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铜鼎

广州出土的汉代青铜器

从修复前的一堆碎片（左）来看，谁能想到它是一个五件套的漂亮熏炉（右）呢？

工作人员在用石膏“打包”青铜器

□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 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考古文物出土时，很多都是破碎的。每一件文物从考古现场到最终搬到博物馆里展出，中间都需要“文物医生”付出很多努力。

最近，来自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部的吕良波主任，在中国科学院推出的科学文化讲坛“格致论道·湾区”活动中，为大家解密了不少文物发掘与修复过程中的细节。他特别讲到了广州出土的青铜器的提取与修复。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最近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多一些了解。

南北两地出土的青铜器差异挺大

吕良波首先比较了我国不同地域出土的青铜器。

他说，陕西是中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我们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所以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多、体型大，样子也非常精美，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铜鼎。而广州这边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器，体型比较小，像刮刀、戈等小件工具和兵器较多，像甬钟和鼎这类较大的青铜器只有零星出土。

广州出土青铜器最多的是南越王墓，出土器型也比较丰富。汉代青铜器主要器型有铜鼎、铜洗、铜壶和铜钫等，还有一些环首刀、提梁壶和铜镜等；春秋战国之后，铁器和漆器出现并普及，出土的青铜工具和兵器便明显减少；汉代以后，青铜器器体都比较薄，表面纹饰跟春秋战国相比也简单很多，没有了商周时期那种等级非常森严的礼制，青铜器日趋生活化。

岭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为什么跟北方出土的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吕良波认为，《汉书·地理志》中注引臣瓒有这么一句：“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大概意思是说，秦统一六国之后，从我国浙江绍兴到现在的越南河内这七八千里，有很多部落和民族混杂在一起生活。岭南地区跟周边交流虽然很多，但相比中原跟北方，文化还是比较落后。所以岭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不仅大小、器量、意义都跟北方的不同。

它们出土时保存的状况也不太一样。北方很多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都保存得比较好，而广州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都腐蚀得比较严重。“广州这边出土的青铜器，肉眼一看，给人感觉不像铜器，更像是石器或者玉器，因为已经完全没有铜器的质感，矿化非常严重，强度也非常低，稍微用力一碰就会损坏。”吕良波说。

文物从提取到检测，过程就像医生诊病

考古发掘其实都有非常严格的操作规程。考古人员要把文物全部清理出来，还要对它们进行绘图、拍照记录，这也是一个繁杂琐碎的工作。在清理过程中，文物周边的土壤可能比青铜器的强度要高，对文物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现场清理得太干净，很可能青铜器也被清理坏掉。

吕良波说，在清理文物尤其是青铜器的现场，他们通常都会要求工作人员不能清理得太干净，只要找出文物的大致范围就可以，然后再考虑设计合理安全的提取方案。

将文物从考古现场搬到博物馆，这个过程真不简单。比如在提取时，工作人员要根据文物的材质等各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提取方法。方法有很多，比如采用遇热会液化、遇冷又变回固体的薄荷醇来提取文物，或者是用石膏打包文物。

青铜器很多时候就是用石膏打包出土的。工作人员会将青铜器分布的土台整块切割出来，在上面铺一层石膏，等石膏硬化后，固定住脆弱的青铜器，再从下面切下去，然后才整块一起提取到室内进行再清理。

吕良波将广州考古院设立的一个文物科技保护实验室比喻成“文物医院”。他说提取文物的工作流程的确有点类似我们到医院就诊：第一步是编制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内容包括文物基本信息、价值评估、有什么病害，包括残缺、裂隙、变形、修复痕迹等；然后用不同的标志，通过绘图方式把文物可能出现的基本问题展示出来；接着，要对文物进行检测分析，比如拍X光检测，以此了解文物保存状况、锈蚀情况、有没有文字和纹饰，等等；然后对它进行锈蚀成分分析，了解这件文物究竟得了什么“病”，才能对症下药。

以在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岛上发现的汉墓中发掘出的青铜器为例，考古人员在修复一件铜奁时，最开始它的器盖、器身断裂非常严重，表面也非常多锈蚀，经过清洗、去锈、粘接、拼对、加固，并对残缺位置进行补全，最后再做一些缓蚀封护之后，它才终于能像模像样了。在这个过程中，考古人员还要通过文字、拍照、视频的记录，给它建立一个文物修复档案，类似在医院里留下病历一样，记录这一文物的名称、编号、年代，还有修复前的状态，包括每一步采取什么样的工具和材料、做了什么修复工作等。这件铜奁在修复过程中，才发现它的器身和盖子上都刻着非常精细的纹饰，上面有20多个动物在峰峦谷地之间飞来走去的图案，主要体现了汉代羽化升仙、长生不老的思想，这在修复前是完全想象不到的。目前，这件铜奁正在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印象小谷围展栏里展示。

修复并不是文物出土的最后一道工序

可能很多人会问，修复一件文物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吕良波的回答是，根据文物病害、残缺、断裂的情况，有的需要花上几个星期，复杂的话也可能要几个月。如果遇到更复杂的情况，修复一两年都有可能。而文物从出土到被提取到室内修复，对其本体的保护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因为前面这一系列修复工作并不能一劳永逸，还需要做很多预防性保护工作。

有时为了预防一件铜器出土后遭遇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要给它量身定制一个锦盒，有一些文物则会放在专业的展柜内才能展示，还有一些只能放在定期监测温度和湿度的库房里严格保护起来，才能确保它不会再被腐蚀。

在文物修复过程中，工作人员对文物本体进行清洗、粘接、拼对、加固，这些都不是一次两次能够完成的，经常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些器体比较大，可能要在怀里抱来抱去、反反复复。在这个亲密接触的过程中，也会让考古人员不断去思考修复文物的意义与价值：这些铜器是在哪里铸造的，怎么铸造的，怎么到我们这里来的，古人又是怎么使用的？考古人员常常会产生一些感悟和感想。吕良波说，这个过程其实很有趣，仿佛与古人通过文物在对话。我们可能会想，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可能也会追求手里拥有多少铜器、死后要多少铜器陪葬，而古人如果来到我们这个年代，可能也会想要买多大的房子、考虑买哪个学区的房子。

这个过程也有助于文物的修复，但文物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等特性，所以在做修复时还是会有一些特殊要求，尤其是有些原则必须要遵守。

比如不可臆造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依据的时候，不能对它进行臆造修复。比如维纳斯断臂雕像，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对它那只未被还原修复的手臂究竟是什么姿势，大家的认识也不一样，不同的认识就会导致修复和复原的时候姿势也会不同。如果修复起来，就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误导，所以不可臆造。

除此之外，还有可辨识、可再处理和最小干预等这些原则也必须遵守。

“知道得越多，就会发现我们了解得越少。”这句话或许也适用于修复、研究文物的过程。了解文物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历史、了解人类生存发展经历的过程，是一个不可忽视、相当严肃又有趣的过程，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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