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大火发生后，结合之前日军占领广州前亦实行了焦土政策，对日军的打击不如意料中的大，所以对于该政策兴起了争论之风。

1938年11月30日《申报》4版《焦土政策之争论》：

所谓焦土政策，究应如何内容？广州之焚，为何如事？长沙之毁，为何如性质？旬日以来，既多论者；但滔滔指陈，果能开导迷惑与否？愤愤责难，果能消逝怨怼与否？谓如是而有裨战时人心，有裨抗战政策，窃期期以为未然。

请再略言长沙事：长沙之焚毁，最可惨痛，中国之中宣部与政治部，事后曾公表其经过。据所发表，列举二因：一由当地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燥急慌张所致；二由从事破坏准备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激于义愤，自焚其屋，于是一处火起，到处发动云。于是知长沙之毁，毁于流言，毁于义愤，毁于燥急慌张，绝非毁于焦土政策。

1938年12月11日《申报》8版《张治中谈善后措施》全文刊登了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文夕火灾善后谈话：长沙火劫周月—急救工作告一段落—善后建设业已着手

【中央社长沙十四日电】十二日为长沙大火周月之期，张主席治中，发表谈话如次：长沙烧劫瞬经弥月，治中待罪任中，心神怆痛，不可言喻。在最高领袖训示与中央责勉之下，无时无刻不与各方各级工作同人，兢兢业业，求全于事后，冀能略补愆尤，此一个月之主要工作，为（一）救济灾民；（二）清除街道；（三）恢复市场及交通；（四）调查死伤及损失。

对于长沙大火—文夕大火， 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做训示： “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 ，“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呢？

张治中归结为“误信 流言”， “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牛恒刚：2016年11月8日于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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