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卜抽签浅析——卦签之妙和占卜诀窍

古代占卜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天时、产育、行人、田产、谋职、疾病、买卖、丧葬、诉讼、斗殴、、桑蚕、六畜等，其主要目的是趋福避凶，心想事成。

在古代，不同的术士来对占卜的解释，往往各执一词，有时漏洞百出，甚至自相矛盾。一次，汉武帝有意识地把各类术士都召来问道：“某月某天娶妻可以吗?”术士们对这一天可否迎娶意见不一。五行家说可以，风水师说不行；建除家(根据天文历法占测吉凶的术士)说不吉利；丛辰家(指以阴阳五行来配合岁月、日时所定出的各种吉凶神煞的术士)说大凶；历算家（研究天文历法的术士）说小凶；天人家（天文阴阳术数的方士)说小吉；太乙家(太乙，古代一种术数，与六壬，奇门遁甲合称‘三式’)说大吉。结果争吵不休，决断不下。

清代时，某父亲为其儿子择媳妇，占卦得噬盍（shihe）卦。按照卦意，该卦主要说的是法律方面的事。一占卜先生认为此卦不利，是克夫之象；而另一占卜先生认为此卦不但陪嫁丰富，而且子孙多，老来享子孙孝顺之福。这些例子说明占卜的结论解释多种多样，到底谁的灵验呢？

那么，为何仍有人相信占卜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求占人处在逆境或在某些问题上举棋不定时，为寻求心理平衡之外，主要与占卜先生解释卦的诀窍和卦签中的秘密有关。一旦求占人恰巧被占卜先生说对某些方面，或被奉承夸张获得心理满足（如夸求占人聪明伶俐、有财运官运等），就盲信于占卜。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卦签中的秘密。

用签占卜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发展起来的。签大多为竹制长条，上书编号。抽签者任意抽取一签后，便根据签号查对签文，以定吉凶。如观音签的签数为100，其中上签30，中签55，下签15。各签中包括“签诗”和“卦象解说。”此外还有“关帝签”，共100，各签包括“签诗”“圣意”等，抽签内容包括功名、财禄、讼、病、婚姻等多种。由于上签和中签的数目占了85%的比例，因此抽签人抽中好签的机会很大。即使抽签人抽到的是下签，解签人也会巧舌如簧，把签中不吉利的内容转为祥和之说，说得抽签人心中快乐，心甘情愿地交上抽签费。由于抽签方法比较简单易行，签词内容主要说的是一段时间的运势，所以一直流传至今。

后来，在签的基础上，又发展出纸牌签。纸牌签的数量不等，有36签、24签、18签12签的，其中2/3是好签，1/3的签为一些模棱两可的内容。签底有签词、图案等。抽签的解释大多为抽签人最近的运气，解签人可以随意的吹嘘一通。如抽到图案为“妇女摇纺车”解签人可以说你摇金摇银，财源滚滚；也可以说你办事心猿意马，迟疑不决。

签词的解释很有“学问”，占卜先生利用有字、甚至有图的签词可以左右逢原，恰到好处。如“小人行险终须险，君子固穷未必穷。但把一心行正道，自然逢吉不逢凶。”显然，这首签词，即可说好，也可说坏。为了让你愉快地掏腰包，解签人会“妙语连珠”，说得你高高兴兴，最后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次，一男士谨慎抽出一签，看后，这人大失所望，脸色变青。签诗上写的是：“白虎当头坐命宫，名利财帛总成空。病逢仙丹效少奏，趋吉避凶惟诚重”。

占卜师看在眼里，他的解释是，虽然你的眼前名利财路没有什么，但只要你虔诚的烧香拜佛，就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前景看好。看来，占卦师对签诗的解释也不无道理。不论结局如何，都可以逢场作戏地巧解。

除了签词外，有些寺庙还在签牌中夹杂有少数的所谓“罚签”。“罚签”上写有“心不诚，罚灯油x斤”，“心术不正，罚香烛x斤”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抽到这种“罚签”的人，必须拿出额外的钱买被罚的东西，求菩萨开恩，消怒。一些相信迷信的人惧怕菩萨的惩罚只好节衣缩食奉上“罚签”内的东西。更有少数寺庙内还专门为占卦者设立了“药签”。“药签”上的药方没有半点科学依据，人吃了这种“药”，后果可想而知了。

