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称帝后，不顾赵云等重臣的激烈反对，坚持兴兵讨伐东吴，最终惨败夷陵，使蜀汉国力遭到重大损失，刘备本人也在忧愤交加之下病死白帝城，纵横汉末三国的英雄最终以一种悲情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刘备为什么要弃众臣意见于不顾而执意伐吴，他是单纯为关羽报仇，还是另有所图呢？

刘备伐吴，朝廷中反对的声音很大，其中以赵云的意见最为激烈，他毫不客气地向刘备进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赵云的意见可以总结为三点：

第一，魏蜀矛盾是主要矛盾，吴蜀矛盾是次要矛盾，在主要矛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不宜本末倒置地去着眼于次要矛盾。应当暂时搁置吴蜀之间的纷争，从“联吴抗曹”的大局出发，集中精力解决曹魏，东吴偷袭荆州的一箭之仇可以留到秋后再算总账。

第二，曹操已经死亡，继任者曹丕能力不及曹操，却篡汉自立，其统治根基尚未牢固，人心也未完全归附。应当趁此机会高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旗帜，联合曹魏内部拥护汉朝的势力，顺势攻取曹魏的关中地区。

第三，如果此时和东吴开战，并没有一举吞吴的把握，很可能被拖进战争的泥潭，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以给曹魏方面可乘之机。更为严重的是，如此一来蜀汉将两面受敌，如果逼急了东吴，很可能让孙权孤注一掷，彻底倒向曹魏，使蜀汉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不仅赵云激烈反对，朝中众多大臣也都持相同看法，普遍认为伐吴断不可行，纷纷上书谏阻刘备。然而，尽管“谏者甚众”，却都被刘备拒绝。治中从事黄权认为“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反对大规模兴兵，更不赞同刘备御驾亲征，结果被调到江北防备曹军；从事祭酒秦宓断言“天时必无其利”，也遭到“下狱幽闭”的处罚。可以看出，不论内部反对的声音有多高，东征的阻力有多大，都丝毫动摇不了刘备伐吴的决心。

刘备执意兴兵，很多人认为他是感情用事为关羽报仇雪恨，但依我之见却未必如此。关羽和张飞从创业开始就追随刘备，虽然和刘备关系紧密，“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但远远不到“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程度，誓同生死只是小说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对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刻意渲染，真实的刘关张应该如曹魏名臣刘晔所说的那样：“恩犹父子，义同君臣”，是一种有着特殊感情的上下级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对刘备来说并不值得他倾其所有冲冠一怒。因为在刘备的感情世界中，利益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亲情、友情都得无条件地让路。

史料记载中，刘备有过多次抛妻弃子的不良记录，在和吕布、曹操的交锋中屡次被“虏妻子”，长坂坡一战更是“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对待骨肉血脉相连的至亲尚且如此，对关张之类的麾下将领更加显得冷漠。关羽死后，史料未见他有只言片语的抚恤存问，张飞遇害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四个字“噫！飞死矣”，没有丝毫悲痛欲绝的表现。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沉着冷静、自私冷漠的人会为关羽之死失去理智，拿其一生辛苦打拼的政权做彩头，去和孙权进行一场生死豪赌。

刘备不是快意恩仇的江湖豪侠，也不是睚眦必报的“古惑仔”，而是经历过数十年的生死锤炼的出色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然有着其政治目的，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也必然要服务于其政治利益。因此，刘备伐吴的真实原因，还得从政治层面去探寻，我认为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来说内部因素。建安十六年，刘备率领荆州集团入川，用不光彩的手段从刘璋手中夺取了益州，打破了原有代表本土势力的益州集团和刘璋东州集团并立的政治平衡，形成了三股势力“鼎足而立”的新格局。伴随着权力的重新洗牌，三者之间的利益也重新进行了分配，相当一部分益州旧势力的利益被稀释，和反客为主的荆州外来户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虽然在刘备的恩威并施下暂时能够和谐相处，形成“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的良好政治氛围。但看似平静的朝堂下却是暗流涌动，各种蛰伏的反对势力伺机兴风作浪，比如后来刘备病危白帝城，汉嘉太守黄元就“举兵拒守”，牂牁太守朱褒和益州大姓雍闿也“举郡反叛”。

