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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不但昏庸残暴，八字也和国家不合，每次大寿都会赶上国家灾难

众所周知，晚清的实际掌权者是慈禧太后。慈禧善于操纵权力，手段毒辣。她在执政方面没有任何作为，晚清在她的统治下，也越来越衰弱。虽然那时候晚清国力衰弱，民不聊生。但是慈禧依然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她的每一次寿辰，也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慈禧不但奢侈狠毒，就连八字也和国家不合。她的每一次大寿都会赶上国家的灾难，四十大寿的时候​赶上日本侵略台湾，最终清政府以赔款谈成议和。慈禧五十岁的时候又赶上了中法战争，​当时的这场战争耗时两年，而慈禧就是在战争期间过的大寿，当时的清军被打的节节败退，但这并未影响慈禧过生日的心情，光是修建她的寝宫就花了几十完两白银，更别说什么其他的庆典活动了。慈禧六十岁的时候，又赶上了甲午战争。这让每次大寿都赶上战争的慈禧感到很扫兴。光绪皇帝和大臣们都积极备战，而慈禧则是反对出兵，并把海军军费都用在了修建颐和园的身上，最后日本打到家门口来了，慈禧只能宣布出兵了。不过意志不坚定的清军还是以失败告终。​慈禧七十大寿的时候​​沙俄和日本为了争抢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在东北发起战争，清政府置国家主权和人民安全不顾，宣布“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日俄两个军队“交战区”，并严令地方政府对人民“加意严防”“切实弹压”。虽然失去了东三省，但是慈禧无暇顾及这些，还是花费巨资来修园子，办庆典。

曾国荃弹劾官文，督抚之争的背后，是帝王心术和权臣手段的博弈

同治五年（1866）九月初六，河南周口覃怀会馆。

以钦差身份督剿捻军的曾国藩，接到了一封密信，此信是其九弟，时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由襄阳军营中寄出，随信更附上了一份誊写的奏折。

剿捻诸事不利，搞得曾国藩焦头烂额，最近几天更是莫名的心烦意乱、坐卧不宁，似乎颇有不祥之感。快速浏览了书信以及奏折的内容，顿时心内大呼不妙。

暮秋时节的河南，寒风渐起，而此时的曾国藩更是如同置身冰窖之中，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原来曾国荃在给大哥的信件里，只阐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八月二十六日，他以巡抚的身份，上奏参劾了当时的湖广总督。

此时离曾国荃寄出奏折已逾十日，计算时间，朝廷肯定已经收到。湖北的督抚之争，在千里之外的朝堂之上，必定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错已然铸成，覆水难收之际，曾国藩既恼怒于胞弟的行事莽撞和先斩后奏，更担心这封奏折会给其兄弟二人引来意想不到的灾祸。

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荃身为湖北巡抚，本就享有密折专奏的权利，况且湘军攻破天京，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位极人臣，此时“圣眷优渥，无以复加”为何面对一封弹劾奏折，会如此心有余悸呢？

因为曾国荃这次选择的对手是“官文”！

此人不比一般的封疆大吏，身兼湖广总督及文渊阁大学士，世袭一等果威伯。当然，如果仅仅是这些名头，曾国藩也许还不会太过忌惮。

最关键官文乃是满洲正白旗出身，根正苗红的八旗子弟，而且深得慈禧太后宠信。

湖广下辖湘、鄂两省，湖北为天下要冲，湖南为湘军根源，清廷将官文放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安排“自己人”监督、制衡湘军集团的用意十分明显。

咸丰一朝，湖广总督历任七人，此前六任，均如走马观花，匆匆而来又草草而去，独官文履职后，坐镇湖广十数载，始终风雨不动、稳如泰山。

到同治四年（1865）时，清朝治下各省督、抚共计二十五人，其中却唯有官文一名满人，由此可见，官大总督在咸、同二朝，是如何的得势、受宠。

而做到这一切的官文，不仅昏庸颟顸、不学无术，且对军事政务几乎一窍不通，但此人厉害之处就在于深谙官场逢迎之道，因此无论庙堂、朝野，其结交甚广、奥援众多，表面上只是弹劾官文，实际上不啻与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势力为敌。

其本身又是满清统治者最为信任的自家“奴才”，曾国荃以汉臣的身份，主动挑起督抚矛盾，得罪的还是这样一个爱新觉罗的“看门狗”和“自家人”，慈禧倚重的亲信与功臣，实在是有些不明智。