我们再来分析占卜先生是如何占卜的。

有位占卜师说，“要断来人难，先把来人亮”，这可能便是占卦先生的一贯手法。他们首先观察来人的身份、语言和面部表情，套出来人的一些情况，然后根据卦辞故弄玄虚，顺藤摸瓜。

宋代淳熙年间，福建有一学者曹仁杰来京城杭州等待秋榜中士。入京后，因手中拮据，生活无着，因懂点“字画卜”，无奈中便干起了占卜测字。一天，某人来求曹占卜。他手拿一幅画，画的是一官人发怒之状；并写了“事”“忧”“喜”三字，请曹卜测。曹看了写的三个字发现，“事”字下面挑脚缺，“忧”字半缺，“喜”字下端不封口。于是解释道：“你可能要吃官司，而且大祸如天，但不必忧虑，过了这个月祸自除，还将有进财之喜。”来人忧喜参半，请曹细说。曹说：“画上官人发怒，有令人忧愁之事。而“事”字笔画不正，所以无害。忧缺半则喜至，由于喜字下面不封口，须等到来月才转吉。求卜者听后顿时喜色盈面，“如果真是象你说的那样，我日后当奉谢重酬。”

过了一个多月，求卜者来拜访曹仁杰，并馈赠钱二万。他大赞曹的推断准确，说“先生说得真准，好象通了鬼神一般，京城占卦拆字者满街可见，但没有一个及你。”曹仁杰坦诚说道：“我不会占卜拆字，略知一点相法，看出你是衙门公吏，因而知你为公事而来。从你面色来看，没有灾难厄运之象，所以就以此说说而已。”

后来曹仁杰察访这人，果然是府吏，因一案情涉及贿赂，原告揭发了他，他害怕治罪而来占卦。由于府尹不主持公道，反而罚原告钱三十万。

还有一少年来求卜，看与未婚妻将来能否同心和睦，曹仁杰令他画了一枷一匙(枷、匙二字，发音暗喻“家室”)，其下有喜字，便说道：“这表明婚姻之事最吉利，因为‘家室喜’”。曹仁杰的占卜，看似“灵验”，其实并非占卦灵验，而是他对事物、现象的分析情到合理，故其说带有一定的预见性。他在占卦测字过程中，首先是观察来人声色，作出一定判断，然后尽力牵强附会以求巧合。二是考察来人的底细，以言词迎合，使卜者在自己不知不觉中心满意足而去。

近十多年来，社会上有些占卜者因“学艺不精”，时常闹出一些笑话。河南某市的一商场附近，曾活跃着几位占卦算命先生。

一天，某记者在商场附近被一40多岁的占卦妇女拦住说：“你印堂发亮，有两道金光闪耀，近日必有好运。但必须有我给你指点方可。”话毕，这位占卦妇女拿出一叠塑料签，要记者抽一签，说如果抽到“上上签”则证明他的话准。记者不信，占卦妇女于是又拿出一个“工作证”，证书上盖有“某八卦协会”的印章。她指着签说，12支签代表12天神。记者一数，只有11支，便笑道：“你的天神不齐，怎么能算命？”那占卦的妇女自知露馅没趣，便灰溜溜地走了。

海南海口市，有人曾问路边一位年轻的占卜先生，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占卜师说，他大学毕业后，到海南来谋职。一时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便干上了这一行。他认为干这一行不要本钱，挣到钱后再去办公司。有人又问，你真的能占卜未来？他答道，谁也不能预知人一生的命运。我读过算命书和心理学，求占者无非是想听好听的，为要做的事情壮壮胆，我就多说几句吉利话，也加一点小灾小难的话，他们十分相信。这说明，他占卜无疑是为了赚钱而已，其占卜的动机远不如汉代占卜先生严君平。

