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风行卧龙

首发/文化影响力

由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大多数人记住了明朝的“万历十五年 ”。其实，还有一个“万历二十一年”，值得记住。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不见经传的“小事”。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0岁的老秀才陈振龙做出一个决定，不是写“聊斋”，也不是举“义旗”，而是要把番薯（也叫红薯）运进中国。

图/陈振龙像（网图）

番薯这种植物，原产南美洲，后来传到菲律宾。菲律宾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为了垄断物种，不让中国人 把番薯带走。对番薯的禁运让中国人大为苦恼。经过反复较量之后，陈振龙在1593年，终于通过把 番薯藤绞入汲水绳的方式，把这番薯“种子”带回中国。

作为舶来品的番薯，对当时中国 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据史料记载，明代北方小麦亩产仅为300斤左右，且每年只能种一季；在南方虽然可以种两季水稻，但全年亩产也不过就五六百斤。而番薯，它的亩产高峰可达4000多斤，最低也有2000多斤。

适应性较强的番薯，逐渐被当时的中国人接受，成了超级农作物。

能吃饱，才是王道。明君贤相，抵不过一日三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秀才陈振龙，为中国带来了番薯这一神奇物种，这一举措为中华民族的繁衍贡献了不朽的力量。

陈振龙不仅把“功同五谷”番薯带回福建老家，他还和儿子陈经纶马上草拟了一份禀贴，送呈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陈述引种番薯的利害所在。这位地方官非常高兴，随后开始在福建全省推广引种番薯。随后，陈振龙的后人也不断到全国各地推广番薯种植。

土地能养育的人口是一定的，农业生产并非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是，一旦亩产提高，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就会急剧增多。番薯引进中国，引发了食物革命，同时也带来了人口革命。直到清朝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传遍全国，人口也剧增。

在番薯、玉米的广泛种植和有力支撑下，中国的人口，也从明朝万历年间（1572-1620）的约1亿，繁衍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3.13亿，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增长至4.3亿。

甚至有人说，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一个”番薯盛世“而已。这话，不无道理。

图/先薯亭

在甘薯传入中国之后，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得到了普遍种植。它也成为支撑人们生活的重要食物，解决了很多人的温饱问题，它更是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主粮作物之一。引进甘薯的秀才陈振龙，也被誉为“甘薯之父”，清道光年间福州人还建了 “先薯亭”来纪念他的功绩。

能吃饱肚子，就是老百姓的硬道理，明君贤相的纲常理论只不过是这一基础上的副产品罢了。一根漂洋过海而来的番薯藤，一位落第的秀才，也许永远在史书中无名，但确实给一个古老民族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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