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土木堡之变”，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却在土木堡遭遇惨败，就连他自己也被瓦剌俘虏，堪称大明建国以来的一大耻辱。但说到“庚戌之变”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想得起来，然而在我看来，“庚戌之变”明朝遭受的耻辱，甚至要远甚于“土木堡之变”。

明中期蒙古土默特部崛起，因互市问题蒙古大军南侵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达延汗统一鞑靼蒙古各部，后将蒙古各部分为六个万户，土默特部便是右翼三万户之一，并任命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统领右翼三万户的济农。巴尔斯博罗特去世后，其子吉囊嗣济农位，后率领弟弟俺答、昆都力哈等东征西讨，迅速崛起。

从嘉靖元年至嘉靖十七年（1522年至1538年），吉囊率军先后四次攻打并征服兀良哈万户，两征青海并吞并敌亦不剌和卜儿孩，迅速崛起的蒙古右翼开始脱离可汗的掌控。吉囊晚年时，由于纵情酒色、不理军政，右翼三万户的大权开始逐步落入其弟俺答手中，吉囊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去世之后，俺答便成为了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掌控者。

明朝对于蒙古的政策，自仁宣年间以后便基本以羁绊为主，即在坚持战略防御的同时，以互市掌控掌控蒙古经济命脉。土默特部崛起之后，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一面要求明廷授予封爵，开放互市，一面又经常袭扰明朝边境，这便导致双方的“贡市”关系时断时续。

当时，明朝通过“互市”输入蒙古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本就难以满足以畜牧为主的蒙古部落需求，如今由于“贡市”关系的时断时续，导致蒙古各部的生活更为艰难。俺答在兄长去世之后，虽然掌控了右翼三万户，但毕竟不是名正言顺，为了确保自己对右翼的掌控，他急需通过与明朝的贡市来提高自己的威信。

因此，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开始，俺答汗便利用称臣纳贡和战争威胁的方式，要求与明朝扩大互市。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再度遣使赴明，以战争为威胁，要求明朝扩大互市，结果明朝不仅予以了拒绝，还斩杀了来使。

眼看自己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俺答汗一怒之下便企图通过战争的方式，迫使明朝接受“贡市”的条件。同年六月，俺答汗率军南下，开始进犯明朝边地，因这一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

明朝中央朝廷腐败无能，任凭蒙古军队与京城外围劫掠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汗率领蒙古大军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战死。通过贿赂严世蕃而得以担任宣大总兵的仇鸾更是恐惧不敢战，只得重金贿赂俺答，请求蒙古军队转攻他地，不要进犯大同。

八月，俺答移兵东去，于同月中旬攻破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汝口等处，直接威胁明朝京师。面对突然杀到的蒙古大军，明朝京师内外惊惧，明世宗朱厚熜急令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

八月十八日，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等七镇共计五万援军先后抵达京师，明世宗朱厚熜任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总领诸军。仇鸾虽然不敢与蒙古军队作战，但劫掠百姓却是一把好手，在缺少粮饷的情况下，纵兵劫掠百姓，结果导致“民苦之甚于虏”。

而忝居内阁首辅的严嵩，更是要求各路将领将坚壁勿战，听凭俺答兵在城外掳掠。于是，蒙古军队便在明军眼皮底下，于京城周围四处劫掠，并让被俘的宦官杨增给明廷带去了一封信，信中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

接到书信后，明世宗紧急召见大臣商议如何处置，严嵩竟然说出了“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这样的惊人之语，徐阶等人虽然对严世蕃的言论予以了驳斥，但也认为无条件答应俺答汗的条件太过没面子，于是便又派杨增跑去与俺答汗商议，让其先行撤军，之后再在大同就贡市问题进行商谈。

八月二十二日，俺答由巩华城攻诸帝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之后才于次日开始撤军。据统计，整个庚戌之变期间，“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而明廷之后也是答应了对方的贡市需求，俺答汗堪称“满载而归”。

