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出版两年后，马国川开始写“续集”《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聚焦从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段历史。他提到，当一个国家走到历史分叉口时，政府和政治家该选择什么路至关重要，如果一条路把无数年轻人当成炮灰，国家肯定会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

近代日本“进一步退两步”

第一财经：我想起《国家的歧路》前言里的一句话：“日本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每前进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两步，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这句话怎么理解？

马国川：是的，这是我写作时感触很深的地方。明治天皇前期和中期，日本整个国家是种昂扬奋进的姿态，但是到了明治晚期就变得阴沉下来，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等思潮开始泛滥。

明治天皇死后的大正时期，又有点柳暗花明的味道，民主运动波澜兴起，建立议会制、现代政党制度等，尤其是1926年制定的《普选法》，让日本投票率从以前的1%左右大幅提升到20%多，极大地扩大了民主自由。平民首相原敬上台，也打破了原来的藩阀政治。对外，日本积极参加国联，是国联的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也呼吁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总之，当时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大正时代的日本都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

但这个时期的历史也有B面，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虽然没有发展成主流，同样在平坦的大地上隐藏，一旦时机到来，制度上的约束没有以后，危险就会出来。果然，30年代以后的日本历史，大家就都看到了。

一个社会总会有极端思想存在，所以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健全的制度，这样极端思想就不会绑架全民、绑架整个体制，这是非常重要的。

明治时期宪法就有大漏洞

第一财经：当时日本的国家制度存在哪些问题，使其容易被绑架？

马国川：大正时期日本政治滞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宪法没有及时根据现实政治、社会发展进行修改。比如说民众的权利，明治宪法里规定民众有部分权利，但仍有很多限制。到了大正时期，日本的民主已经有很多进步，这时就应该落实为宪法上的规定，对宪法进行适度调整。

另外，宪法中不适当的内容也没有及时修改。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宪法就规定军队不受政府约束，而是直接听命于天皇。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造成了军部出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再也无力辖制军部，军部开始凌驾于政府之上，最后控制、绑架了整个国家和社会。

所以，改革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落实为制度和宪法规定，再加上社会文化、改革氛围等不同方面的互相配合，才能让改革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否则很容易被一阵风吹掉。事实也证明，1930年代国际气候一变，马上就影响到国内，从此日本成为一辆再也没有刹车装置的火车，一头栽到战争灾难里去了。

第一财经：日本是怎样走到整个国家被极端思想绑架的？

马国川：明治维新后期，民族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很大的社会思潮。当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结合，就会成为军国主义，这在明治后期的两场战争中尤其明显。一是甲午战争打败清朝，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爆棚。当时日本社会欢喜之声、凯歌之声到处可闻，人人都非常兴奋。接着日俄战争又胜了，而且是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亚洲国家第一次打败欧洲国家，那更不得了。这时，明治维新提出来的“富国强兵”口号的负面性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富国强兵”也是近代很多后发国家经常提的口号，实际上这些国家一旦现代化富强以后，这种价值观的负面东西就会凸显。为什么一定要强兵，而不是以民众的权利、民众的个人福祉为更重要的价值追求？总之，在明治后期，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家主义开始膨胀后，极端思潮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来试图冲击原有的社会秩序。

1926年昭和天皇上台以后，很快青年将校就在私下打出“昭和维新”的口号，希望在昭和时代进行彻底改造，让日本成为一个公正、公平的国家。这个口号应该说有积极意义，但重要的是，路要怎么走、走到哪去。当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教祖”的北一辉就提出，首先让天皇亲政，把政治家都抛在一边，然后由军人治国，为此不惜发动军事政变。这些都是完全打碎原来的政治格局，是非常危险的。

可以说，日本当时这些极端思想、极端主张，已经不断地在滋生了。如果日本能够加快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加快现代政治制度推进，有可能走出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实现现代化转型，遗憾的是没有。

知识人的转向

第一财经：当时日本知识分子也陷入集体狂热，连哲学家、经济学家都出来鼓吹极端思想。这段历史读起来特别让人感慨。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马国川：其实我更喜欢用知识人这个说法。当时日本的知识人分为两类，有些是像着名诗人与谢野晶子一样主动为极端势力摇旗呐喊。更多则被整个时代的极端思想裹挟，出现知识界的大批转向。

价值观背叛主要是来自军国主义的威胁，当时媒体的遭遇最典型，早期不服从、不成为传话筒，极端势力就发动不买报运动。到了中期和后期进入战争状态的举国体制，极端势力接手日本统治经济，把一切生产资料都管制起来，这时报纸要是不听话，连印报的纸都不给了，用这种暴力加恐吓的方式，逼迫包括媒体在内的知识人转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七七事变”和四年后的珍珠港事件，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对日本知识人的心理冲击特别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想的和大众想的完全不一样。你认为老百姓不欢迎战争，希望和平，但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再到珍珠港事件，老百姓每次都纷纷上街集会庆祝，觉得是好事，甚至饭店还有“胜利菜单”。

知识人总觉得是为民众代言，所谓“为生民立命”，这时突然往回一看后面没人了，老百姓都到另外一边去了，他们觉得自己被民众抛弃了，就对自己的价值观怀疑起来，这当然是日本知识人的脆弱性，于是普遍出于一种现实主义考虑，开始背叛原有的价值观。

大萧条的冲击超乎后人想象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说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大萧条，对整个世界的冲击超乎后人的理解？

马国川：1929年大萧条到现在已经91年了，可能只有眼前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才能和它比。当时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全世界一共拿出三个解决方案，一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但起效比较慢，一直到1930年代后期甚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整个经济才调整过来。二是苏联，成效很好，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上去了，大萧条时还有些美国人移民到苏联。第三个方案就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共同选择了法西斯主义。当时北一辉等人的极端思想，其实就是日本版的法西斯主义，当国际气候、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这些东西就像《一千零一夜》中装在瓶子里的魔鬼一样马上出来，再也收不回去。对于日本来说，转折点就是“九·一八事变”。从此军部裹挟政府，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来牵制、制约军部。军队控制、绑架了整个国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当时的日本虽然陷入民族主义狂热，但社会问题也很突出，大萧条对日本经济冲击非常大，出口被腰斩，城市大量失业人群，农村很多人吃不上饭，尤其是东北地区、北海道的农村，很多人把女儿都卖到城里面去了。这些现实给当时的青年将校、青年军人以巨大刺激。因为他们有姐妹或者邻居的姐妹就被卖掉了，于是对体制充满仇恨，想要重塑社会。

这就是当一个国家走到历史分叉口时，政府和政治家到底该选择什么路的问题。一条路把无数年轻人当成炮灰，国家肯定会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另外一条路，激励所有人都去创造财富，以制度的方式有序地去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遗憾的是当时日本的政治家也缺乏历史担当和政治道德勇气，最终导致局面彻底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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