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礼（1896-1933），四川省内江县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重庆做过烟酒局调查员，在黄埔军校加入了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曾经从事党的军运、农运和工运领导工作。1933年因叛徒出卖，牺牲于重庆。

一

高伯礼，1896年4月10日出生于内江县华山乡。幼年时，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几年后考入了内江县立中学。16岁时，其父去贵州做生意，不幸被人谋害。胆大过人的高伯礼一人前往贵州，将父亲遗体运回华山安葬，自此辍学。

1923年下半年，高伯礼去重庆找到时任烟酒局局长的堂兄高一白，当了烟酒局一名调查员。1925年，四川军阀混战，烟酒局局长换人，高伯礼亦随之失业。不久，他在高一白的资助下，到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步科二团三营七连学员。当时军校有两个群众组织，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一个是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高伯礼毅然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他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政治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他在同学录上写下了“纵横四海，气吞八方；一人有志，邦家之光”的豪言壮语，充分表明了他的远大抱负。

二

1926年，高伯礼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中先后任营长、团长。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高伯礼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随贺龙、叶挺领导的起义军突围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并参与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简称红二师)，并任营长、教导队队长，为革命培养军事骨干。同年10月，红二师配合中共东江特委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武装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高伯礼参加了“紫金县南岭之战”“公平之战”“砾山坳之战”。起义部队很快占领了海丰、陆丰县城及附近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1928年2月，国民党集重兵围攻海丰、陆丰。高伯礼参加了红二、四师艰苦激烈的反围剿斗争，由于敌众我寡，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年底，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同意红军撤离海丰、陆丰,外籍红军可转移外地或回原籍。”

1929年初，高伯礼回到四川。同年夏初，被中共四川省委派往荣县任县委书记。当时荣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农会组织也纷纷解散。高伯礼受命于危难，他不畏艰辛，走村串户，深入群众，使党组织、农会组织相继得以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高伯礼还特别注意培养干部，对党组织和农会中有培养前途的人进行文化、革命道理和斗争经验的教育。通过培养和教育，部分同志后来成为了荣县党组织、农会的骨干和出色领导人。

1930年春，上级组织将高伯礼调回内江县，任中共内江县委书记。一踏上故土，他便积极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同时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武装斗争。同年7月，县委委员廖释惑、傅宾旸、黎光谦相继被捕，县委机关遭到破坏，面对形势的突变，高伯礼迅速组织其他同志安全隐蔽，随即化装前往自贡，向中共自贡特别区委汇报，请示营救，后被留在特委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自贡盐场工人运动的领导，1932年1月，省委任高伯礼为中共自贡中心县委书记。他上任后，从抓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宣传工作入手，常到大坟堡、郭家坳、贡井等盐业工人群体中进行革命宣传，讲解斗争策略。他说:“要反对大资本家，先要反对军阀。因为大资本家依仗军阀压迫、剥削工人。”同年8月，高伯礼领导工人反对盐业资本家在发工资时收一块银元折加铜钱吊数由二十吊变为二十四吊的行为，组织工人罢工，迫使盐井商会答应仍按二十吊折算发工资，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33年春，国民党二十一军“特委会”所属的各级清共委员会活动十分嚣张。他们利用叛徒，大肆破坏地下党组织。一批共产党员相继被捕、被杀，斗争十分尖锐。面对猖獗的叛徒，高伯礼非常愤恨，他对党员干部反复强调:“对叛徒，如不处决，后患无穷。”同年3月5日，当高伯礼正着手集中精力开展此项工作时，被叛徒蓝文江出卖，不幸被捕。

三

敌人把高伯礼押到自流井二十一军刘崇元师部，对他软硬兼施进行诱导和逼供。首先，由叛徒刘家明出场劝降:“高老师，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反共，一定会被重用，县长少不了你当。”一贯对叛徒就恨之入骨的高伯礼，见刘家明这副嘴脸，更是怒不可遏，厉声痛斥:“我哪有你这种学生，你充当野兽，不觉可耻，还在放狗屁! ”骂得刘家明瞠目结舌，赶忙躲避。劝降不成，敌人又施美人计，摆好一桌筵席，弄来一个漂亮姑娘相陪，企图引诱高伯礼上钩。高伯礼勃然大怒，把桌子都掀翻了，弄得敌人狼狈不堪。

这时，清共委员会主任张晓林和师长刘崇元出面，假惺惺地说:“高先生，我们知道你是黄埔生，是大有作为的，只要你把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交出来，就推荐你为团长…… ”不等敌人的话说完，高伯礼义正辞严地驳斥:“假如我要当官的话，师长早已当了。”敌人自感受辱，声嘶力竭地吼道:“这里是清共委员会!”高伯礼借机嘲讽:“你们是清道夫啊！把渣渣打扫干净点，等帝国主义来，免得脏了他们的皮鞋哟！”敌人用官爵、金钱、美人等伎俩都一无所获，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以强硬的态度威胁说:“你再不交待，就枪毙你!”高伯礼神态自若地说:“死，又有啥关系！哼！共产党员多得很，死了我一个,还有许多人。”敌人紧接着追问:“有多少?”高伯礼幽默地说:“除了坏人以外，尽是共产党。”接着，高伯礼向前跨一步，怒视道:“你们那些刑罚，只能破我的皮、碎我的骨，难道能摧残得了我的革命意志吗?”高伯礼视死如归，敌人束手无策，只好将他送往富顺监狱关押。不久，高伯礼与新被捕的自贡中心县委副书记杜芬芳一起被押解至重庆二十一军军部。行前，富顺县县长陈汉清送高伯礼十块钱，高伯礼接过钱嗅了一下说:“你这十块钱，吸吮了人民的血汗，我不能用。”随手把钱丢在地上，昂首上路。

高伯礼被押解至重庆后，囚禁于国民党二十一军特委会监狱。他一直坚贞不屈，始终针锋相对与敌人作斗争，甚至大骂他们，揭露其滔天罪行。最后刘湘以“现值共党猖狂之际，若不从严惩办，残不足以昭炯戒”为由，下令将高伯礼杀害。

1933年5月5日12时，敌人将高伯礼和杜芬芳押赴刑场。一路上，高伯礼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宣传革命，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当时的《新蜀报》对此作了如下报道:“高伯礼气势甚雄，大呼口号不绝……沿途因呼口号用力太甚，口角不时流出鲜血……”高伯礼壮烈牺牲于重庆两路口。高伯礼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东兴区委党史研究室 陈巨硬 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古佩铃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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