曾国荃并非初入官场，官文的身份和背景，他应该有所了解，就算九帅恣意性情，嚣张桀骜，也不会轻易地选择与这样的封疆重臣为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曾国荃与官文，督抚二人反目呢？

督、抚之争，可以说是晚清官场的一种常态化现象，总督和巡抚，同列封疆，代皇帝执掌一方权柄。

总督主军事、巡抚重民政，虽说工作各有侧重，但同处一地，难免事务交织，权力重叠。

职级不清、责权混淆，加之两者虽然在官阶品序上有高低之分，却并无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在实际相处中极易产生摩擦矛盾。

当然，从朝廷的角度来看，既希望督、抚能够和谐相处共襄政务，又不愿看到他们太过亲密无间，以致中枢大权旁落。

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牵制中维持平衡，合作中走向双赢，才是爱新觉罗的统治者们最愿意看到的局面，这也是导致督抚之争虽极为影响地方行政效率，却又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官文作为满人，源自血统的优越感与生俱来，加之久居高位又性格刚愎，难免在湖广地头生出唯我独尊的想法，

而曾国荃百战余生、功勋彪炳，又是桀骜难驯之辈，打心眼里便看不起百无一用的八旗贵胄。

这样的“满总督”加“汉巡抚”，已很难有和平共处的可能，而实际上官、曾的矛盾还不仅仅源于单纯的督抚之争或者满汉之嫌。

早在1858年三河之役时，湘军悍将李续宾唯恐兵力不足，向官文请调湖北防军，官文不仅按兵不动，还在总督衙门冷嘲热讽：

李公用兵如神，今军威大振，何攻不克，岂少我哉?’

结果湘军遭遇三河惨败，六千精锐全军覆没，主帅李续宾和随军的曾国华，也殒命阵中，这样，官文不仅间接害死了曾家老六，更与整个湘军系统结下了仇怨。

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因官文位居湖广总督，又是满族权贵，曾国藩在叙功奏折上推举其为剿灭太平天国首功之人。

湘军主帅的举动，是出于官场的谦让同时也有向满清贵族示好的用意，所谓形势所致，不得不为。

但既然曾国藩有意成全，朝廷也乐得顺水推舟，结果坐镇大后方的官文，与攻下安庆、天京的曾国荃，淮军主帅李鸿章、楚军主帅左宗棠平起平坐，同样获封伯爵。

就剿灭太平天国的实际贡献而言，官文和当时的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完全没有可比性。

湘军刀头舔血、出生入死，到头来官文却坐收渔翁之利，曾国藩大度隐忍，也许不会过于计较在乎，但脾气暴躁的曾国荃，对官文怎能不怀恨在心？

1864年，天京战役后便听从兄长安排，开缺回籍两年之久的曾国荃，因捻军兵盛，于1866年被朝廷再次启用，先任山西巡抚，后改抚鄂省。

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又同在武昌一城办公，官文与曾国荃，就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之下，被命运安排在了一起。

曾国荃尚在赴任路途之中，时任湖北按察使兼布政使的唐际盛，因与曾国荃至交黄冕关系恶劣，担心巡抚大人到任后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代官文起草了一道奏折，建议曾国荃不接巡抚印信，直接带兵出境剿捻。

官文虽然才具平庸，但毕竟不是傻子，如此公然抵触巡抚入境，于公于私难免会落下口实，于是断然拒绝。

唐际盛见此路不通，便又生一计，暗中将奏折寄往湖南，在众人间广为传播，并扬言官文已经秘密向朝廷上奏。

谣言传到曾国荃处，老九勃然大怒，抵鄂后拒绝接印，若不是兄长曾好言相劝“此次出山，亦必龃龉者多，而水乳者少”，提醒胞弟克制脾气搞好同僚关系，恐怕上任伊始，曾、官二人便会爆发冲突。