当时严君平隐居成都以卜筮为业。他占卜是希望他人“从善”。如见占卜者有邪恶之心，便利用所占卦理进行正面引导，说明利害。对年轻人讲孝敬之理，对弟兄之间便谈孝悌；对大臣等官员则说忠君报国的道理，以“从善”来讲卦义。他虽然宣扬的是忠孝仁义的一套，但比利用卜筮来妄断祸吉凶福，钱财无疑是一种进步，唐代陆龟蒙曾对他的做法给予了积极评价。

当然，占卜先生也知道占卜这种简单的预测形式有必有破绽，少有灵验，因此在求占者身上作文章，想方设法进行变通。清代王洪绪在《卜筮正宗》中谈了“卦有验有不验”的情况：

灵验的情况：占卜人心诚，感动了“神明”。求占者在占卜前先进行了虔诚的祷告，然后再卜，卜后要严格按照卦词断卦，吃透其中的道理，故而灵验。

不验的情况：一是占卜者不知道要占什么好，而妄加占断；二是占卜者要占的内容过多，可能神灵厌烦不理；三是占卜者如占之事，天理不容，占断不验；四是占卜者事先没有准备，随心所欲，想占就占；五是请人代占，而代占人与自己的名分关系不清楚；六是奴仆代主人占，不说实情，而假称是其亲戚，造成神灵占断有差；七是因自己有事，请朋友代占，而代占之人心不诚；八是今日占了，明日又占，或一人占4、5卦。

这些不验，为占卜不灵作了开脱。这样占卜先生就可巧妙地利用人的心理作用，要求占卜人“其用之至严，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应之至精”，正所谓的“诚则灵，不诚则不灵”上。实际上，灵验与否，应该用实践来检验或评判，但却把你引导到你的“心”诚与不诚上去。心诚的程度决定了灵验的程度，心愈诚则愈灵；反过来，如果应验，则证明了你的心愈诚。

同时，占卦时要求一次成功，正如《易经》中第四卦“蒙卦”卦辞告示那样：“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用白话文解释是，初次占问的时候，卦象将结果显示于人，再多次问同一件事，反复的问，卦象就不告诉你结果了。如果是占卜数次，则亵渎了神灵，神灵就不会理会。这说明占卜是不能重复的，既然不能重复，也就不能证实占卜的准确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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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拟定五个方案，理都不理，陈毅大悟：把指挥权交给粟裕

陈毅曾说，和他结识和共事的领导人中，粟裕是“多年受委屈，是提拔最慢的一个。”从粟裕年谱来看，粟裕担任连级干部长达21个月，担任营级干部17个月，担任团级干部1个月，担任师级干部则长达180个月。粟裕任师级干部时间， 可能是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最长的一个。

抗战末期，粟裕开始异军突起，逐渐展示了他过人的军事才能。特别是天目山战役后，慧眼识英，做出了一个预言：“粟裕以后能带几十万大军”。而这个预言在数年后便很快应验了。

抗战结束后，我军建立了山东、华中两大解放区。从名义上来说，山东解放区和华中解放区都由陈毅统一领导。但实际上，由于地理的区隔，导致陈毅很难一肩挑两担。华中军区的部队有很大的自主性，主要由粟裕统一带领。因此形成了陈毅奋战于山东，粟裕转战于苏中的局面。而邓子恢把守的两淮地区，又将两人联系在了一起。

可以说从一开始，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是分兵作战的。从效果和战果上看，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在粟裕那一边，他以3万兵力大破李默庵的12万大军，歼敌5.3万人。粟裕出色的战绩让大为惊喜，他亲自拟定电报稿，向全军推广粟裕指挥作战大军经验。整个解放战争，还没有哪一个战区能得到如此毫无保留的褒奖。

粟裕在苏中占据了先手，然而陈毅在山东却呈水深火热的状况。陈毅和宋时轮一起发动了泗县战役，结果在桂军的反扑中落败。战后，陈毅将责任一把揽过，下了“罪己诏”。

然而山东野战军的困难并没有结束。泗县战役后，薛岳制定了所谓“穿心战术”，也就是假意攻击鲁南，实则袭击两淮，切断山东与苏中的联系。

在薛岳的阴谋面前，陈毅的判断出现了巨大的失误，忽视了军奇袭两淮的可能。最终张灵甫偷袭两淮得手，让粟裕的苏中陷入严重的孤立之中。由此，粟裕在苏中的七场大捷均化为了无用功。

