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的中国，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确，在封建社会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规定下，人们要想大显富贵，读书做官是唯一的渠道。

然而，在明朝初年出现了一种怪状，为了追求荣华富贵的饱读之士，竟然将做官当成了一件灾厄之事，究其缘由，还需归结于明朝初年的空印案。

公元1376年，一张盖有地方官府官印的空白账簿呈现在了朱元璋的案牍之上。面对这张空白的扉页，朱元璋怒不可遏，在上朝之时，他严令文武臣工，势必要将此案撤察得水落石出，这便是明朝洪武四大案空印案的开端。

何谓空印？空印便是指官员提前在空白的文书上盖好官印，以待需要用时，便拿出这份空白文书再悉数填上即可。宋元时期，由于交通不便，路程遥远，地方官员到中央或是其他地方去交接核对工作时，一旦原有文书内容出了岔子，即可用此份空文填补缺漏，以避免长达数个月的奔波来回。

由于元朝时期，统治阶层腐朽不堪，坐视放任这一行为，所以久而久之，空印便成了官场的潜规则。而明朝开国初年，这一潜规则也无疑承袭下来。

然而，朱元璋是中国一统王朝之众唯一的草根皇帝，末微之时，他亲身经历了元末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的种种惨象，"盖自其托身皇觉寺之日，已愤然于贪官污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矣。"

朱元璋非常懂得农民的艰辛苦衷，他时常说道:"四民之中……农最为劳。……农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来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耕耘。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秋成输官，所得能几？今居官不知民艰，刻剥虐害，无仁心甚矣。"

大概意思，就是农民起早贪黑，做的是天下最辛苦的事情，劳累得都很憔悴，直到秋收都不知道能得到多少。但做官的人却不体恤农民艰难，还刻意盘剥，实在是没有良心。

可以说，早在朱元璋发迹之时，他便已经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必将整顿贪官污吏。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官吏也还是两千多年来不变的面目，但朱元璋却不再是两千年封建史的帝王，他对官员贪污之事容忍度之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当时举国上下，除了朱元璋外，大小官员无不知晓空印之潜规则，这无疑让朱元璋深深受到欺骗。

盛怒之下，他将但凡涉及地方空印案件的主事官员悉数杀光，而副手则杖责一百，悉数充军。虽说空印案在明初并未导致国家紊乱，受死官员十分冤枉，但满朝文武却因天子之怒，莫敢哗者！

可历史终究有以外，就在这沉默的大多数中，有一个勇士站了出来，他不是朝中达官显贵，只是一介草民，他叫郑士利，是正史中罕有的能拥有自己传记的百姓。

洪武九年，在朱元璋因空印案，杀害了满朝文武占比百分之五的官僚后，"五星紊度，日月相刑"。出现此等怪异天象，朱元璋认为自己作为皇帝有所职责，便下诏纳言，但凡饱学之士能切中时政利弊者，加官进爵。此时郑士利做好了必死的决心，响应朱元璋号召，为同年发生的"空印案"谏言。

据《明史·郑士利传》记载，郑士利曾上书朱元璋，认为朱元璋并不知空印的用途。为此，他还详细为朱元璋陈述了空印案发生情有可原的理由。

原因之一，在当时制度下，地方官员所采用的都是骑缝印，这种官印并非一纸一印，纵然印有这种官印的空白文册丢失，他人也难以完全与原文书对照一致，所以即使落入他人手中，也不会被造假。

原因之二，地方官员在统计审核这些纳税项目时，仅仅计算时间就需两个月左右，如果再加上行程，恐怕更久，特别是如云贵、两广和陕晋等地，前往京师更需一两月之久。再加上当时纳税是以钱粮等实物计算，在运转途中难免有所损耗，这样无疑总是会导致需要地方官员重新从京师返回地方审核，再重新返京录入户部，这样一来一回，半年便没了，极大增加了行政成本。

原因之三，任何案件都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来行事，然而空印一案在明朝初年并未立法，虽有渎职之嫌疑，但罪不至死。可是朱元璋却不管不顾，直接一刀切，甚至连大儒方孝孺之父，一介清官都因此案死于非命，明显有失决断，处刑太重。

原因之四，朝廷选拔培养官员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他们之中大多饱读诗书，通达廉明，并未行下不果之事，一旦错杀人才，再培养时将十分艰难。

当然，郑士利并非毫无"求生欲望"，他还在文中提及，深知朱元璋执政为民之苦衷，也理解朱元璋的不易处境，所以这件事上，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朝廷官员，都可以互相理解，并无大错。

虽说郑士利的建言情真意切，但是朱元璋却认为其后必有人指使，竟然下令让丞相和监察御史亲自主审他幕后之人。然而郑士利却毫无惧色，早已做好了必死的决心，忠心可表天地。最终朱元璋还是放过了他，将他流放。但是相比几百位被空印案波及的官员，郑士利的结果无疑好了许多。

通过空印一案，我们似乎看到了朱元璋作为君王铁血无情的一面，让不少清官能臣都蒙冤受死，可是朱元璋真的不能理解，也不愿理解郑士利所说的吗？难道空印案真的是一场血腥的冤杀吗？

实际上，作为一代帝王的朱元璋，虽然可能会在某一时刻被所有人所蒙蔽，但绝无可能一生都被群臣所欺骗，毕竟他手下有着令人恐惧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那为何朱元璋还要让群臣自己交代一切呢？因为从他的角度看来，群臣所犯下的是欺君之罪，他想要的不过是他们坦白从宽，但显然，大臣们终究让他失望了。而几千年来，这不过是官场常态罢了。

郑士利虽然勇气可嘉，但一腔肺腑之言全是书生意气，他作为一个儒生，只看到了朱元璋一时的狠厉惩戒，但他的视角却是从士人阶层的角度出发，所以他的建言更多是为官僚辩护，这也或许是官僚为他一个平民编写传记的缘故。可是郑士利却不知道，空印之事，十分看重官员秉性！一旦这种潜规则长期奉行下去，它无疑又会是剥削百姓的一种新手段。

反观朱元璋，他发于微末，终成帝王，一生之所见，波澜壮阔。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他何种滋味未曾尝过？而朱元璋的一生经历，决定了他习惯以帝王和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十分反感士绅阶层，他知道帝国的灭亡往往取决于官逼民反，所以他一生致力于对儒家上古生活愿景的追求，渴望创造一个"鸡犬相闻，天下大同"的小农社会。虽然朱元璋一生始终未能超脱跳跃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无疑他是封建帝王之中最为真心为民的皇帝。

很不幸的是，空印一案再度勾起了朱元璋自幼年起对文武百官和士绅豪族们的不信任，故此案虽是洪武四大案中规模最小的案件，但却毫无疑问，它却是朱元璋将屠刀伸向朝廷勋贵们的开端！数年之后，因郭恒案起，全国大小官员被斩杀大半，大明帝国这般血腥的开端，似乎注定了这个朝代必将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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