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举行禅位大典，颙琰即帝位，是为嘉庆。乾隆帝亲临太和殿授传国玉玺。嘉庆尊乾隆帝为太上皇。其后，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嘉庆暂时居住在毓庆宫，并颁诏天下，赐宴宗籓。一直到了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崩了，嘉庆才开始亲政。

嘉庆皇帝在位二十多年，因为，政务颇多不顺，所以，嘉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总是感到痛苦、迷茫、愤慨。在种种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嘉庆曾一度心灰意冷，几次想撒手政权，退居幕后专心享乐。但是，嘉庆终究没有这么做，直到他驾崩的前一天，仍然伏在案上忙于理政。

实际上，嘉庆的努力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一种建立在“精神疲惫”上的勤奋。嘉庆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越努力，国家形势越糟糕，而形势越糟糕，他就必须更努力，由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嘉庆严守祖训，每天清晨钻研《圣训》和《实录》，从历朝历代的君王身上寻找救国之策，却始终没有取得成效。到了后来，嘉庆已经对国家形势绝望，所幸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从外人看来，嘉庆仍励精图治，每天早起晚睡，忙于政事，一刻不得闲。然而，此时的嘉靖的思维已经僵化了，他再也不会动脑思考，照搬《实录》中的治国方针，“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老祖宗们提出的方案，嘉庆都原封不动如法炮制。到了晚年，嘉庆已将“法祖”和“守城”树立为执政信条，每天按照祖宗的典章制度办事，固守自封。

嘉庆二十年，礼亲王昭琏家中的仆人犯了错误，被礼亲王囚禁在私室内，严刑拷打，极其残忍。嘉庆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审问了礼亲王，查明真相后将其削去爵位，关押进宗人府。几个月后，嘉庆照例翻阅《实录》，发现康熙年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平郡王纳尔图骄纵跋扈，无缘无故打死平民，又折断了两个无辜百姓的四肢，当时康熙是如何处置平郡王的呢？

削去爵位，但是，并未将平郡王收押。

于是，嘉庆觉得：礼亲王的罪行比平郡王轻得多，不应该受到监禁，所以“敬承家法”临时改判，释放了昭琏。

嘉庆二十四年，文颖馆莫名其妙地走水，所幸火情并不严重。此前曾发生过天理教趁火灾混入紫禁城行凶的案例，太监们吸取了前车之鉴，害怕有歹人会趁虚而入对皇宫不利，并未打开宫门请卫兵进入大内灭火，太监们自发组织救火，没过多久，就将火势扑灭了。

照理说，太监们的反应速度很快，并没有让火灾蔓延，且杜绝了意外事件发生的可能，嘉庆应该嘉奖这些太监。然而，几天后嘉庆在早读中再次从《实录》中找到了老祖宗关于救火的规定：乾隆时期，皇上曾颁布诏书规定，但凡内宫出现火灾等意外情况，必须在第一时间打开宫门，让值守在宫外的卫兵参与救火。

就这样，嘉庆根据《实录》上的记载，追查了当日值守的太监，连守门的侍卫一概受到牵连。

可以说，就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照章办事的原则，使盛世之后的大清迅速衰落，嘉庆也在浑浑噩噩中走向衰老。

同样是嘉庆二十四年，孔子第七十三代后人衍圣公觐见嘉庆，并将几天内的行程全部记录下来，让我们能够通过衍圣公的记载看到嘉庆晚年的精神状态。

衍圣公刚刚见到嘉庆，皇帝就说道：“朕打算去曲阜，可朕又不能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山东的水患已经蔓延到临清了，这该如何是好？朕的确没有办法。孔庙是近几年新修的，如果，朕现在没法去曲阜，那么，几年后孔庙又会变得破败不堪，到时候又该怎么办？”

过了几天，衍圣公向皇帝辞行，嘉庆又提起去曲阜的事，语无伦次地对衍圣公说道：“朕登基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四年，始终没能去祭祀孔圣，朕总觉得不能缺了这场大典。朕早年虽然跟随先帝去过几次，但毕竟不是朕亲自去的，算不得数。朕去山东虽然容易，但路上有许多难处，水路比较难走，旱路也比较难走。你看现在山东水患这么严重，山东的民情想必也不好。没办法，了不得！”

一口一个“不能”“如何是好”“没办法”“了不得”，似乎这些已经成了嘉庆的口头禅，语无伦次焦头烂额的慌张之态显露无疑。

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皇帝来说，不清醒的头脑就是一种折磨。在嘉庆即将撒手人寰的时候，他表现出的竟不是对大千世界的眷恋，而是放下一切的轻松。从嘉庆登基之初的励精图治，到谢幕时的糊涂昏庸，嘉庆帝王生涯的滑落曲线令人唏嘘。