无论是攻打泗县，还是保卫两淮，粟裕都曾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事实也证明，粟裕的预判确实比陈毅更准确。两淮丢失后，三面受敌的苏中自然不可保。因此粟裕决定提兵北上，与山东野战军会合。

将两野战军由战略配合推进至战役配合，一直是陈毅的夙愿。华中野战军撤出两淮给了他一统军力、大展宏图的机会。 华中方面也希望重回老军长指挥下， 使山东与华中形成战略整体， 获得更广阔的回旋空间。

在两军会师之前，必须要解决顶层设计问题。因此到了1946年9月23日，亲自起草军委命令：“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在电报中，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对华东统帅体制的最初设计，陈主粟副，陈、粟还不是真正的搭档关系。

9 月 28 日， 陈毅来到华中野战军， 决定以华中野战军司令部为统一指挥机关， 作为合并指挥系统的第一步。10月1日，陈毅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即集中两野战军主力于宿迁、沭阳之间， 如敌东进即歼敌于运河之岸， 敌如不进即西渡运河恢复淮北。

此时的陈毅已经进入了他军事生涯的至暗时刻，兵败泗县、丢失两淮，他的声望已经降到了谷底。有人说陈毅不善于指挥、只会下棋，实际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评论。如果陈毅不善于指挥，缘何说他是我军中的“狡狯之最”？如果陈毅不会打仗，知人善任的为何几十年如一日地对他信任如一？

作为统帅，陈毅的优点很明显，他极具战略视野，很多方面都与不谋而合。他军中资历高、威望足、人缘好、政治能力强且足智多谋；但缺点也不是没有，就曾在电报中批评陈毅“战局顾虑太多”，特别是在战役战术和军事细节上，有时失之粗豪，多了些诗情， 少了几分缜密。因此陈毅才会在泗县和两淮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判断失误。

相比之下，粟裕则能完美地弥补陈毅的不足。如果说陈毅像文科生，那么粟裕更像是严谨的理科生，他更愿意用地图和数字来说话。在战役之中，粟裕判断能力极强，很少有失手的时候。粟裕判断能力之强，甚至连都要为他“让步”。

因此陈毅在10月1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就极力推崇粟裕的作用：

“今后集结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

这份电报很少被人提及， 但却是陈毅力荐粟裕军事上挂帅的历史见证。

对于陈毅的谦让，非常欣赏，因此他欣然确立了华东野战军的新体制：

“在陈的领导下， 大政方针共同决定 （你们六人（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曾山）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 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其中最后一句尤其重要。

作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仍负有统辖的职责，但军事指挥权却被剥离。其所承担的工作更像是政委，抓大局、起领班、掌舵、压阵的作用；而粟裕作为副司令，却负有军事指挥之责，拥有了战役决策权与指挥权。他既像司令，又像参谋长，是军事指挥的专员。

从全局来看，粟裕是陈毅的助手；但在军事指挥上，陈毅是粟裕的主心骨和帮手。

10月19日，陈毅与粟裕等人会合。见面后，陈毅紧紧地握着粟裕的手说：中央下了指示，战役指挥交你负责。

粟裕的言语十分朴实：“还是跟过去一样，尽力当好你的帮手。”“好，我们一如既往。我出题目，你做文章。”陈毅爽朗的笑声，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

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会合后，一开始磨合得并不好。山野和华野虽然已经联合作战，但部队番号有些是八路军的，有些是新四军的，还有地方部队的，很不统一。

大家是各个山头来的，谁也不服谁。山东八路军穿黄军装，北上的新四军穿灰军装，南方部队到北方，生活习惯与当地差别很大，难免产生隔膜和误会。山东野战军的一些战士评价华中野战军：

说话像鸟啼，好像来了一群外国兵；个个留头发，好像来了一批学生兵；不少人盖着五颜六色的绸面丝棉被，有的还穿绸子衬衣，好像来了一批少爷兵。因此山野的战士们悄悄议论：“这样的部队也能打仗？”

