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百人的大锅饭

今天带您吃一回大锅饭，七百多人的大锅饭。

宋太宗在位时，江南民间有一户姓陈的超级大家庭，十三世同堂，七百口人，几百年来都没有分过家。《宋史》上记载，这七百人每顿饭都要在一起吃，做饭的时候热火朝天，吃饭的时候更是人欢马叫，场面大得吓人。

陈家专门盖了一所特大号的餐厅，每回开饭，七百人鱼贯而入，按照辈分和年龄先后落座，光点个到都得半天。家里的女性轮班做饭、轮班端饭，还要检查七百人是不是都到齐了，有一个人迟到，所有人都得等着。等一炷香还没到，就得派人去找。“今天谁没来？”“七姑奶奶。”“是不是生病了？”“不可能，昨天晚上还见她呢！她老人家就坐我前边，一口气吃了八个包子，比我都能吃。”又等了一炷香工夫，饭都凉了，终于有人来报：“七姑奶奶来不了啦，昨天吃得太多，她老人家年岁又高，撑死啦！”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大伙哗啦啦起身，集体为七姑奶奶默哀。默哀完毕，派几个人先去给七姑奶奶料理后事，这边大伙呼啦啦赶紧开饭。人是铁，饭是钢，吃饱饭，才有力气去哭七姑奶奶。

《宋史》描写陈家七百人共同进餐的场景，用了一个非常夸张的细节：“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有犬百余，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每次开饭，大伙儿一定要聚在一个大房间里，大人跟大人坐在一块儿，小朋友跟小朋友坐在一块儿。这个超级大家庭养了一百多条狗，人吃大锅饭，狗吃大锅食，一百多条狗在同一个饲料盆里就餐，如果有一条狗没来，其他狗就都不吃。这当然是夸张，《宋史》想用这个细节来证明，陈家人的关系非常和睦，所有人都严守家规，都彬彬有礼，连狗都受到了感化。

你肯定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老舍的《四世同堂》，读过巴金的《家》《春》《秋》，这些文学经典讲的都是大家族的故事，都涉及大家族的弊端：世代同堂，聚族而居，家庭成员太多，肯定良莠不齐，有人勤俭持家，就有人好吃懒做；有人鞠躬尽瘁做贡献，就有人挖空心思掏墙角；有人占便宜，就有人吃亏。陈家繁衍到七百人，家族内部吃大锅饭，什么东西都平均分配，保不齐就有些人混吃等死，当寄生虫，降低整个家族的产出效率，最后导致这个家族入不敷出，经济破产。

宋太宗在位时，江南陈家就已经破产了，用《宋史》上的话说：“常苦食不足。”人口越来越多，收入并不见增长，口粮不够吃，经常饿肚子。

其实，如果这个大家族想吃饱饭，只要分家就行了，只要把这个大家庭分成一个个小家庭，每个家庭自负盈亏，那就能产生动力，逼着懒汉勤奋起来，逼着寄生虫自力更生。几十年前搞大锅饭，很多人都吃不饱，一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马上就吃上了白米白面，这是一个道理。

但是宋朝官府并不想让江南陈家分家，宋太宗把它作为模范家庭来表彰，为了让这个家庭继续维持，宋太宗让地方政府每年资助两千石粮食。

“石”是容量单位，历朝历代的石都不一样，宋朝一石在60公升左右，一石粮食大概有100斤，两千石就是20万斤。这么多粮食分给陈家七百口人，每人每年能分两百多斤，这家人就算不种田、不经商，男女老少都躺在家里睡大觉，有这么多粮食撑着，也不至于挨饿。

二、大家庭对朝廷的意义

问题是，宋太宗干吗要白白消耗国家的粮食，来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寄生虫呢？因为他想树立典型、世世代代不分家的典型。

老百姓世世代代不分家，对朝廷来说，那可是意义重大，至少有以下三条好处：

第一，大家庭出身的子民，一般都是懂得克制和愿意吃亏的顺民，更容易听朝廷的话。你想啊，世代同堂，聚族而居，必然格外讲究“孝道”“克制”“吃亏是福”。否则的话，人人都不愿吃亏，妯娌们天天吵嘴，兄弟们天天打架，闹得鸡飞狗跳，当家老爷子管不住，用不了三天就得散伙，怎么能坚持十几代不分家呢？

第二，跟小家庭比起来，朝廷对大家庭的管理成本更低。古代官府统计人口、征收赋税、分派劳役，甚至包括抄家灭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小门小户就像一盘散沙，朝廷抓得太紧了，沙子自然会从指头缝里漏下去，拢共就那么几口人，抱起孩子，背上铺盖卷儿，说逃就逃了；而大家族则是一棵大树，树大根深，不容易移动，官府想让这个家族做什么，它就得做什么，轻易不敢反抗，因为反抗成本太高，敢跟朝廷过不去，那就是滚汤泼老鼠，一窝都是死，七百口人一锅端。

第三，大家庭的自救能力更强，家庭成员的内部矛盾不用经官动府，家族里辈分最高的老太爷一发话就解决了。平常搞个基础建设，修个桥啊、补个路啊，用不着官府花钱，大家族为了自家生活方便，就把这些事儿给办了。

大家庭肯定也有难管的时候。人多，势力就大，势力大，为非作歹的空间就大。假设某个超级大家庭的领头人不是忠厚长者，而是地主恶霸，他就有可能把家族成员变成打手。有些大家庭本来该作表率，尊师重道，敬老爱幼，舍己为人，克己复礼，结果呢？仗着人多势众、法不责众，鱼肉乡里，恃强凌弱，欺男霸女，成了地方上的地头蛇。汉朝、三国、魏晋、隋唐，都有过这样恃强凌弱的大家庭，历史上称为“地方豪强”。特别是在汉朝和魏晋南北朝，豪强遍地都是，敢跟官府分庭抗礼，官员到一个地方上任，首先得向当地豪强拜码头，不然就干不下去。那时候的豪强，可比现在的村霸厉害多了。

但是，经过了隋唐帝国对豪强的不断打击，又经过五代十国的连年战乱，不但豪强数量锐减，连江南陈家这样的大家庭也非常少见。《宋史·孝义列传》对世代同堂的大家庭大书特书，除了十三世同堂的江南陈家，还有十世同堂的山西董家、八世同堂的河北赵家、七世同堂的中州张家、六世同堂的沧州崔家……拢共加起来，这些大家庭不到一百家，跟两宋三百年历史、巅峰时期的上亿人口相比，超级大家庭在整个宋朝占的比例根本不值一提，所以宋朝极力提倡和扶持大家庭，限制老百姓随便分家。

宋太祖曾下过一道圣旨：“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其罪死。”父母还活着，兄弟们闹分家，那是死罪。宋太宗对这个规定做了一点改进：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异财者，明其无罪。如果祖父母或者父母发了话，让儿孙们分家，那就可以分。

大多数时候，宋朝官员处理老百姓的分家纠纷，都遵照了宋太祖和宋太宗的精神：原则上不许分家，除非家里的长辈明确说了让分家。但是有些时候，地方官还会鼓励治下的老百姓分家，甚至逼着他们分家，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为了多征税。咱就拿南宋前期来说吧，因为跟金国打仗，军饷紧张，地方官就想方设法从老百姓身上榨钱，要求每家每户必须从国营酒厂里买多少多少酒，只有把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政府才能卖掉更多的酒。如果不拆分的话，有些大家庭不但不买酒，还会偷偷地自己酿酒，直接影响到官府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