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袁世凯赶上了好时候。换句话说，袁世凯赶上了汉族大臣能够在大清朝廷把持军权的好时候。

众所周知，大清是满人的朝廷，在大清立国之初就一直实行“崇满抑汉”的政策，出于防范的目的，汉族大臣在朝廷中通常不能占据相对重要的位置，这一惯例一直延续到清末。然而，虽然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但是最后打破这种惯例也并非是满清贵族所愿，更多的是形势所迫的无奈之举。

自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满清贵族越来越意识到曾经令他们引以为傲的八旗、绿营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势如破竹的太平军步步紧逼，为了保住江山，马背上得天下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现实，开始重用汉臣民团。自此，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大臣，以及湘军、淮军为代表的民间团练开始崛起。这一变化也使得汉臣的地位大大提升，改变了以往朝廷内部满汉大臣势力不平衡的状况，也成为汉臣在中央话语权增加的开端。

而袁世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对汉臣极为有利的时机下登上历史舞台的。袁世凯的升迁之路是从朝鲜壬午军乱开始的。当年原本是乡试之年，两次落第的袁世凯正在其父亲好友吴长庆幕府读书，打算应举参试，然而，就在乡试之前，朝鲜突发军乱向大清求援，身为淮军将领的吴长庆便带袁世凯一同赴朝平乱。在朝鲜作战时，袁世凯带领的队伍总是冲锋在前，争先攻剿，最后凭借其英勇突出的战斗表现，荣获此次平乱的首功。

此次平乱结束之后，23岁的袁世凯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因平乱有功，朝廷命袁世凯留镇朝鲜，协助朝鲜编练新军，帮办军务。在朝留镇期间，是袁世凯积累练兵经验的重要阶段，为其后来小站练兵打下来基础，同时，他在朝鲜广泛交友，更为其之后在军队中声望大振积累了人脉。

当然，袁世凯在朝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两年后，日本在朝势力企图通过挟制朝鲜王室达到把控朝鲜政权的目的，甲申政变由此爆发。奉命留镇朝鲜的袁世凯积极组织，打退了日方在朝的势力，打破了日本控制朝鲜的幻想。袁世凯在朝鲜的出色作为受到了李鸿章的重视，同时也受到了日本方面的敌视与排陷，甚至同僚的嫉妒，为避攻击，袁世凯归国还家，卸任赋闲。

不过，有能力的人总是不会赋闲太久的。果然，居家不久，26岁的袁世凯就迎来了自己升迁之路的第二次机会。当时在李鸿章的保荐之下，袁世凯一跃成为了可影响朝鲜政局、位同三品的“驻朝总理大臣”。此时的袁世凯无疑成了大清驻朝的最高长官，他的职责主要就是维持、强化朝鲜与大清的传统关系，防范他国，特别是日俄两国对朝鲜的窥视。在其位，谋其政，在朝主事的袁世凯难免会受到日俄等国势力的敌视，再加之袁世凯正年轻气盛，很多时候做事有些冲动、不够圆滑，以至于引来朝廷中的一些非议，不过，在李鸿章的力挺之下，袁世凯的“朝鲜总理大臣”还是当了十几年。

至此，袁世凯的事业虽然一直都在朝鲜进行，但是他的人生轨迹很快又得到了改变。1994年，日本企图趁朝鲜东学党起义的机会挑起战争，在中日正面交战前，袁世凯化装出逃、潜回中国。回国之后，袁世凯奉命赶赴辽东，负责战争后勤事宜。在前线的十个月里，袁世凯目睹了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参照西洋方法练兵的设想，不过在战争期间，他的想法并未得到朝廷的采纳。

甲午战败之后，国人震惊，大清的实力竟衰落至此，居然连日本都敌不过了，曾经那些自欺欺人、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人们也不得不认清时局。战败的耻辱深深刺痛了当时的中国人，国内掀起了维新救亡的浪潮，袁世凯也是其中一员。之后，朝廷也意识到洋务运动的失败，在光绪皇帝的主持之下，决定开始维新变法运动。

