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人自编中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如风起云涌。那时参加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学者绝大多数不懂得新史学理论，也不明白编写本国历史教科书的路数，成功者寥若晨星。其中，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堪称佼佼者。

丁宝书 (1866 —1936)，江苏无锡人，幼年随父读四书五经。光绪十九年(1893)参加乡试中副榜。这一年，他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经常与同邑吴稚晖、俞仲还畅谈新学。1894年，清末民初教育家侯鸿鉴在无锡北禅寺巷延请日本教师讲授理化，丁宝书时常去听课。甲午战争以后，他深感科举制度误国，遂将自己过去所作八股文章全部销毁。

戊戌变法期间，丁宝书与吴稚晖、俞仲还等人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教师由俞仲还、丁宝书等同人十余位轮流担任。课程略仿日本寻常小学，分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等科。教科书由教师们随编随教，令学生抄读，然后教师就本课内容设问题数条，让学生笔答，以“实地试验其合用与否”。历经五年，共成七编，每编包括50至80课不等，后经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审定配上插图，交文澜书局1902年石印出版。同年，廉南湖、俞仲还等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丁宝书任美术编辑，兼书局附设的文明小学教员。至1903年6月，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教科书有20多种。这是清末壬寅癸卯学制时期最完备的一套小学教科书，在中国近代课程教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套教科书中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丁宝书编着的。

章节体编着首部中国通史

从编纂体例上说，《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两册，共七篇，每篇采用章节体，从古代讲到1899年俄国强行租借旅大、英国强行租借威海卫和法国强行租借广州湾。

我们节选一段“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目录”，一窥本书的编写体例：

中国之古代

第一章 唐虞三代（共八节）

太古 黄帝 唐虞 夏 殷 周之兴起 周之全盛 周室东迁

第二章 春秋战国（共八节）

春秋五霸 齐桓宋襄 晋秦楚之霸业 吴越之争 战国之雄 人才辈出 合纵连衡 秦之一统

不难看出，《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依时间顺序讲述，按篇、章、节编排，分篇综论，因事设题，既分门别类又综合贯通，具有容量大，系统性强，结构清晰，易于检录的特点，属于典型的章节体中国通史着作。今天看来，这种编写方式显得平常，可在清末传统史学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采用章节体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很是难得。

在一些编排细节上，该书也有不少创新处，如插图、地图的运用。《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配有插图49幅，其中人物图，如治洪水之夏禹、改郡县之秦始皇等26幅；文物图，如晋王羲之奉桔帖、吴道子之真迹、奉天太祖等7幅；历史地图，如春秋战国时代、隋统一时代等16幅。

此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还附有中西历法对照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丁宝书在该书《编辑大意》中说：“中历年代，或一帝一易，或一帝数易。纪元分年，奇零错杂，欲计其前后距离之数，即成人亦易致恍惚。兹於后页附大事年表，用中西合历，庶前后距数若干，一检便得。” 这种中西合历的历史大事年表在当时也属首创。

以进化论为编写指导思想

晚清是传统史学延续与近代史学萌生的时期。丁宝书在《编辑大意》中说：“历史者，叙过去进化之现象，为未来进化之引缐，非仅纪三千年之事实已也。”这表明作者摈弃了传统史学记一朝一姓兴亡，专为帝王作家谱的指导思想，接受了近代史学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原则。

传统史学只有朝代的区分，没有时代区分。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说：“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即如通鉴，号称通史，然其区分时代，以周纪秦纪汉纪等名，是由中国前辈之脑识，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他主张“就其事变之着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作为历史分期断限的依据，将中国史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亁隆之末年”；“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

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七篇叙述中国历史，尽管没有使用“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名称，但在时代划分上与梁启超是接近的。第一篇“中国之古代”与梁启超的“上世史”相当；第二篇至第六篇叙述秦汉至元明的历史是中央集权制度日趋完善、君主专制政体不断强化的时代，与梁启超的“中世史”大体相当；第七篇“明季及我大清之开国”就是梁启超所谓的“近世史”；所不同者，梁启超将清朝前的历史期归于中世史，而丁宝书将整个清朝的历史都纳入“近世史”，本朝人写本朝史，这样区分时代也不是没有道理。