刘备进位汉中王后不久又公然称帝，虽然得到了大部人的支持，但是并没有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反对的声音依然强劲。如尚书令刘巴就认为此举有损刘备的名声，不利于延揽天下贤才，与主簿耿茂一起劝阻，结果刘备寻找借口处死了耿茂，刘巴也因此彻底寒心，“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

以上种种均表明刘备在蜀汉政权内部的统治根基并不牢固，人心也未完全归附。兴兵伐吴，一则可以转嫁内部矛盾，将内部的注意力转移到解决外部矛盾之上，二则可以凭此树立起个人的绝对权威，达到一言九鼎唯我独尊的目的，借以巩固和加强蜀汉政权内部的统治秩序。

再说外部因素。赤壁之战后，刘备集团一直按照《隆中对》既定的战略规划去实现“汉复室室”的目标。《隆中对》有两个核心要点，一是“跨有荆益”，待时机成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从荆州、益州两个方向对曹魏发起钳形攻势。因此，荆州是实现战略目标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对刘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个要点则是“联吴抗曹”，刘备单凭一已之力无法与曹魏争锋，唯有和东吴结成稳固的同盟，整合两家的力量才能与实力强大的曹魏相抗衡。

但是随着孙权袭取荆州，刘备失去了一块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只能偏安益州一隅之地，《隆中对》设想的“铁钳”被硬生生掰断了一只钳口，分路进攻曹魏的策略业已无法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孙刘联盟因此破裂，盟友瞬间转变为仇敌，《隆中对》规划的战略也基本成为了一纸空谈。要想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让战略重新回归到既定的轨道中来，就必须夺回荆州。因此，无论从巩固内部统治着眼，还是从恢复既定战略出发，对吴用兵都是刘备必然的选择。

必须强调的是，刘备伐吴并不是想灭吴，且不说他不具备一举吞吴的实力，即使具备这样的能力，刘备也不会愚蠢到自毁奥援的地步。孙吴政权的重要性，刘备有着清醒的认识，“唇亡齿寒”的道理，刘备更是铭感五内。《隆中对》确定了与吴结盟的战略，取川之前刘备明确表示“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即便是建安二十年孙权第一次攻夺荆州，刘备也是以湘水划界平分荆州的妥协方式，换取东吴对联盟的维系。因此，东和孙权是刘备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方针。

吴蜀之间的荆州之争说到底是同盟之间的内部矛盾，刘备对吴用兵的真实目的是以打促和，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东吴坐下来谈判，以期重塑荆州之战前的战略格局。对于不守规矩的盟友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秀秀肌肉，用大棒狠狠地敲打一下，打到他的痛点，让其明白规则的重要性。对这一点，魏国的刘晔点评得颇有道理，他说“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

事实上，孙权对此也是心知肚明，面对刘备的军事压力，孙权得了便宜赶紧卖乖，连忙“遣书请和”。如果同意了孙权的求和，就意味着荆州全盘归属东吴将成为既定事实，这样的结局显然不是刘备所能接受的，因此他才“盛怒不许”，坚持要用军事手段让孙权在事实上做出退让。不难理解，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谁在军事上占据的优势大，谁就能占据政治上的主动，在谈判桌上的话语权就越大，获取的利益也就越多。

综上而言，刘备兴兵伐吴，不是头脑发热一意孤行，而是在对内外因素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策，伐吴也并非是对联吴政策的破坏，而是通过以打促和的方式将东吴拉回到谈判桌前。无论将刘备伐吴视作替关羽复仇，还是指责刘备破坏孙刘联盟，无疑都是肤浅的。不幸的是，由于战术上的失误，最终导致以打促和策略破产，使蜀汉政权从强盛转向衰落，不能不说是刘备的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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