山野和华野有如此多龃龉，因此两军一开始打得并不好。从10月到12月，陈、粟时分时合，两支野战军时聚时散，随后先后组织了6次规模不等的战役，但均未能取得歼敌一路，扭转战局的效果。

明明已经合兵一处了，为何依然打不好仗？曾一再指示：“两军会合后第一战必须打胜”。但是这个开门红却迟迟无法到来，这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了两支野战军和领导人心头，拖得越久、背得越累。

进入 12 月， 敌情越来越严重。薛岳根据山野和华中野战军主力分置南北两翼的态势， 判断其中间地带必定空虚 ， 集结 25 个 整 编 师（军），拟定了四路进攻计划，定于 12月中旬发起进攻。

陈毅和新任参谋长陈士榘一商量，拟定了五份作战预感，并报送军委审批。然而陈毅左等右等，却一篇电报也不回复。陈毅左思右想，终于恍然大悟：

“中央之所以冷处理，就是为了落实“战役交由粟裕负责”啊！”

心领神会的陈毅，立即努力营造让粟裕放手指挥的环境。

粟裕看完陈毅的五个作战预案，认同了陈毅“在沭阳打一仗，歼灭军一路”的方案。于是他建议山野主力迅速南下，以便能在两天内赶到淮北一带的宿迁、沭阳地区参战。

陈毅和粟裕定计之后，的回电果然如期而至，他回复陈毅并电告粟裕：

“应待盐城作战结束，粟率一师北返，并待敌情完全明了后再考虑部署。”除此之外，他还特意嘱咐：“届时请粟提计划电告·。”

隔空而来的几个字可谓是字字珠玑、一字千钧，体现了他对粟裕军事才能的绝对信任。

军情如火、军令如山，接到电报后的粟裕立即放下手中事务，日夜兼程北上，身边只带了一个参谋——周志英，可谓是单骑救驾。从此时起，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才真正合二为一，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华东野战军。

对于粟裕来说，此次战役的压力是巨大的。山一样的权力，必然带来山一般的责任。粟裕只身前来，人地两疏，还必须打赢。后来粟裕用“紧张”二字形容当时的心情， 在回忆中少有地露出一丝“怯”意。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确实非常严峻，山东野战军已经有5个月没打胜仗了，战士们的情绪都不高。粟裕晚年回忆：

“由于我军这一段战事进展不算顺利，部分同志产生了一些埋怨和怀疑情绪，虽然做了许多工作，思想认识有所提高，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打胜仗。”

的嘱托，陈毅的渴望，还有山东野战军战士们的期待，粟裕别无选择，只能迎难而上。

面对插满红蓝两色小旗的沙盘，粟裕苦苦思索。他将目标集中于沿着宿迁东进的一支军。这支部队由“五大主力”之一的胡琏第11师以及戴之奇的69师组成。从战场态势来看，这支部队相对孤立，可集中兵力一举歼灭之。

一直强调，要打有把握的仗。相比于狡猾、凶狠的胡琏，戴之奇只能算一介政客，对个人忠诚，军事上却乏善可陈。因此相对于11师，粟裕更想歼灭第69师。

随后粟裕开始调兵遣将，他将华东野战军分为突击和监视、阻援两部分：以24个团为突击集团，集中兵力实行中央突破，首先围歼立足未稳的整编69师于苏北，分割、阻击并视情歼灭整编11师；以28个团担负监视和阻击任务，防止其他三路军增援。

对于粟裕的部署，陈毅想都没想，直接同意。随后陈、粟二人联名向提交了报告。获悉是粟裕的部署，第二天便欣然同意；

“决心与部署甚好。战况望随时电告。”

12月15日，宿北战役打响，华北野战军如神兵天降一般，突然出现在胡琏和戴之奇面前。仅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叶飞的华野一纵便迅速打掉了胡琏的工兵营和骑兵营大部，距离胡琏的师部不过300米，把胡琏吓出了一身冷汗。此战之后，华野成功切断了11师和69师的联系。

