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关凯(满族)

也许，如果我们泛泛地说人性普同，似乎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但一旦把“文化”作为一个变量引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事情就可能变得有些复杂，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一种几乎不自知自觉的文化“默认程序”中思考问题的。

真正理解中西文明的同异，是中西方国家交往和交流的重要基础，也是在有分歧和冲突时沟通问题与解决矛盾的理解基础。

公元300-600年间，世界还没有连成一体，不同的文明还在相对孤立地发展。但全球的气候对各种文明社会的影响却是相通的，同样作为古代最重要的文明帝国的中国与罗马历史遭遇极其相似，北方蛮族南下入侵，帝国衰败、分裂甚至解体。于是，罗马帝国灭亡，中国经历了“五族乱华”。

究竟应该称之为“五族乱华”还是“五族入华”，这是史家因应当下价值观的修正表述。中华史书主要是用汉语书写，华夏中心观自是其立论的基点。正如现代性文明诞生于西欧原本蛮族聚居之域，世界就被分成了近东、中东、远东和新大陆，用得久了，大家皆习以为常。

蛮族入侵在东西两界造成的唯一但也是极为重要的差异是，代表中原文明的晋朝中央政体只是缩小了版图而没有同罗马帝国一样消亡。同时，历史依然在朝着相似的路径发展，即都在现实斗争中尝试走向大一统。如经过一百多年的征战，蛮族王朝法兰克出现了查理曼大帝，统一了整个西欧；而中国北方的北魏也出现了拓跋焘，比较稳定地统一了北方的广大区域。潘文极为重要的抓住了一个历史要点，即中西文明的历史分叉。通过理解历史分叉，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西文明的差异，特别是两种文明的内在逻辑的不同。

如果按照历史三段论来比较中西文明，可以说以轴心文明为主的古代文明时期，中西方的历史轨迹是其为相似的；到了中古文明时期，历史轨迹出现了明显的分叉，中西方文明在遭遇了极为类似的“蛮族入侵”后，走入了根本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西方走向封建制导致列国林立、战争不断，还因宗教分歧加剧了各国战争，最后不得不建立起民族国家规则体系以结束和避免战争，但这套规则并不能避免战争，反倒是因为民族国家的相互确立而更进一步导致国家间的战争——一战和二战。而同一历史长时段的中国则步入了自身文明逻辑的循环，随着隋唐王朝的建立，大一统成为了历史“惯性”，中华文明与大一统互为表里，然而政治社会的变迁也同样导致了王朝衰败和裂变，大唐天下的分裂，到北宋和辽的局部统一，最后元朝再次大一统，完成了又一个循环。

很显然，中古时期的中国和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轨道，而这次分叉的开端，则在公元3-6世纪之间。中西文明何以在古代漫长的相似轨迹之后步入极其不同甚至相反的发展轨迹呢？这个问题是个真问题和大问题。

理解这个问题，中西文明比较是极为重要的方法。因此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恰切的中西文明比较。我们知道西方最初正式比较中西的是黑格尔，虽然黑格尔以“世界历史”的观念比较中西，以“历史的终结”的历史哲学训斥中国没有“历史”，但即便如此，黑格尔也没有(也不敢)否认中国文明，此后随着西方世界史的发展，即便到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给予了中国文明正当地位，但其对中国文明的理解程度依然不高。问题何在？

简化来说，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国，更多的还是通过阅读他们本国文字或者英语书籍，西方学者或有中文程度较高的，但其理解中国文化的速度与程度也不会太高(原因之一在于典籍太过丰富)。因此，沟通中西文明的理解，需要我国学者做出更多努力。更深入地从世界历史和比较文明的视野来挖掘中国历史和中国故事，“实史求事，实事求是”地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极为要紧的。

公元3-6世纪是轴心文明的分化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分叉，从中理解后续文明发展轨迹的分歧在于文明逻辑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西欧文明发展更像是一种偶然性轨道，而是中华文明则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异。

西欧何以成为现代性文明偶然性发生的重要源头？此问题在韦伯看来主要是宗教原因，即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社会的道德伦理与现代性的选择性亲和。但在政治上，西欧文明解决不了政治单位碎片化的顽疾，事实上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体制加剧了这种国家分立的结构。不过西方的幸运在于新大陆出现了美国，无意中重现了现代版的罗马帝国。

西欧历史上因采邑而封建，王权的基础在于采邑。查理曼大帝之后无法脱离土地的分封建立王权。臣服与庇护的权力机制的关键不在于封建而在于采邑，从此西方因采邑而入封建，始终无法完成欧洲统一，直到拿破仑那次险些成功的努力，所以拿破仑被黑格尔视为历史的终结。但黑格尔想不到自己真正的思想继承人出现在新大陆，冷战结束的那一瞬间，他的衣钵传人福山兴奋地高呼“历史终于终结了”。

可惜的是，福山错了。有中国在，历史就不会以这种方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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