只是经过唐际盛一番刻意挑唆，督、抚之间早早便埋下了不和的隐患。

官文身边有小人，曾国荃周围同样不乏挑事者，湖北督粮道丁守存，早就不满官文对其欺压索贿，却苦于自己位卑言轻，只能任人宰割。

此时获悉督抚矛盾，自认找到借刀杀人的天赐良机，便向抚台大人告密，言及官文私下经常称曾国荃为弟，大有轻慢无礼之意，更出示了官文以湖北粮道存银贿赂中枢要员的证据。

而恰逢此时，官文又听从了唐际盛的建议，以曾熟悉军务为由，向朝廷奏请曾国荃任“帮办”，领兵开赴襄阳剿捻。

曾国荃不明就里，还去信询问兄长，是否应拟专折谢恩，岂料曾国藩回信解释道：帮办，不仅是虚职，还是副职，本朝从无授予封疆之先例，因此谢恩大可不必，但同时也嘱咐曾国荃，不要因此事过于介怀，顺其自然便是。

但此时的曾国荃，身为朝廷要员，了解真相后觉得简直是奇耻大辱，旧恨新仇涌上心头，前往襄阳军营之后，再也抑制不住冲动，委托侄儿曾纪泽，炮制了一篇洋洋洒洒三千余字、措辞极其严厉的《劾督臣疏》，并以“飞折五百里加急驿递”发往紫禁城。

为求一击致命，曾国荃在奏折中给对头罗列了“滥支军饷、冒保私人、公行贿赂、添受陋规、弥缝要路、习尚骄矜、嫉忌谠言”等七大罪状。

但曾国藩仔细分析九弟奏折中所涉及的内容，不妥之处比比皆是，随之更觉胆战心惊、危机四伏。

其中“公行贿赂”和“弥缝要路”，直指官文对途径湖北的军机大臣胡家玉行贿四千两银子的问题。这一指控无论是否成功，都在攻击官文的同时，得罪了位列中枢的胡家玉，可谓得不偿失。

“添受陋规”与上面两条罪状一脉相承，无非指摘官文行贿的同时又在受贿，这一点曾老九更是相当糊涂。

晚清官场，冬有“炭敬”，夏有“冰敬”，三节两寿之时、迎来送往之间，花样繁多的贿赂比比皆是，这些虽是“陋规”，却已然成为所有官员默认的潜规则，而曾国荃身居高位，又何尝没有收受过这些好处？

况且1864年攻破天京时，被指贪墨太平天国的巨额财产，已经让曾国荃深陷舆论漩涡，此时仅仅因为与官文的私人矛盾，一怒之下便要揭发整个官场的“贪腐黑幕”，试问在激起公愤的同时又能引得几人共鸣？

而且曾国荃认定慈禧太后对肃顺党羽最为深恶痛绝，为让其难以翻身，竟然在奏章的末尾，又加上了一个官文“贿通肃顺”的指控。

殊不知“辛酉”时，慈禧与恭亲王联手铲除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方才有了日后的垂帘听政。

当年叔嫂密谋夺权，本就是慈禧讳莫如深的往事，实属不该翻的陈年旧账，何况当下的曾国荃手里，也并没有掌握任何实际的证据。

但无论如何，在剿捻的关键时刻，身为巡抚的曾国荃上奏弹劾，朝廷相当重视，立刻下旨，委派刑部尚书绵森、户部侍郎谭廷襄为钦差，赴湖北查办此案。

调查的结果很快出炉，湖广总督与军机大臣确实在私下有金钱往来，官文随即被责令于次年赴京交代问题，而胡家玉更是因此被迫离开军机处。

此番交锋，从表面看来，无异于是曾国荃初战告捷，但事情的发展很快便印证了曾国藩之前的担心。

首先是军机处，这个中枢权力机构下达给地方的所有“廷寄”，此后皆不寄往巡抚曾国荃处，全部由总督官文代收。显而易见，因为胡家玉被牵连革职的缘故，军机处在官、曾之间的立场已十分鲜明。

而两位钦差虽然查实了官文行贿、受贿的不法之举，却也为其洗脱了“肃顺余孽”的嫌疑。

偏偏官文在京城亲朋故交甚多，一时之间，朝野上下，纷纷指责曾国荃构陷忠良，甚至牵扯出了当年天京的贪腐之事。

御史言官亦有多人上奏，表明既然曾国荃指控不实，便要依法“反坐”，治其诬告之罪。

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案情的走向对曾国荃已愈发不利，事已至此，曾国藩觉得眼前的困局自己应付起来倍感吃力，焦头烂额之际，他不禁想到一人——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虽是后起之秀，但若论官场权谋、智计手段，此人却大有青出于蓝之势。

接到李鸿章的复信，曾国藩迫不及待地打开，只见“请恩师出面，密保官文”几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曾国藩愈发糊涂，一贯运筹帷幄、算无遗策的少荃，怎么关键时刻却出此下策？

九弟此时吉凶未卜，自己作为兄长不便出面力挺，但也不能落井下石，反过头来去维护官文呀！

正如曾国藩稍后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所言，“不知邪火正旺，弟用芒硝大黄且攻之不下，吾岂可更进参茸乎?”