变法的重要一项就是练军，而且是编练“新军”。所谓“新军”，就是要借鉴西方的练军经验，这与袁世凯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袁世凯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朝廷中施行变法练军的“最佳人选”。最后，在荣禄等人的支持之下，光绪帝批准袁世凯入主天津小站，督练新军。

在天津小站，袁世凯开始了他的军权之路。他一方面专心专研西方的军事制度，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制定出了一套近代建军方案。除此之外，在武器装备上，袁世凯也大胆采纳，以增强新军的战斗力。在新军训练方面，袁世凯也十分严格，教习军官既有德国的特聘军官，又有从武备学堂精心挑选出来的优秀人才。在他的精心督练之下，天津小站的新军战斗力大大提升，甚至逐渐成为晚清陆军的主力。

小站新军影响力在清军中越来越大，袁世凯的威望也越来越高，这本就是袁世凯所预想的。在当时编练新军时，袁世凯就在有意识地在新军中培植自己的亲信力量，倒也不能说袁世凯这种做法是私心太重，在当时来看，通过培植亲信来提高练兵效果也是无可厚非的，像之前“湘军”、“淮军”等军事力量也是这种模式。然而，随着朝廷对新军重视与依赖程度的与日俱增，当时的这些亲信很多都成为了之后的军政要员，这当然也在无形当中增加了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资本。

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当时袁世凯的实力虽然不小，却真的还没有达到架空清政府的程度。袁世凯的势力虽然涉及军事，但在晚清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前有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淮军为例，哪一个当时不是军权在握、权大势大，单就个人才干而论，袁世凯更是难出曾、李二人其右。然而，当时曾、李二人也没有哪一个能做到架空清政府，原因就在于，朝廷在赋予他们权力的同时，也是有所防范的。

事实上，在慈禧太后当政时，袁世凯仕途顺遂，一路高升，但是在后期也是受到压制的。至于到了宣统皇帝继位之后，袁世凯便更受打压了。当时的朝廷，尤其是以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满清贵族，已然感受到了袁世凯权力膨胀的威胁，于是在溥仪登基不久，载沣便解除了袁世凯的官职。值得一提的是，新皇登基，所谓“军权在握”、“党羽众多”的袁世凯却骤然被免官回家，朝中竟然没有一人敢公开反对，可见，袁世凯的影响力是远没有达到可以架空清政府的程度的。

这也不难理解，在当时，虽然已到晚清，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但是封建思想依然占主流。传统 “君君臣臣”的纲常伦理依然是社会秩序的标准，在当时那个传统的帝制朝堂上便更是如此。袁世凯威望再高，也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支持他来对抗朝廷。甚至连袁世凯本人在受到罢免之后，也是诚惶诚恐、提心吊胆。

至于说之后袁世凯逼宣统退位，也不能算是其架空清政府的证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时的清政府已经空有其表了，袁世凯逼宣统退位之所以能够成功，更多的是历史的趋势所致，或者说是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形势所迫，袁世凯的实力以及在当时朝廷的话语权虽然占一部分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相比之下，辛亥革命在南方的如火如荼、列强多年的觊觎与掠夺、朝廷特别是满清贵族人才衰竭等多方面的压力更让清政府感到力不从心。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晚清政府已经不得人心了。就以军队为例，当时清政府的统治可以说是摇摇欲坠了，全国多处叛乱，叛党层出不穷，武昌、四川、湖南、广东……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清政府早已疲于应付。当时清政府的军队多是些闲散力量，长期得不到正规训练，像小站新军这样战斗力尚可的军事力量，也就只有两万余人。

因此，许多军队将领都对朝廷失望了，甚至不少旗人也都各存心思。不说底层，就连当时的庆亲王奕匡也有了押宝的心思，一方面他身为皇族支持摄政王搞“新政”，然而一方面他又暗中为袁世凯出山助力。可见，在当时，哪怕是皇族中也没有几个真心愿意为清政府卖命的了，更何况底下的军队士兵呢？

由此可见，袁世凯之所以能成事，除了他本人的才干之外，更是占齐了“天时”、“地利”与“人合”的结果。不过，他虽然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但是还称不上是达到了军权独握、将士归心、可架空朝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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