如上所述，虽说“土木堡之变”明军同样战败、且就连皇帝也被俘虏了，但那毕竟是明朝主动出兵抵御外敌而遭遇的战败，且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找回了场子，而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和太师也先不久也因内部动荡而先后主动与明朝议和，说起来倒也不算多么丢人。而在“庚戌之变”之中，明廷却是连打都不敢打，任凭蒙古军队在眼皮子底下纵兵劫掠。因此，我认为“庚戌之变”明朝遭受的耻辱，要远甚于“土木堡之变”。

靖康之耻和土木堡之变，哪个让人觉得更为耻辱？

靖康之尺和土木堡之变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黑点，但是如果非要比一个高下的话，小编觉得?靖康之耻?让人更为愤怒，一个是?耻?一个是?变?，相信大家心中就已经有了答案。

靖康之耻时，皇室礼节被宋钦宗完全抛在了脑后，他想的都是自己的安危。在金军大营求降时，宋钦宗率领大臣拿着降表朝北跪拜，试想中国古代的皇帝哪个有这样窝囊，真的是把汉人的脸都丢光了！金人要金银，宋钦宗就派人前往百姓家中搜刮金银，金人要骡马，开封府用重典奖励揭发，宋朝政府简直成为了金人的帮凶，最为可恨的是金人索要少女1500名，当朝者竟然下令当街强抢民女，人数不够就用宫女来凑。

当时的南宋举国上下都没有战斗力，金军南下时，一路经过险关要津，全无宋兵抵御，就连金军也不禁感叹?宋朝太没有人了?，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不灭亡，并且还是以最耻辱的方法灭亡。

和胆小懦弱的宋钦宗相比，土木堡之变中的朱祁镇就显得镇静很多，在他身上才能看到一丝皇帝的气势。知道明军大势已去，朱祁镇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盘腿而坐，耐心的等待着死亡。而就是朱祁镇的镇定救了他，瓦剌人一看朱祁镇就不是普通人，于是才没有杀他。

而在朱祁镇被俘后，朝廷方面并没有慌张，而是很快的将朱祺钰立为皇帝，并且于谦打消了群臣南迁的建议，南迁就是重蹈宋朝的覆辙，明朝当与北京共存亡！就是在这样的激励下，于谦带领明军打赢了北京保卫战。虽然明朝在土木堡之变中主力尽失，但是还是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保住了北方大部分的国土和百姓，这与宋朝军队的不作为是有天壤之别的。