但冷静下来后仔细一想，曾国藩又不由得大呼妙哉。

试想如果曾国藩此时为避嫌而刻意保持沉默，反而会使人怀疑弹劾官文之事，是兄弟二人经暗中谋划且深思熟虑后的行为。

但如果公然支持曾国荃，无论个中曲直、是非对错，又难免会给人一种曾氏兄弟倚门第、仗武功，凭籍圣眷恩宠，一派有恃无恐之相。

而力保官文，曾国藩这种“帮理不帮亲”的态度，既给足了朝廷面子，同时也代表曾氏兄弟无意与慈禧作对，不会令矛盾进一步激化，可谓一石二鸟之策。

虽有锦囊妙计，但曾国藩并没有立即上奏，而是在等他的湖南老乡左宗棠率先出手。

左宗棠委身湖南幕府时，曾因弹劾官文亲信樊燮一案，差点被其整死，此时曾、官之争闹得满城风雨，脾气火爆且睚眦必报的左宗棠，岂肯袖手旁观。

不出所料，左宗棠果然在不久后便上书朝廷，直言曾国荃的奏折“是目下第一好事，是当今第一篇文章”。

同为封疆大吏，左宗棠在慈禧心目中的份量比之曾国藩，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左宗棠当时正以陕甘总督的身份在西北平定回乱，他的发声支持，清廷绝不会置若罔闻。

紧接着，曾国藩力保官文的密折就适时地呈送到了慈禧的手中。

即使大清统治者嘴上一直强调满汉一家，但在处理督抚之争时，心里都会有意无意偏向于满人一方。

但人的心态有时候特别微妙，曾国藩的表态已经格外照顾朝廷的脸面，慈禧政治经验丰富，当然懂得投桃报李，另外封疆重臣左宗棠对曾国荃的力挺，她也不得不慎重考虑。

尤其是在剿捻的重要关头，为了官文与曾氏兄弟闹翻，显然得不偿失。

随即，中枢就曾国荃弹劾官文一案作出最终裁决，官文赴京后随即便被革去湖广总督之职，并罚伯爵俸禄十年。

尘埃落定，看似曾国荃大获全胜，其实结局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慈禧看来，官文嚣张跋扈有之，行贿受贿也不假，但作为自家奴才，这些都不过是“小节有亏”，对他的处罚也仅仅是为了暂时应付曾氏兄弟，而做的表面文章。

1867年2月，官文被褫夺湖广总督，但当年11月，朝廷便再次擢升其为直隶总督，这一官职，号称“疆臣之首”，此举对曾国藩、曾国荃来说，无异于被当众打脸。

而所谓“罚俸”就更加不值一提，伯爵的年俸不过区区一百多两银子，而光总督的养兼银，一年便接近两万两，因此被罚没的这点小钱，对于官文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而1867年2月，几乎就在官文卸任湖广总督的同时，因为剿捻日久无功，清廷严责不断，御史弹劾连连，曾国藩心灰意冷，请病开缺，但好歹朝廷念及过往，仍然安排其回归两江总督的原职。

最惨的还是曾国荃，因此案名声受损不说，满心以为官文下台之后，自己必然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结果朝廷却别有用心地接连安排了李鸿章、李翰章兄弟接任湖广总督之职。

而随着其麾下湘军相继溃败，剿捻战事不利，1867年5月，曾国荃遭到摘去顶戴，下部议处的处罚，最后只能被迫奏请辞职，再次回籍养病。直到八年后的1875年，才被再次启用为陕西巡抚。

但事后受到打击报复也好，失去利用价值被弃之如敝履也罢，无论如何，在顶级汉臣的联手之下，强如慈禧太后，毕竟也作出了妥协与退让。

因此，曾国荃弹劾官文的短暂胜利，也预示着在满清江河日下的背景之中，汉族势力开始真正崛起和全面掌控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