的性工作者，仅仅给租界内的外国人服务，不过，很快就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所追随的潮流。后来，在1905年进行了改革，帝国的性产业更加规范化，规模化。

此时，清政府一方面保护管理“公娼”和“官妓”，另一方面打击控制“私娼”。这一做法完全不是出于道德层面，仅仅是当时的一种形式。

可以说，性产业不仅仅是一种为娱乐而诞生的产业，它还可以推动税收的发展。为了增加财政税收，当时的民政部还有专门的部门监督妓院纳税的情况。政府部门还为红灯区制定了法律依据，对妓院实行了数量控制，这样一来，妓院的“执照”价格就变得很高昂了。并且，政府还规范了妓院的运营标准，例如：妓女需要定期检查身体，不准接待未成年人等等。

1905年之后，性产业已然成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有人估算过各个城市的妓女密度：北京大约208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妓女；上海妓女密度更大，每147人中就有一个妓女；广州837个人中有一个妓女；哈尔滨82人中有一个妓女；汉口150人中有一个妓女。这些令人震惊的数据都表明了性产业在当时已经非常繁盛了，当时，有些媒体甚至扮演起了皮条客的角色。

从1907年开始，广东的《天趣报》开始进行妓女的选秀活动，它发布的榜单对广东的性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还为高级性工作者做营销。如此大的开放程度，使广东的文化渐渐奢靡，甚至，还有官员在宴会上邀请人来跳光舞，非常靡乱，可以说，当时的奢侈靡乱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可以说，从一开始的单纯的性产业到后来与权力，利益相挂钩的性产业，这其中经历了数个朝代。虽然，性产业的本质发生了改变，但是，这个产业却从未消失过。在古代，一旦社会渐渐失去秩序，那么，这标志着政府掌控能力渐渐衰弱，自此，政府的这块遮羞布也就掀开了。

直到现代，国家通过查封妓院、惩治老鸨和改造妓女等措施，也就彻底取缔了娼妓制度，还了社会一片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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