随后华野第八师按照原定计划，夺取战场的制高点——峰山。峰山一失，戴之奇一时间慌了神，他非常清楚，峰山一失，69师就将陷于四面包围之中，想逃跑就难了。天亮后，戴之奇让60旅旅长魏人镜亲自带队，不计伤亡地向峰山发动冲击。

第八师坚守峰山的部队派上了一波又一波，峰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多少兵力都填不满。胡琏为重新打通与第六十九师的联系，向北猛攻，峰山南侧的一纵遭受巨大压力。这时， 随第八师前进的前指给叶飞打来电话：“敌人连续攻击，飞机狂炸，大炮猛轰，八师阵地很难抵挡，要求撤退。”

叶飞一听就急了：“这咋行！”峰山一撤，最危险的就变成了深入11师与69师之间的3纵，将从三面受敌变成四面受敌。

就在这时，前指首长（不是陈毅）突然给叶飞打来电话：“我已经同意8师撤退，你们也撤下来吧。”

叶飞不同意撤，报告一纵情况：“敌整编第十一师正向我纵深疯狂进攻，并以大量飞机、大炮封锁我纵后路，而且四面受敌。”他提出请首长到一纵加强指挥。“我试过。”首长说，“敌人封锁得很厉害，带一个警卫班都进不来。”

就在叶飞和前指首长争执不休之际，粟裕突然出来一锤定音。他亲自下达命令：“八师不得撤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

眨眼间的功夫，整编69师彻底陷入了华野的重围，戴之奇在电话中不断向胡琏哀嚎：“拉兄弟一把吧！”

然而胡琏别说救了，自身都难保。他派遣的两个旅被叶飞死死堵在阵地前，只能干瞪眼，其中距离戴之奇最近的一个旅，还在叶飞的猛烈反击之下仓皇溃散而去。如果继续待在这个是非之地，恐怕11师也逃不了被围歼的命运。

就这样，粟裕指挥华野大军，对被围困自人和圩的69师展开了四面合击。正所谓困兽犹斗，绝境之中的69师拼命抵抗，华野一时间还拿不下来。就在这关键时刻，粟裕给在前线指挥的韦国清打来电话，命令他立即集中所有的炮火，包括刚刚缴获的大炮，将戴之奇的火力点和军事设施全部轰平。

遵照粟裕的命令，韦国清耗费三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攻克了敌阵，全歼69师。在绝望之中，戴之奇引枪自尽，中将副师长饶守伟等人被活捉。

粟裕与戴之奇有一面之缘，看着戴的尸体，粟裕且喜且怜，于是指令部下，务必用一口好棺材将戴之奇厚葬。在宿北战役中，整编69师全军覆没，此战之中全歼蒋军2.1万人。

真是换帅如换刀，这是原山东野战军长久以来获得的第一次胜利，于是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启用华东野战军新番号以来的第一场大捷。

陈毅高兴地说：“长期抑郁的心情一扫而空。”也发来贺电：“庆祝宿沐前线歼敌 2 万以上的大胜利， 于大局有利， 甚好甚慰！”对于粟裕本人来说，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殊荣属于过去，换了也属于其他将士，但粟裕并没有沉浸其中，而是马不停蹄地开始策划下一场战役。在不久后的鲁南战役中，陈、粟组合再次大获全胜，共歼灭整编第二十六师、 第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3 万人，生俘中将师长马励武、 周毓英，缴 获 坦 克 24 辆 、汽车 474 辆 、 各 种 炮217 门及其他大量武器装备，创造了华东战场的新纪录。

粟裕一生胜仗无数，但他却尤其看重不算出名的苏北鲁南战役，因为这是华东野战军的拐点。通过这两场战役，山野和华中野战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合，部队的装备也在不断歼灭和缴获机械化部队后出现质的变化。陈士榘评价说：“从这次战场之后，我们不再是‘小米加步枪’单一兵种的作战了。”

更重要的是，陈毅和粟裕结成了新型搭档关系。陈不离粟、粟不离陈，两人正式成为华野的双雄。他们珠联璧合、如虎添翼，他们搏击华东，最终掀起了席卷中原以至全中国的解放风暴。