梁启超以秦的统一作为划分上世史与中世史的重大事变，丁宝书也是将秦的统一作为划分中国历史时代的标志。《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篇“中国之古代”叙述从太古无君主时代到其后出现酋长，黄帝征服诸部落，开疆拓土，由酋长而渐变为君主之局。黄帝之后，尧、舜实行禅让，至夏禹始定君主世袭制度。周武王大封同姓功臣，定封建制度。第二篇“秦汉三国时代”，叙述秦王政既一统天下，因封建之弊，改行郡县制度。从此君主之威权达于极点，三代之治法，荡灭无遗矣。以此表明中国历史的进化。

多角度展示历史原貌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说：“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氏曰：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种相。一曰智力(理学及智识之进步皆归此门)，二曰产业，三日美术(凡高等技术之进步皆归此门)，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读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中国史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所陈陈相因者，惟第五项之政治也。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故今者欲着中国史非惟无成书可沿袭，即搜求材料于古籍之中，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这里，梁启超对于中国传统史书一味注重政治史（而且还是一家一姓的帝王史）给予了批判，因为真实的人类历史是多维度、多层次发展。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篇幅简短，但是内容丰富，包括“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五端，这跟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相应。书中叙述孔子和儒学、老庄诸家学之短长、宋代道学、明代阳明之学，这些内容都归于“智力”门。叙述春秋时期齐国管仲使民殖财货，取东海鱼盐、两汉与大秦海陆两途的商贸交通、南北朝商业工艺的进步，这些内容都归于“产业”门。叙述东晋王羲之书法，妙绝千古、唐代画家李思训和吴道子皆善山水、宋代画家李公麟及徽宗，这些内容都归于“美术”门。叙述汉明帝求佛教、道教之由来、唐代景教传至长安，这些内容都归于“宗教”门。叙述商鞅变法、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汉武帝征讨匈奴、安史之乱、王安石变法、靖难之役和永乐之治、三藩之乱及台湾之镇定、尼布楚条约等，这些内容都归于“政治”门。在清末注重政治史的传统史书仍然占据主流的情况下，《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让人们感到新鲜。

充满经世救国时代精神

20世纪初，梁启超寄希望于史教救国。他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着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所欲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着，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编纂新式史书，振奋国民精神，培养博通时务、讲求实用、省悟强弱兴亡之故的人才，以救国强国，成为当时进步史学家的共识，体现了近代史学强烈经世的时代精神。

丁宝书编写《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无论是在内容选择上，还是体例设计上，都贯彻了史教救国的宗旨。他在《编辑大意》中说：“是编以进文化改良社会为主，凡於世界有影响者，均再三注意，并绘圣哲仪容，使印入儿童脑髓，为他年步趋之目的。”“是编自春秋战国，迄最近形势，各附地图，详细指示，以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丧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是在吾党。”“是编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凡遇有卫我同种，力扞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壮我幼年之气。”“是编以交通世界互换知识为主。我祖国数千年以来，能具此手段者，必扬搉陈之，庶儿童不为执锁国主义者所惑。”“是编以发达实业教育为主。凡遇前代有崇工艺以致富强者，无不濡笔详载，庶儿童知实业之宝贵。” 考察全书，编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尽管《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结构简单，内容浅显，但它率先构建出新式中国通史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作为中国人采用章节体编写的第一部中国通史，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另外，小学生用书负有启蒙意义，一部好的蒙学历史教科书能够给小学生奠定良好的历史知识根基，使其受用终生。据说《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刊印了四十余版，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多地发行，大约使用了十年左右，到民国元年还作为初等小学堂学生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始虽简，但也绝不可忽视。中国史学史理应给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一定的地位。（马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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