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近，中其计也。”一一《三国演义·空城计篇》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三国所处的年代，群雄并起，战乱不断，处处充满了怀疑。但怀疑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保护自己，也可能伤到自己。

官渡之战是三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役，也是《三国演义》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曹操雄霸北方的基础，也让承袭四世三公的袁绍从此一撅不振。以“疑”为重要内容的江湖规则在这场战役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官渡之战时，袁绍的谋臣许枚来投。刚一坐下，许枚开口便问:“请问贵军还有多少粮草?”曹操碎不及防，随口答道“起码还能支撑一年”。许枚毫不客气的说“不对!重讲!”曹操改口说“还可以支撑半年”。许枚冷笑一声:老朋友大概是不想打败袁绍吧，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情。曹操是聪明人，便将自己的分析和解决办法和盘托出，最后一仗打败了袁绍。“疑”的背后是兵不厌诈的前提和基础。决战前夕，适当的怀疑，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正如曹操所言“岂不闻兵不厌诈”，许枚虽是曹操故友，但两军对垒，谋臣各为其主，作为一方统帅的曹操，出于审慎的态度对于许枚来投一事保持应有的怀疑，这也是在军事上防止诈降的权谋之术。

反观袁绍阵营中，对于自己江湖阵营的过度怀疑导致了袁绍失去人心，众叛亲离。袁绍兴兵进发官渡之前，谋士田丰从狱中上书“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袁绍却听信谗言，疑其有异心，欲治其罪。行军到阳午，谋士沮授提出敌军无粮，我方粮足，应该缓守、打持久战的策略。袁绍又疑心沮授故意延慢军心，要斩沮授，刚惶自用，一意孤行地盲目进军。后来谋臣许枚搜到曹操催粮书信建议袁绍兵分两路，一路夜袭许昌断粮，一路攻击曹操大营。袁绍却因收到审配书信而怀疑许枚为曹操奸细把他赶出账外。这个决策直接导致了许枚转投曹操，成为了整个官渡之战的转折点。袁绍因为其太过多疑，不懂得把握江湖疑规则的分寸和要求，导致了其兵败而亡的下场。

蜀军大将马谩痛失街亭之后，诸葛亮传令大军收拾行装准备撤军。各将军兵马都领命督办去了，忽然探马来报，司马懿率十五万大军蜂拥而来，当事诸葛亮身边无大将，只有文官若干，城中的五千军士己有大半搬运粮草去了。在这个紧急关头上，诸葛亮传令将族旗隐匿，各守城铺，打开四方城门，用军士扮作百姓，沿街扫地。自己则“披鹤擎，戴纶巾”，带着两个书童，坐在城楼上，焚香抚琴。

司马懿大军到城下之时，见到这番景象都不敢轻易进军。司马懿亲自到城前远望，大疑，想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这样布阵肯定有埋伏。于是命令领路兵马都往北山而退。司马懿因此错失了一次活捉孔明的良机。

三国演义中司马懿也是多疑谨慎的代表，一生用兵谨慎，处处设疑的同时又善晓兵机，“武侯弹琴退仲达”一回，诸葛亮正是料到司马懿必怀疑一生谨慎的自己不会弄险，故设下“空城计”，使其错失了良机，而诸葛亮正是巧妙地利用了“疑”字，利用司马懿的“疑心”取胜。

曹操患有头疾，发作时头痛难忍。找了很多名医问诊都不见好转，于是经人推荐曹操找到了当时的神医华佗诊治。华佗查看曹操病情并初步诊治，曹操病情好转，后来曹操又发作，华佗认为曹操的病根在于头中风诞所致，医治的办法就是让他先喝下麻肺汤，之后用利斧劈开脑部，将风诞拿出。曹操大怒，疑心华佗加害于他，对其严刑拷打，致使华佗死于狱中。

曹操为何要至华佗于死地呢？古代以忠义为核心的，曹操明知把华佗打入大牢是不义的，为何还要为之？仅仅是因为华佗曾给关羽刮骨疗毒就迁怒于他吗？

显然不是这么简单的。首先，在东汉末年，医疗技术和医疗条件并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华佗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对于刀伤箭创等外科疾病应该是十分擅长的。但是曹操的顽疾在于脑中风诞，是一个内科手术。而华佗用医治外科疾病的手段显然是存在风险的。其次，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用利斧劈开头颅更是在今天看来危险之极。再次，华佗曾治好过关羽的箭伤，对关羽有过救命之恩，在曹操看来这就是旧情，如若不加以怀疑和拷问有可能搭上自己的性命。对于华佗是敌是友的身份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对于华佗的医术及医疗条件秉承一种审慎的预判，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只是华佗当时己是百岁高龄的老人了，那经得起这番折腾，于是一代神医被迫冤死狱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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