在盘点嘉庆职业生涯的过程中，史书给了我们四个字“嘉庆中衰”，嘉庆辛辛苦苦二十年，竟成了“康乾盛世”与“鸦片战争”的过度。正是在嘉庆皇帝糊涂的政策中，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覆灭的关键步骤：从乾隆晚期懒政，导致腐败的癌细胞侵入国家的机体，嘉庆在治国过程中病急乱投医，标本兼不治，到了嘉庆晚期国家机体已病入膏肓，种种弊端像并发症一样全面扩散。国家困顿，百姓贫穷，大清帝国在无形中耗空了精华，沦为风中残烛。

所以，我们不能将太多的过错归咎于道光、慈禧，毕竟，当时的清朝的溃烂已由外及内，只能任人宰割。

嘉庆操劳了一生，却被作为失败者被流放到历史的荒漠中。嘉庆失败的原因，正是嘉庆始终以“法祖”为信条，却违背了“法祖”最根本的核心。清朝不乏有雄才大略的明君，他们一向贯彻的原则是“现实精神”和“超凡的勇气”。

皇太极曾说过：“凡事最重要的莫过于务实。”雍正也曾提到：“本朝崛起于关外，一统天下，所仰仗的唯有‘武略’和‘实行’。我族从未崇尚虚文的粉饰，采取的一切政策全都符合历代明君的经验，没有丝毫不及之处。由此可见，实行的重要性远大于虚文。”

努尔哈赤和多尔衮之所以能将满人从白山黑水带到中原腹地，完全是他们的思维不受传统的束缚，一切本着现实的角度出发，活学活用，这才奠定了满清数百年基业。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因为受到现实精神的指引，这才出现了持续上百年的盛世。

在此期间，政策不拘于形势，时刻创新，使国家生机勃勃。这种充满先进意义的进取精神，不断成长、修正，最终趋于完善，使大清王朝繁盛百年。康熙与乾隆都曾高举“法祖”的大旗，可他们“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祖先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敢于拼搏的勇气。

嘉庆效仿先人，高呼“法祖”的口号，然而，他却并未领悟到“法祖”内核。嘉庆畏惧失败，首先便失去了祖先们敢于拼搏的精神。而且嘉庆过度依赖《实录》，同时失去了现实精神。一个不敢经历失败，不敢让国家的弊端体现出来的皇帝，注定是一个庸人，无法成就大业。

若单以固守教条这一点将嘉庆帝评价为昏君，这种评价并不准确，嘉庆的许多精神品质还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某年盛夏，提督杨怿入宫觐见嘉庆，嘉庆原本在室内摇着扇子驱暑，见杨怿满头大汗地站在一旁，便默默地收起了扇子。由于朝廷规定，大臣们不得在皇上面前摇扇纳凉，所以，杨怿被热得几近中暑。嘉庆为了体恤杨怿，便收起了扇子。要知道，嘉庆不同于杨怿，是个身宽体胖的人，一段时间没扇扇子，嘉庆热得汗流浃背，却始终没抱怨一个字。这件事让杨怿倍受感动，回到家后立马将皇帝的恩德写在日记中。

许多大臣年事已高，步履蹒跚。乾隆觉得老臣们每天走路辛苦，便准许老臣可骑马上朝。嘉庆继位后，又加了一条，那就是不会骑马的大臣可以乘着轿子上朝。这样的安排非常人性化，因为满汉文化的不同，满族大臣自幼学习骑射，就算年事已高骑术却丝毫不减当年；许多汉族大臣从未接触过马匹，不擅长骑术。有了嘉庆的特许，老臣们再也不用担心上朝行路难的问题。这算是嘉庆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创新政策，可却是于国事无补的一桩小事。

嘉庆在位时，曾有大臣想调兵将叶尔羌的玉石运往皇宫，这件事让嘉庆大为光火。他觉得：将士们的职责是保家卫国，不是用来运货的。紧接着，嘉庆还禁止大臣将玉石送进京城，并命人将那批叶尔羌的玉石全部丢掉。

从上述这三件事来看，嘉庆既仁慈又节俭，为何成不了明君呢？嘉庆生不逢时，在千年不遇的动荡面前，想要挽国家于倾颓，需要的并不是仁慈和节俭，而是敏锐的政治嗅觉、进取拼搏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风格。可惜，嘉庆并不具备这些素质，所以，才会背负“嘉道中衰”之名。

大清王朝最大的悲哀，就是在国家最危机的时候，身居高位的不是果决的实干家，而是一个平庸的老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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