所以在我心中，靖康之耻比土木堡之变更加耻辱。

明朝土木之变

#心动的瞬间# 术语表达 土木之变：蒙古瓦剌部大败明军的一场战役，因战役地点发生在土木堡，故称“土木之变”。瓦剌部与明朝有朝贡贸易的关系，1449年，也先遣使2000人到北京贡马，而诈称3000人，要求按虚报名额给予赏品。权宦王振坚持一定要按实际人数给赏，而且大减马价。也先大怒，于该年七月分兵四路大举南下，进攻大同。王振不顾群臣反对，未做充分准备，就挟英宗领兵50万亲征。八月初，大军抵达大同，听到前线各军屡败后，因惧怕而退兵。回师到土木堡（河北怀来境），被瓦刺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英宗突围不出，王振被护卫将军用锤打死，此即“土木之变”。明军大量军事辎重、衣甲、器械，尽为也先所得，土木之变后，明朝对北方蒙古不再具有压倒性优势，而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 口语理解： 土木之变：明朝与蒙古瓦剌部的一场战争，因发生在土木堡，故称土木之变。这场战争明军大败，之后明朝军事对蒙古不再具有压倒性优势，处于军事被动防御阶段。 学者观点 谭超：明朝统治者继承了中国历代帝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的华夷观，在太祖即位之初即布告天下召各国来华朝贡，而对于分裂混战却始终为心腹之患的蒙古，明廷根据“散则易制，得并为一则势专难图”的统治经验，对蒙古各部扶弱抑强，并通过朝贡和互市来拉拢部分蒙古封建主。双方的贡市贸易自明成祖时成为定制，明朝还以回赐的名义送给瓦剌封建主大量贵重物品，以羁縻蒙古。脱欢与也先都十分重视与明廷的朝贡往来，随着东西蒙古的暂时统一，明蒙朝贡贸易体制也进入全盛时期。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成为蒙古封建主扩大使团人数的动力。事实上正统年间（1336年——1449年）蒙古历次朝贡，王振几乎都“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元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这就为后来也先使团谎报人数埋下伏笔。大规模的迎来送往，使明朝财政不堪重负。明朝方面虽欲扭转局面，但迫于形势而被迫如旧。有学者因此指出：“正统年间的朝贡已经脱出贸易常规成为也先讹诈的一种手段，在此背景下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再次遣使朝贡，又虚报使臣人数企图多领赏赐，王振怒极之下，下令以实际人数给赏，即瓦剌所奏请的五分之一，由此惹恼也先习区兵南下，并最终导致 了“土木之变”的发生。（从朝贡贸易的角度看明蒙之间的矛盾）——谭超：《明蒙朝贡贸易矛盾与“土木之变”》，《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21期 于默颖：“土木之变”后，明朝对蒙古的政策演变为一种消极的固守应付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上不再与蒙古使命往来，不再派遣使臣前往蒙古高原。明朝虽然迫于瓦剌的强势，不情愿地接受了蒙古庞大的朝贡使团，却坚决不再向蒙古派遣使臣。第二，经济上对朝贡贸易消极应付，多方限制，至嘉靖年间，顽固拒绝与蒙古进行通贡互市贸易，人为隔绝长城南北的经济联系。如限制蒙古朝贡使团人数，限制入京使臣人数，只允许极少数紧要使臣前往京师，其余绝大部分使臣只能留在大同等边境地区进行贸易。第三，军事上消极防御，战守无策。明朝形成了主要依托长城（明代称为边墙）“固守边疆”的北边消极防御政策，以修边筑堡，摆边固守作为防御蒙古入边抄掠的一项主要手段。大规模的修边筑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作用却有限，“不过使蒙古人的入侵更加困难和代价更大，但它们不能消除入侵的原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蒙古不断南下威胁明朝北部边境的问题。（土木之变后明朝的蒙古的政策）——于默颖：《“土木之变”至隆庆和议前明朝对蒙古的消极固守应付政策》，《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 科学版)》，2012年第6期 王大伟： 明英宗能不能被称作人质? “土木之变” 后他到底是什么身份?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明英宗朱祁镇是在战斗中被瓦剌人捉住的，因此许多人有可能会认为他是俘虏，不是人质。构成人质的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受到对方控制, 失去人身自由。第二，对于较量双方来说，人质的重要价值在于他是一个筹码, 是人质持有方用来要挟对方做出政治让步, 从而达到自己政治目的，获得更多政治利益的一个工具和手段。工具性和交换性是人质的两个重要属性。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证，我们对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后的身份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即对于瓦剌人来说，他既是俘虏，又是人质。作为单单一种战争的成果、战利品来讲，他是俘虏。而作为用做进一步向明朝施加压力，迫使明朝廷做出政治让步，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来说，明英宗朱祁镇则是人质。——王大伟 慕三英：《明代“土木之变”对于处置战争背景下政治型人质事件的启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学者观点分析： 土木之变是明朝 历史 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使明朝对北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北方侵扰不断。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自然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学者们往往从土木之变的原因、对明朝与蒙古的影响探讨，谭超认为明蒙之间的贸易关系必然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不过是因为土木之变爆发出来；于默颖探讨了土木之变后明朝对蒙古的消极应付政策；王大伟从明英宗身份看土木之变，另辟蹊径，观点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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