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母张昭娣

□ 魏晓红

我的伯母张昭娣，1916年12月出生在上杭县溪口乡大厚村细坝里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她降临这个世界还不满一个月，父亲就把她送给邻近的三溪村邱姓人家做“童养媳”，取名“招弟”。参加革命后，被闽南乌山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卢叨改为“张昭娣”。

1931年9月,张昭娣入团,不久由区苏维埃政府推荐成为省女工代表,后出任杭武县妇女部长。她满怀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挚爱之情，跋山涉水,走家串户,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发动妇女群众多做家务，使青壮年男子都能够参加红军，壮大革命力量。1932年6月，张昭娣以其出色的工作表现被选送到福建省军区政治部工作。她跟着比自己大四岁的上杭“老乡”吴富莲一起到白砂，拜见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聆听了政治部主任李明光的教诲，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这时,张昭娣还不满16周岁……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的伯母是5岁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听说她对孩子也是非常严厉的。后来每年暑假都会去福州和她小住一段时间，在华林路和温泉路的省政府宿舍都住过。在一起时，伯母动辄给我们上政治思想课，谈社会主义好，谈共产主义理想，哪怕可怕的十年动乱都没有磨灭她的信念，随着年纪渐长，我才逐渐明白他们那一代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伯母对子女、对亲人都非常严格，除了人们印象中的不讲私情，不计情面，不为亲人谋私利外，每次开饭，她总要念念有词：“大牛三把草，小牛也要三把草，唉，难啊，不节约怎么可以。”意思是大人工作辛苦要消耗，小孩成长也要消耗，可是国家还不富裕，就只能艰苦了。现在想来我都难以置信，两位省级领导（伯父魏金水曾官至福建省省长）的家里，饭食是非常简朴的。

新中国成立后，伯母历任各级领导，按理她的收入还是不错的。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伯母也是“月光族”，而且写信勉励我的信封都是她自制的，就是旧信封翻面再糊起来，信纸也是大小不一，一定是从别的信件里把空白部分裁下来的。我总觉得伯母实在小气，信封信纸节约也就罢了，餐饮艰苦我也能理解，但是听到堂哥堂姐们说她每个月的钱都花光，我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母亲告诉我，伯母每个月都会固定把钱寄给老区的几名接头户，她说他们太苦了，以前他们支持革命做的贡献也非常大，可是国家现在还很穷，不能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她作为个人帮一点是一点，不能亏待为革命做贡献的人。难怪小时候我家里也是时常有陌生人来，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父母亲受到伯母的影响，对来自老根据地的老接头户们寻求帮助给予救助吧。

伯母不仅在于她不计得失去奉献，还体现在她对待亲人的态度上，子女们都是各凭本事去奋斗，父辈为省领导的标签并没有为堂哥堂姐们带来什么福利。印象中有一年暑假我去伯父伯母当时位于温泉路的住处度假，一天中午饭的时候，伯母老家的一个侄儿来了，当时伯母就没什么好脸色，问是私事还是公事，当得知是私事时，伯母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开口就训了：年轻人不好好学本领，不好好工作，来福州做什么？为自己谋私利让我帮忙，想都不要想！整天游手好闲的！气得她立马就让秘书给买张票第二天就送回家了（当时交通不便，来回就要一天），而且给他安排去招待所住还让我那位亲戚表兄自己掏钱，伯母还气狠狠地说：你如果是来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办好事，我还会替你出车票和住宿费。这事把我吓得一愣一愣的，记得当时还暗暗告诫自己，以后工作了可千万别以私事来找伯母。

伯母对我们的教育特别严格。她对年轻人的许多想法做法总是看不惯，逮谁教育谁。1980年代中期，电视广告刚开始兴起，印象中有日立牌电视广告，看着电视上载歌载舞的青春美少女，伯母又教育开了，“你看看不好好读书，就只能穿着超短裙给资本家拍广告，有什么出息！”1990年代初，进口货当道，和伯母住在一起的堂嫂有一次提议买一台日本进口的洗衣机，质量更好也更省水，又被伯母狠狠教育一顿，“所有人都去盯着日本货，还怎么发展我们的民族经济，帮助日本发展，是你到现在还不记得南京大屠杀吗？”我觉得那时堂嫂被训斥，一定很委屈吧。还有，伯母不准孩子们穿高跟鞋，有一次堂姐的女儿买了双漂亮的凉鞋在院子里显摆，这时我突然说了一句“你不觉得这双鞋跟有点高吗，老太太允许吗？”接下来的操作又把我惊呆了，只见小外甥女拿起锯片一通狠锯，几分钟内就把两个高跟送进了垃圾桶。伯母的教育理念就是小孩子穿什么高跟鞋、烫什么头发、穿什么短裙，这样只会让你走神，不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她从不让孩子们跟着她享受什么福利，只有一项例外，那就是省领导每个月都可以去电影公司看电影，暑假的时候她偶尔会带上我，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堂哥堂姐们都会把这项福利让给我，几次后才发觉，你根本就没法和她安安静静享受一场电影，因为遇到她想“上课”的电影情节，她都会立马开课，中心内容都离不开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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